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能引起欧洲人的喜爱，其中当然缺不了宋元时期就已成熟的戏曲艺术的身影。更为重要的是，《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对其文学艺术创作带来不小的影响，令欧洲掀起一股“孤儿”改编创作热潮。在这股改编创作热中，最突出的是戏剧改编，而且成果颇多。
在18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能引起欧洲人的喜爱，其中当然缺不了宋元时期就已成熟的戏曲艺术的身影。
“删曲留白”初传欧洲
现知第一部被译介到欧洲的戏曲作品是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时间是在18世纪初期。当时在中国传教的马若瑟传教士虽然精通中国文化，并想在传教方面有所作为，但他因在传教方法上与欧洲耶稣会总部存在不同看法，使其作品被禁止在欧洲教会刊物上发表。为了能让自己的文字在欧洲与读者见面，马若瑟就与任职于法国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的东方学家傅尔蒙联系，以期通过他在欧洲发表自己的相关作品，特别是《汉语札记》。为了能说动傅尔蒙，马若瑟不仅给他邮寄了毛笔、《元曲选》等中国物品与书籍，还翻译了《元曲选》中收录的《赵氏孤儿》一并呈上，并声明傅尔蒙可用自己的名字刊发此译作。从此种意义上说，《赵氏孤儿》是被马若瑟作为赠送给傅尔蒙的礼物译为法文传到欧洲的。当然，这也与马若瑟认为通过掌握中国戏曲语汇可更快捷了解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有关。
马若瑟译的《赵氏孤儿》还没在欧洲出版前，此事似乎已在欧洲流传，以至于布吕玛还专门向杜赫德神父询问是否有马若瑟翻译的中国戏剧作品。可能正是这种预热，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到杜赫德神父手里，杜赫德神父并未征得傅尔蒙及马若瑟同意，就把此作纳入正在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并于1735年正式与欧洲读者见面，开启了中国戏剧作品译介西传的模式。
不过，由于马若瑟认为中国戏曲作品的“唱词比较难懂——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说”，因其充满欧洲人并不了解的“典故与修饰”，因而在翻译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时采取了“删曲留白”策略，只在影响及故事叙述时才翻译相关的部分曲词以使译作叙事连贯完整。这样，使得具有独特文体的戏曲作品在首次西传时，就被消泯了其作为戏曲艺术的别有特色，在文体形式上更接近欧洲流行的戏剧样式。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欧洲读者对《赵氏孤儿》的喜爱与欢迎，在《中华帝国全志》不断被译成英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过程中，同时也带动多种语言书写的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剧本在欧洲广泛传播。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把《赵氏孤儿》单独译介出版的现象，如在1736年和1746年分别在海牙和纽伦堡就推出两个单行的法文本，有助于读者获得《赵氏孤儿》。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依据司马迁《史记·赵世家》改编的，主要描写屠岸贾残杀忠臣赵盾一家，及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舍生取义、舍子保孤，最终孤儿为国除奸的悲壮故事。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虽然并不符合当时欧洲盛行的戏剧创作“三一律”要求，以致被认为是“一大堆事实混乱地堆在一起，既没有时间的同一，也没有地点或行动的同一”，同时戏曲艺术所独有的自报家门也受到欧洲批评家指责，认为这种样式很是滑稽。不过，批评与指责虽有，但更多的是对该剧的欢迎与接受，以至于乡间妇女都以读过《赵氏孤儿》这部中国戏剧而感到自豪并向人炫耀。
掀起欧洲改编创作热潮
更为重要的是，《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对其文学艺术创作带来不小影响，令欧洲掀起一股“孤儿”改编创作热潮。在这股改编创作热中，最突出的是戏剧改编，而且成果颇多。如1741年英国人威廉·哈切特完成其剧作《中国孤儿》，1748年意大利歌剧作家彼得罗·梅塔斯塔齐奥完成其歌剧《中国英雄》，1753年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完成其剧作《中国孤儿》，1759年英国人墨菲完成其剧作《中国孤儿》，1774年一位自称弗里德里希斯的作家完成其剧作《中国人或公正的命运》，1783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出版其仅完成两幕的剧作《厄尔珀诺》，另据称波兰的福尔泰勒也曾有改编《赵氏孤儿》的剧作。据此有案可稽的“孤儿”剧作，可看出《赵氏孤儿》在当时欧洲戏剧界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不过，这些改编之作多在故事结构、人物设置甚至主题旨趣等方面出现较大改变。如影响较大的伏尔泰剧作《中国孤儿》，其主要人物成了成吉思汗、臧惕、伊达美、窝阔塔、窝斯曼、阿色丽、艾丹等。剧作故事也由原来的忠奸势不两立的斗争变为战争加爱情的双线结构，原来的那种奸臣迫害忠臣而致平民侠义精神的张扬变为宋元易代之际忠臣忠于先君、誓死护孤的道德歌颂。原作中历经20年最终杀死奸人、报仇雪恨的孤儿，在此剧作中没有具体形象，而成为一个永不出场的人物。
至于伏尔泰为何如此改编，他曾说，《赵氏孤儿》“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大帝国所曾作和所将作的一切陈述”，而他又一贯心慕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反对卢梭等人对中国文明的诋毁，因而要向他们证明中国古老文明的优越性、中国所拥有的优秀风俗和令人敬仰的道德，于是就据《赵氏孤儿》改编创作了这部《中国孤儿》。也可以说，伏尔泰正是通过改编《赵氏孤儿》来进一步阐明他心目中的“文明中国”形象。应该说，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是成功的，在创作完成后，不仅在法国广泛上演，而且还多次到瑞典、波兰、俄国等国上演，并被译成英文、俄文等文字出版。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并不是尽如人意，不仅一贯与之作对的卢梭批评称，“一位不大能从中看到其瑕疵的蹩脚作家才勉强能感到其中的美”，曾因知道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而放弃亲手改编的英国作家墨菲，也认为它是一部失败之作，失去了原作主旨，为此他还列举出其中的种种不足。墨菲借用伏尔泰剧作的主要人物对《赵氏孤儿》进行了重新改编，巧妙避免了伏尔泰作品中成吉思汗与伊达美的爱情线，“孤儿”也出现在舞台之上且最终手刃仇人。墨菲的剧作虽然基本保留了《赵氏孤儿》的侠义和大报仇的精神内核，不过为了更符合“三一律”要求，剧作叙事也完全作了改变。墨菲的《中国孤儿》对当时的英国现实有一定影射，且吻合民众的心理需求，因此很受观众欢迎，他个人被冠以“爱国主义大师”称号。又如弗里德里希斯的《中国人或公正的命运》，其主要人物是韩同、坎布尔、莉莉发、兰福、苏伦、皇帝等，韩同与兰福的关系如同屠岸贾与赵盾的关系，但“孤儿”坎布尔一出场就已是成年人，且增加韩同的女儿莉莉发，就是为了使剧作增加莉莉发与坎布尔的爱情故事，以及通过皇帝颁旨兰福与莉莉发结婚推动故事发展，显然与《赵氏孤儿》的单线条故事结构不同。再如彼得罗·梅塔斯塔齐奥的《中国英雄》，这是受命奥地利皇后懿旨改编的，由于皇后提出改编后的剧作不能超过五名演员、演出时间不能过长、不能有任何残忍的情景和令人不快的情节等要求。按这些要求改编完成的《中国英雄》，不仅有朗格、席文诺、李辛佳、乌拉尼娅和明特奥五位人物，故事也没有了《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情节，完全变成了一个大团圆结局的宫廷娱乐喜剧，我们仅能从中寻到《赵氏孤儿》的部分影子，如席文诺是遗孤，朗格为保护遗孤而牺牲自己的孩子。虽然该剧也在舞台布置上尽量使用中国元素，如绘画、瓷器、宝塔等，不过还是更多体现为欧洲情趣。
《赵氏孤儿》曾令18世纪的欧洲掀起一股“孤儿”热潮，在梳理中欧戏剧交流时也多认为《赵氏孤儿》是中国戏曲西传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若从严格的戏曲艺术视角审视，我们还很难说《赵氏孤儿》实现了戏曲艺术的真正西传。首先是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采取“删曲留白”的策略，泯灭了中国戏曲艺术曲白共生的重要特色，没能令欧洲观众真正接触到中国戏曲的文学魅力。其次，《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并没有把中国戏曲艺术的表演特点带进欧洲剧场，欧洲观众也没能领略到戏曲艺术唱、念、做、打的表演魅力。再次，就欧洲观众对《赵氏孤儿》批评与接受来看，他们都没有认可《赵氏孤儿》的结构模式，即使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的欧洲作者，也多是因故事与他们的现实需要有契合之处，而非立足于对《赵氏孤儿》的宣传与传播。从这些方面说，马若瑟译介的《赵氏孤儿》仅仅实现了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学对18世纪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而真正实现中国戏曲艺术在欧洲的传播，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戏剧”，要到19世纪儒莲等人对中国戏曲作品的曲白全译之后了。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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