1949年4月29日，刚刚进入北京的刘少奇，见到一位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青年时，主动上前向其打招呼。
并紧紧握着青年的手说道：“我以前在新四军当政委的时候，经常听说你的名字。你一个人顶三个人，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5年。我看，你就是个奇迹。”
青年听到刘少奇的话，脸颊变得通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多谢首长的夸奖，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么，这位青年究竟是谁？他有什么本事竟让能够让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他又是如何在敌营潜伏了15年？
这位青年名叫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东北黑龙江。由于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于是便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时雨。
从大学毕业后的李时雨，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1931年，李时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上给他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入东北军内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
随后，根据中共党员党组织的安排，李时雨成功进入了伪天津高等法院，在里面担任检察官的职位。
起初，李时雨对于这个任务感到十分抵触，在他看来，自己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在前线上阵杀敌却在敌伪政府担任什么检察官。
这让李时雨决定，自己空有满身的技能，但却没有用武之地。
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李时雨在进入伪天津高等法院之后，举家从法租界搬到了英租界内居住。
并且，开始假借工作的名义，负责来往北京和天津之间，为中共党组织搜集情报。
1939年，李时雨接到上级领导何松亭交代的两项任务。
这两项任务十分艰巨，一是将不久前党组织刚刚获得的一批电台机件运出租界，并转运到指定的地点。二是将我党的同志冯骥，营救出狱。
当时的天津虽然是英法租界，但实际上却是日本把控的地方。街道上不仅每天有大批的日军巡逻，在重要的关卡点，还有重兵把守。想要向外运送电台机件那么的东西，无疑是虎口夺食，谈何容易。
但李时雨在接到这个任务时，靠着之前自己在伪法院的人际关系，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张日本特务机关发放的通行证。
拿到通行证之后，李时雨便开始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李时雨最终确定了行动方案。
他先是将电台机件分别装在了三个箱子当中，分两次运到自己的家里。第一次先运来了两个箱子，由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将东西藏在安全的地方。
随后，李时雨又以要进入租界办事为由，从伪法院借了一辆汽车，将箱子放进车子的后备箱里。
到达法租界交界的日军检查站时，李时雨镇定自若，成功通过了日军的哨卡，把两箱电台机件安全地送进了自己在伪法院的办公室内。
没过多久，另外一个箱子也达到了李时雨的家里。
这不过这次，李时雨不能故技重施，他担心日军会有所察觉。
但任务紧急，他不得不想出另外一个好的计划。
次日，李时雨带着箱子坐着三轮车来到了“法国桥”边，可却遇到了日军的阻拦，不允许三轮车通过。无奈之下，李时雨只好下车，扛着箱子步行。
好在最后，他顺利通过了哨卡，并将箱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不久之后，李时雨就把这3个箱子送到了党组织指定的地点，顺利完成了此次任务。
任务顺利完成后，李时雨的表现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运送电台的任务，李时雨完成了，可接下来营救冯骥，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个难题。
当时，关于冯骥的案子是天津高等法院审理的，具体的情况李时雨也并不清楚。
好在这个时候，李时雨已经升任伪天津高等法院的书记官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官长。
利用职务之便，来到了负责审理冯骥案的康书记官的办公室。
趁着他外出的时候，李时雨快速地将冯骥的全部卷宗全都装在自己的皮包里带回家。
等回到家后，他就立刻就将这些卷宗给烧毁了。
几天之后，康书记官慌慌张张地找到了李时雨，告诉他关于冯骥的卷宗不见了。
李时雨在听到之后，假装十分震惊，并指责康书记官办事怎么能如此马虎大意。
看着对方一脸为难的样子，李时雨安慰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也不想这样，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想想怎么解决好了。”
说完，李时雨看着康书记官抓耳挠腮的样子，继续说道：“康书记官，你要是不介意，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一听到这话，康书记官十分激动地说道：“李官长，您真的有办法？”
李时雨点了点头，然后悄声告诉康书记官，让他跟上级汇报的时候，谎称冯骥的卷宗在法院的时候被日军的炸弹给炸毁了。
康书记官听完之后，对着李时雨千恩万谢，然后便离开了。
在之后，他按照李时雨跟他说的方法去和上级汇报，上级果然没有怪罪他。
几天之后，李时雨在康书记官的帮助下，不仅查看了监狱的看守所，还单独见到了冯骥。
李时雨悄悄告诉冯骥，他的卷宗已经被自己烧毁了，在审讯时，只要他跟审判长说自己是跟人打架，被仇家诬陷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就好，剩下的事情由李时雨来解决。
交代完这些后，李时雨便离开了。
紧接着，李时雨又来到了审判长和主审官之间进行打点，希望他们在冯骥案中能够通融一下。
不久，冯骥案便开庭审理了，由于证据不足再加上李时雨的说情和各种的打点，冯骥最终被无罪释放。
在这两项任务完成之后，李时雨认识到自己在敌区潜伏的重要性，也明白了自己的工作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并不比上战场杀敌的贡献小。
1939年8月，叛国投敌的汪精卫等人开始策划建立伪政权，并计划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此，汪精卫派人到全国各地网络代表。
当时，中共党组织需要扩大收集汪精卫卖国投敌活动情报的渠道。因此，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党组织决定派李时雨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出席他们所谓的伪“六大”。
1939年8月下旬，李时雨跟随伪国民党“六大”代表团去往上海。
在会议开始之前，李时雨和其他代表们在武装巡捕的监视下入场，大会走马灯似地通过整理党务、修改国民党政纲等等各种事情。
李时雨详细记录了这次会议当中的有用情报，并在回到天津后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了关于汪精卫卖国投降的情报资料，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
回到天津后不久，李时雨就接到了调任，让他前去南京担任“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而彼时的汪伪内部的各派系为了权利争得头破血流。其中，有一个人显得尤为重要，那就是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
巧的是，陈公博是立法院的院长，李时雨就在他手底下工作。
在进入立法院后，李时雨利用这个契机接近陈公博。
此时的陈公博为了巩固自己在汪伪政府当中的权利和地位，也在到处招揽人才。
李时雨从天津来到南京的第一天，陈公博就立刻看中了他，并认为此人对自己很有用。
于是，陈公博派人把李时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跟他谈起了汪伪政府的一些政策。
李时雨明白在陈公博身边不缺溜须拍马之人，自己要做的就是展现出自己的真本事。
因此，在和陈公博谈话的时候，李时雨表现得不卑不亢，一句奉承的话都没有。
看着李时雨的样子，陈公博心里认定了，此人是有真才实学的，如果能够为自己所用，自己将来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
就这样，李时雨获得了陈公博的赏识，并开始逐渐进入了汪伪政府的高层圈子。
除此之外，李时雨也跟陈公博身边的人打好关系，让他们在陈公博身边多替自己美言几句。
果不其然，陈公博对于李时雨越来越看重，每次有什么重要事情都会跟他商量。在外界看来，李时雨俨然成为了陈公博的亲信。
有了这层关系后，李时雨的地下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了，先后担任了司法处处长和军法处处长等多个重要职位。
随着官位的提升，李时雨有了更多机会和汪伪政府的高层官员搭上关系，并且开始频繁出入各种上层人士的交际场合。
在和他们周旋的过程当中，李时雨把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和活动了解得很清楚，收集到了许多对党组织有利的战略情报资料。
随着李时雨在汪伪政府的官职越来越高，他的心里却变得越来越忐忑。
于是在1940年的夏天，李时雨在见到自己的妻子孙静云时，跟她说起了自己的想法。
孙静云身为我党的同志，跟李时雨一样，经常要在打探消息，两人也因此聚少离多。
这次见面，孙静云从丈夫口中得知了他的想法后，安慰了他几句之后，又说道：“过几天，我要去北方跟组织汇报工作，到时候我帮你问问，看看之后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于是在几天后，孙静云见到他们的上线何松亭时，跟他说出了自己和丈夫李时雨的想法。
何松亭也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但是在听到了他们的话，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
思来想去，他将这件事汇报给了中央领导许建国，并安排孙静云与其相见。
孙静云在见到许建国后，跟他说起了这件事。
许建国听后低头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你告诉李时雨同志，让他放心大胆地往上爬，不管是敌人的什么职位，只要打入就行！”
随后，孙静云把许建国的话重复给丈夫李时雨。
李时雨听完后，心里也就有数了，自己放开手干就好了！
之后，李时雨将自己在汪伪政府得到的各种有用情报，全都汇报了中央党组织。
1941年，日伪着手“清剿”新四军，李时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将此情报及时准确地传递给新四军。
陈毅在看完情报内容后，拍手叫好，说道：“这个情报来得很及时，起码帮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新四军拿到情报后，立刻下令进行转移，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计划”。
而在之后，大量的军需用品也由汪伪政府运送到了新四军的队伍当中。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周佛海便出任了伪行政院的副院长和上海市的伪市长。并且还把大部分属于陈公博的干部和手下调离了上海。
就在陈公博打算将李时雨调任司法行政部的次长时，周佛海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且还指名让李时雨留下。
就这样，李时雨继续在上海担任伪警察局司法处的处长。
然而寿佛海和陈公博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搞特工军统起家的，虽然表面上亲切和善，但是背地里却是十分阴险狠毒。
因此，在周佛海手下工作，李时雨处处提心吊胆，任何一点点的差错都不能有。
好在李时雨凭借着圆滑的处事和办事能力，很快就成为了周佛海信任的助手，经常出入周佛海的公馆送批文件和汇报工作。
有了这样的职位便利，李时雨每次都能及时将收集到的情报送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汪伪政府的那些汉奸们，一个个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李时雨的顶头上司陈公博也被关进了苏州的监狱当中。
原本李时雨在伪政府工作，也应该受到惩罚，但好在他曾经的律师“朋友”余祥琴找到了他，并拉拢他进入军统。
原来，余祥琴是军统打入汪伪政府的高级军官，隶属于军统领导的沪交指挥站负责人。
在听到余祥琴抛来的“橄榄枝”时，李时雨的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就能够打入军统内部，获取更多对我党有利的情报。
为了不让对方起疑心，李时雨装作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样子，表示自己不想去。万一自己曾经在汪伪政府工作过的事情被查出来之后，自己恐怖小命不保。
“你是我派去出去的人，是打入汪伪政府的情报人员，这有什么？”
余祥琴拍了拍李时雨的肩膀说道。
李时雨顿时明白过来，冲着对方笑着点了点头。
就这样，一个汪伪政府的红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军统的“情报人员”。
李时雨打入军统后，获得了接近特务头子戴笠的机会，但想要在这个心狠手辣的特务头子手下获得情报，简直是难如登天。
不过好在，余祥琴之前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曾四处炫耀李时雨在汪伪政府做过的“壮举”。
很快，这件事也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
在一次宴会上，戴笠还特意让余祥琴把李时雨带来，跟自己喝一杯。
见到李时雨后，戴笠当着许多人的面，夸奖了李时雨一番。
正是因为有了这杯酒，在进入军统后，李时雨能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于一个李时雨来说，执行的任务越多，暴露的风险也就越大。
军统在多次追捕计划扑空后，一些眼红李时雨的特务们便开始对他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没过多久，他们便查到了早些年李时雨在东北军内部宣传革命思想，以及他的妻子孙静云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
但想要审问李时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写了一封信送到了戴笠手上。
戴笠是个好面子的人，自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夸赞过的人居然是共产党。
于是，戴笠找到了李国章，想问问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但出于戴笠预料的是，李国章也是我党潜伏在军统内的特务，他在见到戴笠后，替李时雨说了不好好话。
临了，还摇着头说了一句：“真是没想到现在军统内部的派系斗争已经这么激励了，唉，难搞啊，难搞啊。”
戴笠听到他的话，也认为很有可能是内部的派系斗争。
于是，在几天之后，那些刁难李时雨的特务们，便都收到了戴笠的警告，不准让他们再动李时雨。
有了戴笠的庇护，那些特务自然也就不敢再找李时雨的麻烦。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中共党组织的怀抱当中，穿上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
刘少奇在见到李时雨的时候，紧紧握着他手说道：“李时雨同志在敌人的心脏战斗了15个年头，如今能够凯旋归来，我看是个奇迹！”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时年91岁。
“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这首诗是李时雨为自己所写的。
至今，后人们无法想象，李时雨潜伏在敌营经历了多少次的刀光剑影，也无法想象又有多少革命前辈们像他一样，为了革命的胜利，潜伏在危险重重的敌营当中。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属于新中国的曙光才能照亮前方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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