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2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演习为名，秘密盗挖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带走大量金银财宝，扬长而去，一时全国舆论哗然，最终，孙殿英经高人指点，破财消灾，东陵盗宝案不了了之。
誓言“此仇不报，非爱新觉罗子孙”的天津寓公、末代皇帝溥仪最终也只能画了一幅《杀孙殿英图》来安慰自己。
孙殿英发了大财，各路军阀、土匪眼馋的要命，对清东陵虎视眈眈，在国民政府的守护下，才没有发生意外。
1934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为笼络溥仪，日本关东军强行进驻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在这里设立东陵地区管理处，并借机在这里建立“大日本驻马兰峪领事馆”，名义上替溥仪看守祖宗陵寝，其实，日本人对清东陵珍宝垂涎已久，这么大张旗鼓的动作只不过是他们扩大地盘，伺机南下的幌子而已。
东陵办事处警察署设立护陵警察数十人，负责维修、保护，防火防盗，轮流守护清东陵，时间来到1945年，日本投降，鬼子走了，伪警察散了，清东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人管理状态，遵化、蓟县、兴隆被国民党占领，农村地区则由我冀东军区管理，国民党发动内战，冀东军区主力部队开进东北，清东陵的守卫只能依靠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兵、公安助理（相当于治安员），一些百姓在这里砍伐树木、毁坏建筑，胆子大的则开始觊觎陵寝之下的宝藏。
土匪王绍义是兴隆县三拨子附近黄松峪人，年轻时修过陵，20岁跟着杨占山、马福田两个土匪头子打家劫舍，后来，对东陵珍宝垂涎三尺马福田被孙殿英打跑了，王绍仪则带着小股土匪在三个县的结合地带流窜，抗战爆发后，40多岁的王绍仪就结束了绿林生活，带着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就弹棉花挣个零花钱，日本投降后，当年跟着马福田挖东陵没有成功的王绍义，看到无人看守的大宝藏，又开始蠢蠢欲动。
王绍义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无济于事，必须找帮手，于是他找来了既当过土匪、还干过伪警察，现在混进民兵队伍的杨芝草一起干，两人一拍即合，杨芝草又把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冀东分区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公安助理国正（原名赵连江）、村助理继新拉进团伙，呼朋唤友，很快组成了几十人的盗墓团队，最后一个关键人物是向导关增会，此人知道地宫的入口。
1945年9月23日是马兰峪镇的集市，一伙人借机进入了埋葬咸丰帝和皇后萨克达氏的定陵，将金银财宝一扫而光，尝到甜头的一伙人紧接着又打开了定东陵的两座陵寝，慈禧墓早被孙殿英盗了，王绍义等人就把慈安的陵寝挖了，顺手把定陵和定东陵之间的5个皇妃陵墓一块掘了，然后，又把孝庄皇太后的孝东陵也给挖了。
为防止事情败露，王绍义等人买通了冀东军分区十五分区敌工部长张尽忠，此人心狠手辣，胃口极大，根本看不起王绍义这些人鸡鸣狗盗式的盗墓方式，他把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八区区长介儒拉进来，招来大批熟悉陵寝地宫的人，明火执仗的疯狂盗掘，从几十人的小打小闹变成了上千人的集体犯罪。
每次盗墓，都在陵寝周围五里外布设岗哨，派民兵持枪警戒，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清东陵除了孝陵之外，其他的全部被挖了一遍，孝陵之所以能逃过一劫，据民间传说顺治帝在五台山出家，这里的地宫只埋了一双鞋和一把扇子。
清东陵的疯狂盗掘行为很快惊动了蓟遵兴联合县蓟县公安局，1946年1月，局长云光开始着手调查，军统特务张树廷得到消息后立即上报，国民党中央社借题发挥，栽赃陷害，诬陷我冀东军区盗窃清东陵，大肆宣传。
盗墓被曝光后，引起社会震动，盗墓贼们一哄而散，杨芝草和他雇佣的向导关增会第一个落网，被枪决，王绍义携枪逃脱，6年后被抓获，判处死刑，1951年3月21日被枪决，最难对付的是张尽忠，1946年，经过多方打探，军统特务得知他的行踪，在唐山一个小煤矿将其抓获，1948年，张尽忠在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病死，贾正国等6名主犯也逐一被捉拿归案，1946年2月1日，农历大年三十，6名主犯被执行枪决。
至此，清东陵盗窃案应该画上句号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被盗走的珍宝都去了哪里？
多年之后，主导这次盗宝案侦查的云光撰写了回忆文章，回忆录东陵被盗掘后的惨状，同治皇帝和皇后阿鲁特氏的惠陵地宫里，同治皇帝尸骨只剩一把骨头，皇后尸身没有腐烂，但是衣服被扒光，趴在棺内，腹部被剖开，肠子流了出来，有传言皇后是吞金而死的。
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为了追回文物，当时的原则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从犯只要交出赃物就不再追究。为达到震慑作用，在枪毙6名主犯时，让十多个从犯陪着。
经过追查，从盗墓分子那里共收缴黄金5斤14两（当时16两为一斤），还有金戒指、小金塔、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约半脸盆，珍珠有一茶盘，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绝大部分的珠宝文物已经被倒卖，不知所踪。
这次案件中出了一个漏网之鱼，盗墓分子张森交出部分文物后蒙混过关，随后偷偷带着一些文物到北平兜售，被军统抓住后立即招供，张尽忠被抓就是他提供的情报。
枪口余生的张森贼心不改，1949年，他又纠集一帮人潜入清东陵偷窃，清东陵再遭劫难，解放后，张森被依法处理。
首犯王绍义和张尽忠获利最多，王绍义供述他共分得一百多件，都在逃亡路上卖了，其中一件康熙的鼻烟壶，在集市上才换了2斗玉米，一件玉如意换了5斗玉米。
这些盗墓者多数对不懂文物，也不知道价值几何，家里等米下锅，很多人都仨瓜俩枣被古董商骗取了，刘维廉分了一顶金凤冠，最后被他砸扁当黄金卖了。
军统特务张树廷交代，在张尽忠处查获十余件文物，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条一尺多长的金龙，拿在手里全身会动，像活的一样，是从康熙的景陵盗出来的，被军统没收了。
军统成立“平津唐军警宪联合组织”负责追缴珍宝，戴笠亲自到北平指导，共收缴了800多件文物，被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和民政局军事科长李效愚等人瓜分了，后来东窗事发，马汉三被处死，李效愚判刑，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而这些案件中提到的文物只是清东陵丢失文物中的九牛之一毛而已。
解放后，张树廷改名换姓，潜伏在遵化县五区刘备寨村，用挑担卖杂货掩护身份，被识破后抓捕归案，被执行枪决。
清东陵二次被盗参与人数达到上千人，凡是参与者几乎人人有份，由此可见数量惊人，在那个年代，活人吃口饭都困难，谁还有心思尽心追文物呢！
最终，清东陵的珍宝就此散落，不知所踪，只留下地面建筑和空荡荡的墓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