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式微,天下进入大争之世,各诸侯国为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纷纷招揽贤才,以变法图强。法家在乱世中逐渐脱颖而出,诞生出许多杰出人物,他们执宰各国,施展才华与抱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国中期法家有几个派(纵横战国的法家三派有什么不同)(1)

春秋战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诞生了太多伟大的人物,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构成了诸子论道,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实,不仅是百家有争鸣,就连法家内部,也有争鸣。

法家有三派,“势”、“术”、“法”,其中,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而他们不同的思想理论,也使得同属一派的三人,却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

慎到:从道家走出来的法家

慎到是战国时期一位很特殊的大家,他曾是道家人物,专攻“黄老之术”,之后却改弦易张,成为法家“势”派的创始人。道、法两家的双重身份,也使得慎到的法家思想极具哲学性。


战国中期法家有几个派(纵横战国的法家三派有什么不同)(2)

慎到重“势”,他认为,国家一定要重视法律,君主一定要掌控权势。慎到曾有一个鲜活的比喻,他说君主好像飞龙,权势好像云雾,有了云雾,飞龙才能飞得高,没有云雾,飞龙则与地上的蚯蚓无异了。有了权势,就算君主像夏桀那样残暴无道,人们也不敢违抗法令,没有权势,君主就算是像尧舜那样贤德,百姓也不会听从命令。

很显然,慎到的理论针对的就是儒家的“德治”,他认为,儒家主张的“德治”根本就不是治国之道,国君没有权势,却一味推行仁政,只能使法律得不到贯彻和执行,这样,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当然,慎到的“势”,不是指君王要掌控一切,事事亲为,相反,他认为君主想要真正的掌控权势,就不要事必躬亲,这样君主不仅会精疲力竭,大臣们也会不积极做事,一旦有了什么过失,大臣们还会将过错推到君主身上。慎到主张“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主要确立法度,总揽大局,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做事情。


战国中期法家有几个派(纵横战国的法家三派有什么不同)(3)

慎到的理论主要是驭人之术,但他并没有将人民放在很低的位置,截然相反的是,慎到主张“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这与孟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孟子认为德治是得民心的途径,而慎到则认为法治才是“一人心”的唯一途径。

本来,慎到“势”中的驭人之术对于君主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是慎到却又主张“立公去私”。这里的“公”是一种高于君主利益的概念,它服务于君权,却又限制着君权。这样一来,慎到的“势”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国理念。只可惜,慎到一生当中,大多只能在稷下学宫中讲学,他的理论很少得到实践。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大多数君主都继承了慎到的“势”,但他们掌握的,是帝王心术,是统治之道,而非慎到完整的治国理念。

申不害:成也重“术”,败也重“术”

与慎到相比,申不害要务实很多,在法家三派当中,他的“术”,也是最容易见效的。这种务实,应该与申不害的人生经历有关。相韩以前,申不害只是一位郑国小吏,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遂成为韩人,成为一位“贱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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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4年,与韩国素有旧怨的魏国出兵伐韩,韩国向其他诸侯国请援,却四处碰壁。正当韩国诸位大臣们束手无策时,申不害站了出来,建议韩昭侯亲自去拜见魏王,向魏国示弱,这样不仅可以免去兵灾,还会让其他诸侯国对魏国不满,“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战国策·韩策三》)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魏王果然大喜,立刻下令撤军。

除了敏锐的政治眼光以外,申不害还是一位工于心计的人物。公元前353年,魏国起兵伐赵,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韩国求援。韩昭侯拿不定主意,向申不害询问建议,申不害担心自己的建议与韩昭侯心中所想不同,于是他先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之后,申不害让韩国名臣赵卓和韩晁分别向韩昭侯进言,以观察韩昭侯的真实态度。最终,申不害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他进言说韩国应该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大喜,将申不害当作知己,并愈发对他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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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1年,申不害被破格拜为韩相,法家“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重视君权。申不害认为,“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为了令行,君主就必须要推行“术”,“操生杀大权”,“课群臣之能”。

在申不害看来,“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是隐蔽的,它是君主的专有物,专门用来驾驭驱使臣下。

申不害重“术”,所以他重视吏治和兵制改革,目的都是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稳定韩国政治局势。同时,申不害也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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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发展农业,同时他还鼓励手工业的发展,这使得韩国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冶铸业水平也居于领先水平,以致于出现“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局面。(《韩非子》)

短短十五年,申不害的“术”治使得韩国国力大增,“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就这样,身处强国包围中的韩国,却在夹缝中强大起来,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可是,申不害的“术”治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过于重视君权,忽略了法制建设。这样一来,国家是否兴旺,完全取决于国君的能力,一旦国君缺乏能力,国家就会迅速走向衰落。韩国之后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韩昭侯死后,韩国立刻衰落,这就是申不害“术”治的问题所在。

商鞅:“法”派的殉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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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不害相比,同一时期的商鞅变法就要成功的多。尽管商鞅最终结局凄惨,但他的“法”派,重视法制建设,为了维护法律,他宁愿将自己陷于太子的对立面。这种“不知变通”的性格和执政思想,让商鞅结局凄惨,但也让他确立的法令制度被秦国延续了下来。可以说,秦国统一天下的根基,甚至于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正是商鞅确立的。

如果说慎到是法家里的哲学家,慎到是法家的务实家,那么商鞅就是法家“法”派的殉难者,他用他的生命,向世人宣告了何为法家“法”派。

参考资料:

《战国策·韩策三》

《韩非子》

《申子·大体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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