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复兴中路陕西南路路口的西南转角，一扇不太起眼的大门在梧桐掩映下显得低调但又不失优雅。一块“上海理工大学”的匾牌揭示其身份。然而很多人并不一定知晓，同济大学也是从这里开始其高等学府的发展历程。
01
故事要从一位名叫埃里希•宝隆（Erich Hermann Paulun）的德国人说起。1862年3月4日，宝隆出生于德国东北部的帕瑟瓦尔克（Pasewalk，现属梅克伦堡，Mecklenburg-Vorpommern）。1882年9月22日，他在Wolfenbüttel（沃尔芬比特尔，位于下萨克森州）获得高级中学的毕业文凭。由于家境原因，没有充足的资金供其上大学。于是他选择参军的道路，并立志在那里能将自己培养成一名医生。
宝隆医生像
1882年10月，宝隆进入位于基尔（Kiel）的皇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外科医学学院（Koniglich medizinisch-chirurgische Friedrich-Wilhelm-Institut）学习。1883年4月开始，他服役于第一皇家亚历山大近卫军步兵团第五野战营（5.Campanie Des Kaiser-Alexander- Garde-Grenadier- RegimentsNo.1），为期半年时间。1887年，宝隆通过了医学博士论文答辩，并正式成为一名德国海军的上尉随舰医生，并先后在德国海军 “SMS Wolf”（“狼”号）和“SMS Iltis”（“鸡貂”号，也有音译为“伊尔底司”号）炮舰上服役。也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1891年，宝隆第一次随“SMS Iltis”号来到“Shanghai”这座完全陌生的东方城市。
1896年拍摄的“SMS Iltis”号影像
注：这艘“SMS Iltis”号炮舰，在当时的上海租界颇为知名。1896年7月15日，该舰在靠近青岛的黄海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沉没。1898年11月20日，旅沪德侨捐资在外滩公园建成“伊尔底司”纪念碑以示缅怀，纪念碑主体为该舰仅存的半截桅杆残骸。1918年12月2日，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该碑被仇视德国的协约国英国侨民推倒。
1898年11月20日，“伊尔底司”纪念碑落成仪式影像
宝隆在上海感受到了开埠近半个世纪之后租界的繁荣，但也目睹了许多悲惨和丑恶的现象。一些流行病和瘟疫，如霍乱、伤寒和麻风，没有足够的医疗措施去对付，医治疟疾、眼病也缺少办法。因此，他萌发一个想法，要尽可能利用所学知识去改善他目睹的这些悲剧。宝隆在与旅居上海的德国医生Carl Zedelius（卡尔·策德里乌斯） 交谈之后，这种践行理想的冲动愈发强烈。
在“SMS Iltis”号军舰返回德国的途中，宝隆给在上海的策德里乌斯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计划。虽然策德里乌斯的回信列举了上海行医的种种不利因素，劝他慎重，但这仍旧没有打消宝隆的期望，他依然决定从海军退役。为提高外科手术水平，退役后的宝隆先后在德国的两所医院工作，并继续到大学进修，同时开始筹措准备在上海开设医院的资金。
02
1893年，他再次来到上海，在策德里乌斯的诊所里当助手。并与旅居上海的德国医生福沙伯（Oscar von Schab）组成“德医公会”。1899年，宝隆和福沙伯以德医公会的名义开始筹建医院，他们起初是在黄浦路的德国驻沪领事馆行医（当时宝隆在沪的暂住处也在领馆附近，按《上海外事志》记载，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同年3月，北德联邦驻沪领事署改为德意志帝国领事署，升格为总领事馆。馆址初在黄浦路9号，1886年新署落成，为黄浦路40～60号）。
在沪出版的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 v.32-33(1898-1901)[《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1898—1901）]中，有详细的会员名录，其中可查到宝隆和福沙伯的名字，而登记地址都是黄浦路20号
很快就有许多旅沪西人慕名而来，但中国人却廖廖无几。这显然与宝隆的初衷相距甚远，他认为必须吸引更多中国病人。为此，他常常去中国县城 （老城厢）寻找病人。一开始他遭遇到阻力甚至猜疑，因此宝隆花费了不少精力与上海本地官员及社会贤达沟通，努力去疏通和说服。特别是向他们的年轻后代们去说明，使他们理解，并且通过这一渠道让他作为医生进入本地居民的生活圈中。宝隆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医术和治疗效果是最好的说服力，上海的老百姓都唤他大宝医生（故此，一些当时的西文报纸提到宝隆医生时，会出现“Da Bo Issang”的字样，这其实是“大宝医生”沪语发音的拉丁化拼写）。此后，新医院的筹建也提上议事日程。
1899年6月30日的《申报》上海版 第9413號1版刊登名为“议兴医院”的报道，这是最早涉及宝隆医生和同济医院的报纸内容之一，全文如下：
上海英美租界有西醫院兩處一曰仁濟一曰同仁，凡貧民患病無力延醫購藥者皆可就院求。誠美舉也惟是地方遼闊聚處者日見加多，僅恃兩處正如溱洧濟人或恐不足。德總領事克君副領事福君慨焉憫之。因思創一德醫院，會德國寶龍醫生航海來華聞是舉而善力，贊其成乃，由魯麟洋行主海君曁其執事人，虞君洽卿於本月十八日柬請中西官商集於王家庫辛氏之松栢園會議是舉。是日到者德總領事克君、副領事福君、寶龍醫生、上海縣王欣甫、大令葉澄衷、觀察許樹棠、朱葆三、兩太守等共二十餘人，澄衷觀察首捐自來火廠新橋堍基址一方約二畝，許以爲營建醫院之基。德總領事以次亦無不慷慨樂助。期於有成至常年經費，則擬於煤油洋布兩項捐欵内抽提數成冀垂久遠。按煤油一宗向無。他項善捐擬由煤油商人禀請關道憲魯麟行，主禀知駐滬各領事敦請每門稅務司代爲抽收存贮在商家，毫無所損不過買客略費少許，想道憲及各領事必能俯允所請，以成此善舉也。王欣甫大令又以本埠小流氓之多，甲於他處苟不及，早訓誨將來貽患無窮。擬設法籌欵創立化莠學塾，凡小流氓經公堂捕房巡局等處拘獲懲辦之後送入塾中，延師訓辿或教以文字或授以工藝，俾他日得各執其業免爲莠民語曰成人，在始此舉固所以愼其始也因不禁拭目以俟其成焉。
该文中详细列举了最早筹议创建医院事宜的参与人以及叶澄衷最早捐地的信息，“自来火厂新桥”指的就是现今的苏州河西藏路桥，当时的白克路（今凤阳路）周边还未开发，所以标注地点一般采用为人熟悉的地标建筑。
1899年11月11日《申报》上海版 第9547號刊登的医院募捐消息
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像
筹建工作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Wilhelm Knappe）、上海实业界人士虞洽卿、叶澄衷等人的支持，经过一番筹款、征地，终于在张家浜新马路（后定名白克路，Burkill Road。现名凤阳路）开办了有20张床位的医院。因由中德双方出资，故取名“同济医院”（这也是Deutsche的沪语谐音。另外，“同舟共济”的寓意也颇受主办方的欣赏。当时的拼写为“Tung-Chi”，这也是沪语发音），宝隆当然是院长的不二人选。医师大多由德医公会成员兼职。1900年，宝隆与策德里乌斯的长女Claire在沪成婚，家庭和事业都在上海生根发芽。
1902年，宝隆又从德军野战医院贮备物资中获得两座白铁皮营房建筑材料，医院规模得以扩大。（1900年底至1902年因发生义和团起义运动，德国借口保护在沪德侨利益，曾派遣陆海军进驻上海，故有大批军需物资抵沪）。这样一来，宝隆不再发愁没有病人了，因为许多上海市民都知道有一位大宝医生，医院树立良好形象。此后通过赞助，同济医院原地重新翻建一栋三层砖砌结构大楼，底层为门诊部，二楼、三楼为病室。
同济医院早期的三层院舍
03
除了“救死扶伤”之外，宝隆更想“授人以渔”，梦想着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培养医生的教育基地。1905年前后，清廷废除了中国传统的考试体系，并允许中国学生去国外留学或进入设立在中国的西式学校学习。1906年，远见卓识的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看到了这一改革趋势，并向德国政府报告，希望支持和促进中国的这一举措。他和宝隆共同拟订了为中国人设立德国医学堂（Deutsch Medizinschule für Chinesen）的计划。1906年，柏林做出决定，即尽快在上海设立给中国人学习的德国医学专科学堂（Deutsche Medizinische Fachschule für Chinesen），以帮助中国建立一种现代化的学校体系。宝隆的好友及同事福沙伯、以及Krieg医生、助理医生Volkers和Gerngroß都积极投身其中。1907年3月底，在各方的努力下，学校暂借在白克路同济医院对面的房屋中，开始启动。
学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语言障碍，因为当时的上海市民中几乎没人会德语。 1907年6月2日，拥有20名学生的德语学校先期开学，同年10月1日，医学堂正式启动，首先有8位学生进入学习。接着，从德国运来大量捐赠的挂图、标本、显微镜和仪器设备。医学出版社还捐赠大量宝贵的医学专业书籍。同济医院翻建新院舍之后，在病房尚未接收病人前，暂时用作免费的学生宿舍。
《申报》1907年10月2日有关德文医学堂开学典礼的报道
宝隆医生的精湛医术以及高尚的医德使他备受社会各界尊重。顺理成章的，一些组织和机构要给他安排一些官职和荣誉头衔，都被他婉拒，他曾拒绝了教授头衔。但第二次时，他不好再反对，教授称号就留了下来。当时的德国政府曾提出给予他贵族称谓，宝隆一笑置之。他拒绝贵族称谓，且回信说“这对他的中国病人没有什么用处。”
宝隆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蓝图——“如设想改善不利于健康的（中国城，注：此处指上海县城，老城厢）条件，给中国人搞一个移民区；绿化周围的环境；拟请一位德国园艺师来上海建设一座巨大的苗圃；用自己的钱送一些最优秀的大学生，去欧洲学习，加以培养，并负担他们的旅费。”
然而天妒英才，厄运突然降临。1908年，宝隆携家人去欧洲度假，返沪后，张罗新居事宜。然而就在此过程中，宝隆感染恶疾。他购置的房屋中曾经住过伤寒病人，很可能是并没有采取必要消毒处理的缘故，宝隆查看此屋后不久就发病了，可怕的伤寒症！一个星期后，病情未有好转，宝隆反复发烧，受尽折磨。此后，他住进了自己的同济医院，两天后突发肾出血，于1909年3月5日不治病逝，年仅47岁。他的好友及同事福沙伯惊闻噩耗后，立刻中断休假，返回上海，料理后事。
宝隆医生葬礼影像
1909年3月7日，宝隆医生的葬礼在涌泉路西人公墓（Bubbling Well Road Cemetery，今静安公园位置）隆重举行。按当时的报道“粗略估计，围绕棺木送葬的人群约有1100—1200人。春天的阳光射向人群，形成无数身影。主持葬礼的Tanne神甫走近棺木，向亲爱的死者作最后的祝福。各界人士前来参加哀悼者不计其数……”Tanne神甫饱含深情地讲到“我们这次在上海举行如此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士与会，如此广泛并如此发自内心愿望前来悼念。”
04
宝隆医生的不幸离世令人痛惜，但同济医院的发展却令人欣喜。学堂初创时，有专职教师3人。此外，皆由德医公会医生来校兼课。第一年主要学习德文，此后开设德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世界历史和地理等，医科分医预科和医正科。医预科学制两年，主要学习医学理论课程和相关的自然科学课程。医正科学制三年，主要学习临床医学课程。加上德文科的3年，学制共8年，培养目标为施诊医生。1907年底，学生增至82人，原白克路的临时校舍已容纳不下。于是校方通过各方支持在宝昌路（Route Paul Brunat，淮海中路在1906—1915年之间的名称，1915—1943年名为霞飞路，Avenue Joffre）南、金神父路（Route Pere Robert，今瑞金二路）西购地12亩，着手自建校舍。这也就是现今陕西南路复兴中路交汇处西南角的地块。
1907年底，在新购地块建设的同济德文医学堂校门
当时的德文医学堂已成为国内医学人才的培训基地。从1908年8月29日《申报》头版消息中这则“中国红十字会招录医学生广告”中就可看出端倪。文中提到：
本會係各省官商捐助並蒙朝廷發帑與辦。現先以培植醫員爲入手基礎，因醫院校舍尙未暫造竣，附科學完備程度最高之同濟德文醫學堂授課宗旨，招選聰穎子弟敎授醫科卒業後，任憑充紅十字會醫員，學所附在同濟德文醫學堂。學額先收十名學齡以十五歲至十八歲，身家淸白，素無疾病，英文及算學業已粗通，華文能作短篇論說者，爲合格。如已通德文者，得特别卒業年限，學級八年卒業。給予文憑不及格者補習卒業後任事聽憑紅十字會委任…..
宝隆的女儿Thekla，对新校区曾有这样的描述：“在这条路上野外的围墙上可以看到巨大的石雕动物，据说这条路上有坟墓和神庙，鬼神出没无常，中国人把它们当作守护神。不出几分钟路程，可以来到一幢现代化、明亮的、有着许多窗户和窗帷的建筑物。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大学生卧室，另外还有体操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学生们穿着淡蓝色汗衫和短裤在那里做徒手操。”1909年3月5日，宝隆病逝后，他的好友福沙伯医生继任学校总监督兼总理，直至1917年3月。
1908年、1910年拍摄的德文同济医学堂校舍
早在酝酿筹办德文医学堂之前，德国官方与工商界已考虑在中国兴办工科学校。1910年10月，德国外交部、普鲁士工商部、普鲁士文化部等成立专门机构，筹划创办上海德文工学堂，并发动工商界出资建校。按计划，德文工学堂将建在德文医学堂的新校区内。
1911年德文工学堂开始兴建，学校沿校园东界开辟一条新路，当时的租界当局为表彰宝隆医生的功绩而命名为宝隆路（Avenue Paulun，今陕西南路）。新校区校门开设于校园北界，面对的东西向马路当时被称为石头路（Stone Road，1914年，因该路通往法华镇区域而定名为法华路，1918—1943年间命名为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复兴中路）。在此期间新校区面积增加至31亩，1913年又扩大到47亩，1914年4月新校区被划入扩张后的法租界。
注：宝隆路在1914年法租界最后一次扩张后被划入。一战爆发，由于德法两国为交战国，在法租界内有一条以德国人命名的道路，显然是无法容忍的。1915年，该路以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重新命名为亚尔培路（Avenue du Roi Albert）。该路为纵贯原法租界的南北干道之一。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法租界时改名咸阳路。1946年改名陕西南路。
德国方面决定在上海筹建工科学校后，普鲁士工商部开始物色合适的人选实施建校工作，伯恩哈特•贝伦子（Bernhard Berrens）接受委托，负责创办学校的各项事宜。贝伦子生于1880年9月19日，1898年进入汉诺威大学机械系学习，1905年获工程硕士学位。此后贝伦子在波恩农业大学农业机械专业、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任助教，1908年转到科隆的国立联合机械学校任教。
伯恩哈特•贝伦子(后排右一）与德文工学堂首届学生在安装从德国运来的机器现场
1913年1月3日，《申报》在头版刊登“上海同济德文医工两科大学招生广告”
建成后不久的德文工学堂校舍，这也是该处校园的标志性建筑
在来中国之前，贝伦子花了近半年时间在德国各地进行募捐活动，为即将开办的德文工学堂募集了价值20万帝国马克的大批机械设备和各种仪器及教学用具，并负责装船运往上海。德文工学堂校舍由德国建筑师卡尔•贝德克尔设计，机械馆及实习工厂于1912年3月中旬破土动工，4月初贝伦子来到上海，投入繁忙的建校工作。未等土建及机械安装工作完工，上海德文工学堂于6月12日正式开学，首批6名学生是：黄異（伯樵）、劉蔭楏（月锄）、舒昌瑜（震东）、曹省之（友芳）、王道周（砥如）、朱家骅（骝先）。同年，医、工两学堂合并为“同济医工学堂”。德文工学堂开办初期专职教师很少，除机械制图之外其他主要课程都由贝伦子一人担任。学生先在德文科学习3年并在实习工厂实习1年，然后在机电专业进行为期两年的理论学习。经贝伦子提议，从1913年开始专业理论学习时间增至3年。
上海同济德文学校章程
1916年，同济德文医工大学校园平面图。图中校园布局一目了然。现今的陕西南路标注为宝隆路，现今的复兴中路标注为法华路
1915年在贝伦子的倡议和推动下德文工学堂又增设了机师科，学校规模逐步扩大。1916年德文工学堂首届学生毕业，除王道周1914年2月病逝、朱家骅1914年3月赴德留学外，黄伯樵等4人均按时毕业。其中舒震东在1919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中文打字机，1926年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舒式打字机”一举夺得乙等荣誉奖章。黄伯樵后留学德国，获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市政管理和铁路工程建设方面多有贡献，并主持编撰《德华标准大字典》。首届学生中朱家骅与贝伦子的联系最密切，朱家骅第一次到德国留学时，贝伦子特地介绍他去一个德国的矿场实习。
2012年5月16日，贝伦子塑像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揭幕
05
1917年，欧洲血战正酣。而在沪的英法租界当局对德侨姿态也急转直下。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3月17日，法租界当局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防止德人利用该校制造武器” 为借口，派出大批安南（今越南）巡捕冲进德文医工学堂，全体师生被逐出校园。
注：经袁希涛、沈恩孚、李维格等人的全力挽救，同济中国董事会接管学堂，任命Dipl-Ing.S.D.Yüan（阮尚介工学硕士）为校长。但师资队伍主要还是来自德国。为安全起见，课程教学转移至上海市区外的吴淞镇进行。自此时起正式命名为同济医工学堂（Tung-Chi Medizinische und Technische Hochschule）。1924年新校舍在吴淞建起，5月20日，学校也被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德国教师的处境更是不断恶化。在英国等协约国的强大压力下，1919年3月包括贝伦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德籍教师被作为敌侨强制遣返回国。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的《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第134条规定：“德国将其在上海法租界内之德国学校财产放弃，以予中法两国政府。”据此，1920年中法两国政府协议决定：“（一）定校名为‘上海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二）两国政府各委派校长一人，总揽全校大事；（三）设工、商两科，课程均仿照法国模式设置；（四）学校经费由两国平均分担。”
上海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院是由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与吴稚晖和接受中、法政府双方领导的张笃臣等人筹建的，法文名称为“Institut Franco-Chinois d’Industrie et de Commerce”，中文取名“通惠”，含“通”商、“惠”工之意。校址定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195号，也就是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旧址。10月11日，法国政府任命梅鹏（Charles B. Maybon）为法方校长，中国政府由教育部会同交通部任命张保熙为中方校长。 1921年3月10日，学校开学，学生达400余人。工科下设土木工程科和机械电气科，学制5年（预科3年，正科2年）；商科学制3年。
1921年2月3日，《申报》头版刊登了上海国立中法通惠工商学院的招生广告
20世纪20年代，上海国立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门。图中可见一名安南守卫
国立中法通惠工商学院机械工场内景
国立中法通惠工商学院教室内景
1923年，国民革命运动兴起，校务一度停顿。同年，停办商科，校名改为上海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工科分本科及附属中等科，学制均为4年，注重学习铁路知识及技能。1929年，教育部决定学校更名为中法国立工业专科学校。此间的1927年，位于白克路的同济医院继续以宝隆医院的名称开业。拥有300张病床的5层新院舍也在当年落成，内部的设施更加完善。
1927年航拍的白克路周边（西望）。图中的五层建筑就是宝隆医院。现今大约是长征医院骨科医院的位置（图片来源：@随意-sy）
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白克路宝隆医院正门
20世纪30年代宝隆医院使用的处方单
1944年宝隆医院护士毕业证书
1931年，因学制和课程设置与教育部新颁布的章程相抵触，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报请教育部，拟改为独立学院。1931年9月1日，奉教育部令，校名改为中法国立工学院，既受中国政府教育部领导，又受法国政府外交部领导。中方院长褚民谊兼训育主任，法方院长薛藩兼教务主任。设机械电气系、土木铁道系，学制4年。另附设高级中学．学制3年；法文补习班，学制1年。
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国立中法通惠工商学院主校舍，这也是当年德文医工学堂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1999年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国立中法通惠工商学院第三宿舍
中法工学院平面图（出自1938年版《老上海百业指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于1940年6月14日沦陷。法国维希政府表示不愿继续合办中法国立工学院，1940年底学校停办。1942年校园沦为日寇兵营。 1943年，中法国立工学院部分教师以校友名义组织办学，定校名为中法高级职业学校。1945年，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410号（校区的边门）创办。
上海光复之后，曾经有多家高等学府在该校园办学。1946年8月23日，中法高级职业学校和国立高级机器职业学校合并。成立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 1947年，中法大学药学专科改为中法大学药学院。至1948年，复兴中路陕西南路口的原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校区，有国立高级机器职业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中法大学药学院等多所学校在此授课。
1947年夏，国立高级机器职业学校首届毕业生合影
1948年的白克路及周边街道图，图中可见宝隆医院已改名“国立同济大学医院”，并与中美医院合为一处（出自2008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再版《老上海百业指南》）
1948年的复兴中路陕西南路及周边街道图，图中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的布局一目了然（出自2008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再版《老上海百业指南》）
后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片位于上海中心城区，底蕴深厚的校区迎来新的发展，不同时期有过多次沿革。1949年7月29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国立高级机器职业学校。1950年12月4日，华东工业部决定上海高级机器职业学校更名为华东工业部高级机器职业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发的接管国立高级机器职业学校命令
1955年7月6日《文汇报》一篇介绍学校发展的文章中提及学校的前身
1957年上海地图上标注的“中央第一动力机器制造学校”
1953年1月，学校更名为上海第一机器工业学校。1953年11月20日，学校更名为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后又更名为中央第一动力机器制造学校。1958年9月10日，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中专）内设立上海动力机械专科学校（大专）。1959年6月15日，学校再次更名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机器制造学校。1983年6月14日，更名为上海机械专科学校。 1993年6月2日，更名为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1997年7月20日，原华东工业大学和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上海理工大学。
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这栋建筑也就是之前德文医工学堂的主体建筑，而且一直是该处校园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操场
1997年7月21日《文汇报》报道上海理工大学成立的消息
2011年5月13日，宝隆医生纪念碑揭幕仪式在他的故乡，德国帕瑟瓦尔克市举行。如果能看到现今同济、上海理工乃至整个上海的发展，宝隆先生应该是可以欣慰了。END
文字资料：《上海通志》 《上海外事志》
《杨浦区志》《卢湾区志》
《黄浦区志》等
Karola Berger著、金士翱 译：
《同济大学创始人：埃里希·宝隆博士》等
《申报》资料来源：爱如生申报馆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申知沪志”小组 诚意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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