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以文学评论著称，但他的散文真诚质朴，鲜活泼辣，贾平凹称之“海风山骨，气势裹挟，既擅长对事物作横向的大思考，也善于在寻常物理中提升幽独玄机”，“有一种铁的质感”，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作品创作的意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作品创作的意境
雷达以文学评论著称，但他的散文真诚质朴，鲜活泼辣，贾平凹称之“海风山骨，气势裹挟，既擅长对事物作横向的大思考，也善于在寻常物理中提升幽独玄机”，“有一种铁的质感”。
“我写散文，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很强，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如给情人写的信札，如郁闷日久、忽然冲喉而出的歌声，因而顾不上推敲，有时还把自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雷达说，自己写散文，完全是缘情而起，随兴所至，兴来弄笔，兴未尽而笔已歇，没有什么宏远目标，也没有什么刻意追求，于是零零落落，不成阵势。
这是他的自谦，尽管“零零落落”，如今也成“阵势”了。前一阵子，他写了一篇《韩金菊》，首次披露这段隐秘的心事，只想能在《作家》发表，表达对韩金菊的纪念足矣。但是文章发表后，他便控制不住局面了。先是在朋友的要求下，散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紧接着诗人高平为此写下《韩金菊，雷达的初恋》一诗，没想到点击率上万，留言之多，超乎雷达的想象。
他曾说，真正能够叩响心弦的才是好散文。《黄河远上》（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好作品。在书中，他还原了与个人经历血肉相连的风俗史、精神史、心灵史，表现了在极限状态下历史的呼吸、人性的残酷与微妙。
中华读书报：《费家营》《梦回祁连》《黄河远上》等作品，曾贴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高的点击率，《费家营》甚至被评为2015年“中国文学最新排行榜”散文类的榜首。可否谈谈您对新媒体的认识？你认为，您的散文吸引网友的秘诀是什么？
雷达：情况确是这样。在公众号上，我的有些散文，作为文学作品而非社会新闻，点击率一般都至少在六千左右，加上其他公众号的转载，可以过万，这就不算少了。而且，我的文章留言特别多，变成了围观的话语场，不少人在上面发感慨，忆往事，说心事，说到伤心处会流泪。有许多陌生人的留言，甚感人，我一直很珍视。这就是微信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是传统纸媒所没有的优势。
我也好奇，想知道他们为什么爱看。渐渐悟出，除了在叙述风格上努力做到客观，冷峻，质朴，丰腴之外，如何打通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也即实现某种“穿越”，对唤起读者是很重要的。我写的有些东西太久远了，年轻人未免隔膜，怎样引起阅读兴趣，让他们觉得并不久远，而且仍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血脉相关，是个问题。比如，《费家营》的开头，本是朋友带我游览一个新景点“黄河湿地公园”，不知为何，我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当走到一个最大的鹅卵石水坑前，旧景重现，我像被雷电击中一般，呆立无语。我惊恐地想，这总不会是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曾洒下无数汗水，几乎累死，连抬着沙筐走路都要睡着或栽倒的那一块地方吧？很不幸，根据对地理方位的反复核对，正是那块地方。至今还没有任何人道破过它的秘密，更没人想到过它其实是1958年“大跃进”一个遗迹的巧妙利用。于是，当年“劈北山，挖渔池，大炼钢铁”的震耳的口号声顿时在耳边炸响。昨天并不古老。回忆的大幕就此拉开。这个开头被有位读者称做“华丽转身”。但不是出于技巧的需要，而是生活本身就这样巧合。
中华读书报：关于《黄河远上》的编选，您说要让这本散文集“呈现出饱满的感性血肉，要用‘苍茫辽阔，委婉多情’的意境和形象去感染人”，您所理解的“苍茫辽阔，委婉多情”是什么？您最新的散文《韩金菊》写遥远而凄美的初恋，特别令人感动。这篇散文，和过去的写作心态有何不同？把自己的经历和心理剖开给读者，您有过顾虑吗?
雷达：我以前也出过几本散文集，因为字数少，把那些杂文，随笔，序跋，议论全放进去，以增厚度。它们当然也都叫散文，但心中总觉歉然。另一方面，因为我一生做文学评论，惯于用概念、理性、逻辑说话，这一次，我要完全让血肉饱满的形象说话，所以我编这本书，剔除了议论和思辨色彩的文字，编了一本比较纯的叙事型的抒情散文集。形象是多义的，形象是内敛的，文学是靠形象说话的，更易感人。
“苍茫辽阔，委婉多情”是上海一位文友程庸对我散文的评语，我比较认可，觉得接近于我的追求。苍茫可能与我的气质，我所写的对象比较契合，大西北本身就是苍茫的，我不但写甘肃，在《新阳镇》《皋兰夜语》等作中，富有西部特有的地理标识、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陕西宁夏青海新疆我都写过，如《走宁夏》《依奇克里克》《乘沙漠车记》《圣果》等。至于是否委婉多情，我不好说，重要的是发现珍贵的细节，写出人性的复杂，写出别人虽经历过却道不出的感受，亦即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若做到或基本做到这些，文章就成功了。我只是在努力中。我常想问别人也问我自己，这些以亲身经历为背景的东西，究竟谁会看，有哪些东西可能是人们需要知道的，是有价值的，它有可能吸引哪些人的眼睛和心灵？是否可以这样说，它包含着历史情景的，西部人心灵史和文化史的信息，一个人如何成长的过程，人的灵魂怎样遭遇风暴袭击的，人战胜自我和环境的隐秘的关键，以及从这个人身上折射的近六十多年来的动荡与曲折，它可能还有激励西部封闭境遇里的青年的作用，激起他们的自豪感和与命运作斗争的勇气，从自卑中挣脱出来。总之，不是简单的褒扬，也非故作高深，不是要迫不及待地肯定什么，更非钓名沽誉，而是以人为本，写出性格来，写出人生来。
《韩金菊》我原本没打算写，不想触动一生的痛，随着一天天老去，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藏在心里总觉堵得慌，再不写就可能无力写了，永远沉埋了，心有不甘。可一旦写起来，却又伤心得写不下去。一切都是真实的，无一丝虚构。我甚至能想起她家几次搬家的门牌号。只是为了了却心愿。我想能在《作家》上发一下就行了，不愿更多的人看到。后来好几位作家，刘兆林，弋舟，张雅文等人在杂志上看了，还有我的博士生们，都来电话，希望我一定要拿到微信公众号上发。我的看法变了，不再怕。没想到点击率上万，留言之多，超乎想象，除了一些是朋友，文艺界人士留言，绝大多数是普通读者，说它“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读来“几度哽咽”，甚至“每读一遍，都要流一次泪”。我自己不知道该怎样总结，我同意这样的留言：“历史真相隐藏在语言的暗流涌动之中”，是“个人命运与时代面影的交叠合一”。
中华读书报：据我了解，《黄河远上》上市不到一个月，就销出了一千多本，这应是不错的业绩。您的散文真诚质朴，同时也特别厚重。“真”是我阅读的第一感受。您是名家、大家，很想知道您的作品靠什么吸引人，打动人，您自己是怎么看的？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展示给读者什么？还是仅仅完成自己的某种心愿？
雷达：我同意你说的，“真”是第一感受，真情实感永远是散文的命脉所在。但是，真实是分层次的，表象的真实，较深层次的真实，以及能直抵灵魂引发共鸣，引起疼痛感或撕裂感的真实，是各不一样的。它们取决于作者投入生命的深度，观察、体验、内省的深度，以及艺术表现的能力。这是无法伪装的。
我在取材上没有任何优势。我既不是出身名门之后，将相之后，耳濡目染过多少有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能自然而然地写出读者渴望了解的名人逸事，历史传奇及某些秘密；同样，我虽然一生也是磕磕绊绊，但并没有九死一生，大起大落，骇人听闻的苦难经历，那样的人下笔即能感染读者并且触发历史反思。我只是个道地的平民之子，母亲是西部一个穷音乐教员，她从我三岁起即终生守寡，拉扯起了我和姐姐。她作为单身女人所经历的挣扎和痛苦，某些往事，我至今想来心中还存恐惧，使我多次都无法冷静的、完整的写出母亲。我是这样一个平常的人，按说有什么好写的呢。
但我同时认为，我仍然可以告诉读者很多，我这个人，或这颗灵魂，他做什么既重要，也不重要，他有何业绩既重要，也不重要；但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热烈的人，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人，一个绕系着文化精神冲突的人，一个心灵在场，注重从体验出发的人，一个与我的年代的生活和心灵紧紧相连的人。我还感到，我是个不善于遮饰自己的人，比较率真的人，却也同时是个叛逆的人，没有多少世故和城府，曾被认为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从小就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意识，因而始终比较“落后”，我在文革初期有过被认为可判重刑的言论，那是西北的一个我并不熟悉的“朋友”的揭发，他为什么那时还会惦着几千里外的我，至今不解。可把我整苦了。这些言论现在看来都很正确。我偶然地步入了文学界，做着被称为文学评论的工作。如此而已。
我的身上，集中了许多矛盾，我生活的年代，跨越了新旧两个中国，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与两条河流关系密切，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我奔跑着呼喊着去看黄河“开河”的壮观；我在故乡渭河的臂弯里沉酣地睡去。我的身世，父亲是天水人，母亲是临夏人，一个接近关中文化，一个接近游牧文化，这造成了我的粗糙和敏感并存的性格。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经历了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一直延至新世纪，像一条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非常密集。在相当的时间里，我只是一个学生，但是，我的眼睛从一个自己的角度看到了许多难忘的往事。弥足珍贵的还因为，我出生并生活到二十多岁的西部，其情调，风俗，生活场景，文化传统，都有丰富的意蕴，到今天，它仍然是神秘的，被遮蔽的，它们的价值有必要得到彰显。
作为一个跨越了众多剧变年代的人，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内心世界却是丰富的，敏于感受的，惟其单纯，不掺杂质，反而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心灵的历史。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物，或者多么小的人物，多么尊贵的人物，或者多么卑微的人物，只要他负载的信息有足够的精神含量，那么就具备了使用散文这一形式的条件，把它们记述下来就是宝贵的。灵魂的历史比历史本身更鲜活、更耐久。
中华读书报：从有记忆的时候写起，您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亲历的，毫无粉饰的，同时也充满各种历史的或个人的波折，可读性非常强，让人读了放不下。这些散文的写作时间不同，应该是您的一个散文选本，那么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在写作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你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你在处理题材时有何心得？
雷达：这本集子确实有很强的亲历性，在场性，回忆性，都是围绕着我的切身经历展开的。现在细想，我受影响的著作不少，但受影响最大的应是《朝花夕拾》。那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后由先生改为《朝花夕拾》。“朝”意谓早年，“夕”表示中晚年，即早上的花朵晚上来拾采。先生回忆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人事，每一篇都是那么沉郁而亲切地展示着世态变迁，人情冷暖、历史沧桑，风俗礼仪，且感情蕴藏得那样深沉。先生对社会、人性的深邃洞察和对亲人师友的诚挚感情，只有反复读之才能心有所得。我虽不能至，却一直心向往之。
我的散文一向以写西部者为多，但近年所写的“西北往事”系列，约八九篇，每篇一万多字，却与以前的有所不同。这也是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正如评论家古耜指出的，首先，这组作品是自传体的。作家从亲身经历出发，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全无粉饰地敞开，其强烈的纪实性和现场感，以及浸透其中的披肝沥胆的自我解剖和真诚言说，足以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第二，这组作品书写作家经历，但又不是纯粹的封闭的自说自话，而是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很自然地渗入历史镜像与地理人文，于是，作家那一片片丰饶的记忆沃土，开满了社会心理，民间传说，历史事件，地域风情，时代氛围的花朵，它们交织在一起，分明构成了甘肃省乃至整个西部风俗史和精神发展史的部分。
的确，民间记忆，个人化记忆的价值在今天已是无庸置疑，但我不太主张过于纯粹的个人化记忆，面太窄，易陷入一己的悲欢，圈子划得太小，意义亦会受限。个人记忆和时代风雨裹胁在一起，无形中成为风俗史，心灵史的一种表达，才会走向深厚。
如何做到既带有自传色彩，但又不是刻板的自传，而具有散文的广延性，抒情性，联想性，是值得思考的。《黄河远上》一开始，我写了亲见的西北战场最残酷的恶战——兰州战役，当然是以孩子的眼光来看的，当时我六岁，血与火的记忆却终生难忘。接着写了震动全国的“邱家血案”，也不是故作惊人之笔，是我每天上学的路上发生的真事，凭记忆写出，它们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不可拆解。不写反而不真实了。《梦回祁连》是以四清运动为背景的，既无法不交代四清时的政治情势，但又不能陷入政治评价中不能自拔。这么大的全国性的运动，从何处下手呢？这是很难驾驭的，几乎无法写。但这段酷烈而传奇的生活怎能忽略不写？要摆脱事实的束缚，说到根本上，就是要写人，人的心灵体验，而非仅仅交代事情过程。我是以“我”为中心，一面连结乡土人物，主要是环子父女的遭遇，一面是工作组长等人。人虽少，但够了，将其他推到背景，主要的空间腾出来，写当年河西走廊的风土人情，写出人性的美丽与残酷，写出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情调”和“风光”。环子这个农家姑娘，是真实存在的，但也集纳了其他人物的特征。有读者表示遗憾，觉得我写她少了，还想多看她的事，甚至还希望我和她“擦出火花”什么的，在那时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吃食，蒜泥拌青稞面鱼鱼，男人戴“牛吃水”的帽子，河西女人裹的头巾，有趣的方言，“烧房庄”的堡子文化，涝坝水，打胡基，以及当时唱的革命歌曲，环子送我的两盒新建牌的香烟，每盒一毛一，对农民来说是够重的礼了，还有那个红皮笔记本，等等，这些东西在今天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连民乐当地人看了这文章，都觉得如在梦中，却又喜欢。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我的散文观》谈到自己心目中的好散文“首先必须是活文”，而非“呆文”。您如何理解“活文”？
雷达：我确实说过，喜欢“活文”，不喜欢“呆文”的话。比如，一度文化散文成风，余秋雨早期的一些文章，我认为有开创性，走在前面。但后来忽然很多，有的看上去很渊博，什么都知道，不少是临时从网上书上查的，这未尝不可，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但罗列太多，掉书袋，性灵就不见了，便“呆”了。还有，中国散文的叙事记人，有极深厚传统，弄不好它会变成一种模式的重压，也容易“呆”。我想，“活文”恐怕首先得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包含细腻复杂的人性之困和情感矛盾，这种境界和格局，与作家的知识积累、文学素养有关，更与作家的情怀有关。鲁迅先生说，“开掘要深”，这四个字分量很重，够我们消化一辈子。我很看重一篇文章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是否实践主体的毛茸茸的鲜活感受。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我也在摸索，还是以后专门另找机会再谈吧。我的“西北往事”还在继续写，接下来是“我的大学”，“干校的日子”等等，值得写的事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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