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学历、名校教授、政客夫人——当这三个关键词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她似乎只能是个骗子。
出身平凡的由美靠盗取富家小姐安娜的身份，一步步实现阶级跃迁，成为政坛贵妇。这个离奇的设定使《安娜》成为热门剧目，但与此同时，已经没有人关心《安娜》的结局是什么了。剧情进行到由美沦为政坛游戏的弃子时，这部剧的评分也从最开始的8.5降至7.9。
大家并不期待看到由美被道德或法律惩罚。这本写满谎言、涂着鲜血的欺诈手册，却成了现代人的都市爽文。
大胆 虚荣
假安娜的努力比真安娜还有用
由美接触到富家小姐安娜，是因为当她的佣人。
由美家境平凡，只有高中学历，这份佣人工作，已经是她能找到的最优选了；安娜毕业名校，却十分懒散，每天对由美呼来喝去。偶尔的好脸色，也只不过是上位者一时兴起，对穷人加以施舍。
在受尽冷眼之后，由美在怒火中不辞而别，卷走了一笔钱和安娜的护照。后来在找工作时，她填上安娜的资料，走上了阶级跃迁的第一步。
底层人靠骗术进入上层阶级的故事，并不是新鲜题材。安娜的虚荣心态，被称为雷普利症候，出自电影《天才雷普利》——出于强烈的欲望，撒谎成性，直到分不清现实和谎言。电影中的穷小子雷普利窃取了富二代朋友的身份，此后为了圆谎屡屡犯罪，一辈子都活在撒谎的阴影中。
雷普利的故事已经充分向我们揭示，金钱带来的快乐，很快就会被谎言凿开的无底洞吞噬。虚荣、欲望的背后，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圈套。而《安娜》由于强调阶级属性，给人带来的感受更加复杂。
套上名校毕业的身份，只是由美往上攀爬的第一步。为了能去留学机构当老师，由美假装要出国留学，去多家机构进行咨询，再把话术打包输出给自己的学生。她在辅导机构的工作成绩斐然，渐渐靠着努力和人脉进入大学，成为讲师。
由美十分善于把握机会，又十分肯下功夫，还有恰到好处的精明。可能这就是她虽有犯罪行为，却不给观众带来恶感的原因——无论方式是否正当，这个人始终是在用尽力气向上爬。
对比之下，真安娜好吃懒做，娇纵任性。经历了父亲的离世、失败的婚姻后，家里丰厚的家产逐渐被她挥霍一空。她发现由美用她的身份享受贵妇生活，于是加以要挟，却没想到由美身上的政客属性，会让她葬送性命。
《安娜》向观众展示了两种阶级的人性。上层阶级的愚蠢和傲慢，能让由美这样的底层百姓挤进不属于她的位置。而底层人机关算尽的努力，只不过是为了来到上层人出生的起点。
无论具体情节如何，此类题材的主人公，犯罪的程度都是逐渐加深的。情节层层加码，让人看得既焦虑、又痛快。
虚荣背后的复杂成因
安娜无疑是虚荣的。追求光鲜和享乐是她的天性。而追求这一切的手段，是后天的成长环境赋予她的。
首先是外界评判带来的压力。青少年小社会的风言风语，让“穷”成了由美的痛点。她的美貌和优秀十分引人瞩目，一边被赞美，一边被贬低。
在成长过程中，身边人无形地向她强调，贫穷的家境是她身上最大的短板。为了迎合他人的评判，达到别人既定印象中的完美形象，由美时常做出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
其次是阶级鄙视链。由美三次高考落榜，被男友抛弃。在落魄时期，她做了安娜的佣人。服务上层阶级，她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社会三六九等的分类是多么严格、多么稳固。由美母亲生病，她去请假时，雇主正在生气。
在他眼里，由美的感受丝毫无需顾忌，他非常自在地把一腔怒火撒到她身上——“你是因为不努力，又蠢又懒，才只能生存在底层。”这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同辈人的流言蜚语，尚且能成为由美努力的理由。而这样的话语，能清楚地让由美看到，自己的渺小、丑陋是一道无解题。她已经被“上层人”傲慢地钉死了。
社会的评判机制既严格、又狭窄，要强的由美本身就不愿意待在金字塔底，却眼看着自己一步步过上自己摒弃的人生。
由美走上欺诈道路，还有一个诱因，就是童年接触的白人女性曾明确地教她如何欺骗别人。这个女人是一个美国军官的妻子，她不甘心在偏僻的韩国农村生活，就向周围人撒谎，给自己镀了好几层光环。这在幼小的由美心里埋下一颗种子——骗人是晋升的手段，而不是罪恶。
虚荣本身并不能催生犯罪，但虚荣加上自卑，就可以催生一个标准的罪犯。由美正是因为看清自己一辈子都无法成为被服务的对象，才越发渴望掌握权力的感觉。
观剧的爽文心态
背后隐含不满
《安娜》的女主角道德有缺失，却也隐含着无数观众心底隐隐的期待。
这无疑是可悲的。纵然剧作主创会用正确、体面的价值观，让此类故事中的主人公身陷囹圄，但观众看剧的动力，却是希望主人公“不要摔下来”。
人们在看假安娜用她的聪明和大胆进行犯罪时，是不是在看着一个道德败坏版本的自己呢？因此，剧集的种种BUG，设定的虚假和夸张，都被包容了。
最近，小镇做题家话题被讨论得十分火热。暂且不论明星考编是否侵占了普通人的资源，但普通人的考编热，背后折射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阶级越来越固化了，奋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躺平”成了更加主流的论调，打再多鸡血也无法蒙蔽人们绝望的认知，即出身平凡的人，打拼半辈子，也无法在一、二线城市全款买到一套房，更别提阶级跃迁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由美对安娜的嫉妒、愤怒和羡慕时，我们实际上体会到的是一种熟悉感，也是一种虚无感——不是每个人都能踏上通往罗马的大路，但总有人出生在罗马。而那些出生在罗马的人，还要嫌弃那些辛苦赶路的人不够努力，没把自己在罗马的宫殿装饰得更漂亮。
对《安娜》的主人公由美来说，在病态性的虚荣之下，道德和法律的重要性，比阶级跃迁低得多。如果把钱权看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道德就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罢了；而对大部分心理没有那么病态的人来说，如果“提升阶层”的必需品，只能靠低下的道德感来获得的话，我们也只能劝自己，不必强求。
其实，剧中的由美可以在盗用学历后停下脚步，做一个讲师，过上还不错的生活。但她的野心不让她停止。她永远需要更多、更好的资源，填上内心自卑的缺口——此前的所有生活经历都在告诉她，按部就班地努力，完全无法补上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天梯。
所以，《安娜》背后折射的，除开犯罪天才与上流社会的纠葛之外，又何尝不是折磨每个普通百姓的现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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