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栾调甫两位先生，上世纪30年代曾经先后在位于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坐落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而且都是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同在一地一校乃至一个学院一个系工作，交情、友谊和往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人之常情。
现有栾调甫子女栾汝珠、栾登所写《栾调甫与梁启超、老舍、王统照、王献唐的交往》一文，在“研国学栾氏荐老舍”一节中(以下称栾文)，这样描述：“栾调甫是1925年进入济南齐鲁大学的。时隔五载，舒舍予(老舍)又于1930年来到齐大。二人同在文学院任教授，又同在该校国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到了1936年，二人又同去青岛山东大学执教。在这几年的大学活动中，二人朝夕与共，过从甚密。”
栾文所述老舍与栾调甫来齐鲁大学执教的时间没有问题，老舍到济南的确切时间是1930年8月13日。但是，文中言及二人离开齐大的时间却与实情相差甚远。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老舍离开齐鲁大学转到山东大学任教是1934年8月底。对于老舍离开有一些说法，有人认为是他与文学院院长林济青产生矛盾，也有人说他与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关系密切，是赵校长亲自下帖邀请老舍。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无根据。对此，老舍说得很清楚，在教了四年书之后，感觉与自己更喜欢的写作有些冲突，又怕离开学校靠单一的写作无法养活妻女。1934年7月放暑假之后，老舍乘火车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一来为会宁、沪两地的朋友，探讨新文学写作思路；再一个就是探探路，看看南京、上海大都市作家的日常生活，能否靠写作养家糊口。老舍先后拜访茅盾等人，会见宁、沪两地许多作家，他们共同的结论是有点难。老舍决定继续留在学校边教书边写作，待时机成熟时再另行选择。于是，老舍接受赵太侔校长邀请，于1934年8月赶赴山大履任文学院助教。
栾调甫到山东大学教书的时间是1936年。这点，栾调甫先生之女栾汝珠所撰《栾调甫年谱》明确记载：1936年前往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
老舍到山东大学教书仅有不到两年时间，为了专心写作小说《骆驼祥子》，于1936年夏辞去山大教职。栾调甫入职山大时间是1936年秋，就是说两位先生没有同在山东大学执教的经历。
老舍先生
老舍再回齐鲁大学执教的时间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30日出版的《齐大旬刊》第八卷第一期刊登了两条与舒舍予(老舍)有关联的信息。第一条是：战时服务队应时成立，齐大校长刘世传兼任战时服务队队长，有战地救护班等七个专业班组，设班长、副班长，另有三人被聘为队顾问，他们是舒舍予、马宗乡、余心清。第二条是“各院系新阵容”，其中第一条内容便是“文学院国文系郝立权主任辞职，聘舒舍予先生继任”。
从《栾调甫年谱》中可见，栾调甫于1937年“七七”事变起，失业在济南家中。时间节点显示，两人于差不多时间从青岛回到济南，老舍被聘为齐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栾调甫则失业在家，并无再次共事齐大的可能。
随着齐鲁大学南下西迁，本部迁离济南寄身成都华西大学，老舍也从此离开齐大，到抗日大后方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栾调甫则于1938年3月取道天津，海路返回家乡蓬莱，包括1939年一整年都是赋闲在家，埋头写作，直到1940年“齐鲁大学留济部分在济南复校，8月份他携眷返校”。
至此，有关老舍与栾调甫之间的交往结束。
老舍先生
但还有一个关于两人交往很关键的细节，就是栾文的题目“研国学栾氏荐老舍”。栾文记述：“老舍来到齐大之年，正是该校国学研究所成立之时。这所研究所是在栾调甫的积极倡议并在文学院林济青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建起来的。研究所的建立，了却了栾调甫多年想培养高级国学研究人才的夙愿，他在物色研究人员时，特地提出一个由名家、学者组成的名单，老舍先生就是在这个名单中，由林济青院长亲自出马聘请来的。”
放下文中所涉其他事宜不论，单就老舍到齐鲁大学任教一事而论，此说恐难以立脚。老舍来齐大之前的四年时间一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1930年他转经新加坡回到上海，住在郑振铎先生的家里，并在郑家完成小说《小城的生日》，之后回到北京。没有证据证明栾调甫与在英国教书的老舍此前有何联系，况且当时的老舍在小说创作方面只能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一直致力于墨子研究的栾调甫推荐老舍进齐大和国学研究所，不知从何谈起。
有一条线索大概可证老舍到齐鲁大学任职的原因，那就是受教会组织的委托或者推荐。齐大的创办性质决定了它与教会组织密不可分，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华文是由教会组织推荐，同样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期满到齐大任教也应该是教会组织推荐。
至于栾文所言，栾调甫“在物色研究人员时，特地提出一个由名家、学者组成的名单”，同样缺乏事实根据。不要说这份名单无迹可查，齐大聘任的教师来自海内外，绝不会是某一人所为。老舍编辑《齐大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专辟“新职员之介绍”，其中在齐大国学研究所任职或兼职的教授、主任，有余浩、李云林、胡立初、彭翔生、许炳离、范瑞安等人。查看上述人员履历，没有发现他们与栾调甫先生有交集，研究领域亦非栾调甫熟知的墨学。
《齐大月刊》第一卷第一期题为“国学研究所业已成立”的短消息中记载：“本校之国学研究所，业已成立。闻其内容，系分中国哲学、史地、文学，暨社会经济四科，每科各有主任一人，助理研究员一二人，现正分头研究，拟于年终刊行学报，藉资表现研究之成绩云。”研究所并未设所长一职，而是实行各科主任制，老舍为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现有可证资料，栾调甫1926年为文学院国文系助教，与其一起担任助教的还有张默生、张筱藩，当时的国文系主任是拔贡出身的安丘县人周幹庭副教授。1931年国文系教授有周幹庭(兼主任)、李云林、胡立初、许炳离、舒舍予、栾调甫。
至于栾文中说“老舍初来齐大时，与栾调甫同住在东村校舍(教师住宅区)”，老舍夫人胡絜青是这样说的：“那时他单身一人，住在齐鲁大学办公二楼的一个房间内。”胡絜青回忆说：楼在校友门内的东边，坐北而南，是一座青灰色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包括地下室共为三层，老舍住在地面上二楼西头南边的一间，实为全楼的西南角。老舍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了以济南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可惜小说原稿寄给上海《小说月报》之后，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保卫战中葬身火海。读过《大明湖》原稿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徐调孚，另一位就是老舍当年的好友兼邻居张西山(张维华)先生。
1981年3月，借山东大学校庆，胡絜青专门到张维华家中拜访。她说：“张先生如今已八旬，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对我谈起不少当年他和老舍对门而居的过从情况。他们两个人都是贫苦出身，很谈得来，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儿，有时候还就着花生米干几杯。张先生记得很清楚，老舍在这间屋子里住了整一年，备课、写作，还兼着《齐大月刊》的编辑。”
老舍一家是住过“东村校舍”，胡絜青忆及：“我们刚回济南的时候，暂时住在齐大校园内的‘老东村’平房内，不到一个月，又搬进了齐大校园内的长柏路2号。”胡絜青笔下的“老东村”大概就是栾调甫曾经住过的“东村校舍”。可是时间节点不对，老舍再回齐大担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时，栾调甫失业在家。当是栾文误记。
老舍在齐鲁大学最后的住处，胡絜青说得很清楚，就是“齐大校园内的长柏路2号”。栾文另有说法：“胡絜青探访了老舍在济南的最后一处故居(原齐鲁大学新11号楼)。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座楼房上世纪30年代老舍一家居住过，40年代齐鲁大学复校后，栾调甫二进‘齐鲁’，全家也在此居住过。80年代，齐鲁大学早已改为山东医学院，栾调甫的女儿栾汝珠全家又搬进去住，一直到今。胡絜青风趣地说：‘这真是一场戏剧性的巧合’。”
笔者不解，胡絜青笔下“齐大校园内的长柏路2号”与栾文“原齐鲁大学新11号楼”，是否同一个地方？若是，“这真是一场戏剧性的巧合”；如若不是，只能相信亲历者胡絜青老人所说“长柏路2号”。
1937年11月15日晚，老舍告别妻儿，从济南火车站乘车南下，辗转多日抵达抗日大后方开展救国救亡运动。1938年秋，胡絜青带着孩子们离开济南返回北京。老舍与齐鲁大学的一段时光从此结束。
不能否认老舍与栾调甫两位先生的友谊和人生情意，但记录事实需要清晰的主线、确凿的史料依据，否则会有以讹传讹之不测。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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