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承上启下的军事论著,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对尉缭的历史评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对尉缭的历史评价(请你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尉缭)

对尉缭的历史评价

尉缭

承上启下的军事论著

尉缭,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不详。他和庞涓、孙膑同为鬼谷子的弟子,都在鬼谷子那里学习兵法,学成以后,陆续下山。最先是庞涓下山,被魏惠王用为大将军,主管魏国的军事。大梁人尉缭也是在这时候辞别了鬼谷子,面见梁惠王,陈述兵法31篇(现今仅流传24篇)。后来流传的尉缭兵法,实际上就是尉缭与梁惠王几次对话的记录。尉豫把自己的兵法理论向梁惠王陈述之后,为了避免庞涓的暗算,免遭杀身之祸,急流勇退,销声匿迹。所以他后来的行踪,就不为世人所知。 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富国强兵,实现封建主义的统一。《尉缭子》一书正是适应这种历史趋势的产物,纵观全书24篇,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前12篇,从天官第一到战权第十二,主要内容是论述作者的政治观和战争观;后12篇,从重刑令第十三到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内容是论述军令和军制。这两部分紧密联系,互为补充。本书的显著特点,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考察战争与国家的关系,从而说明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好坏的互为影响的道理。他首先指出,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即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行是靠战争来保证的,是用战争来达到的,国家法令的实施也是靠实力做后盾的。他又反复阐明政治好坏对战争的影响,认为政治清明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战争本身的政治性质,只要是正义的,即“诛暴乱、禁不义”,就能够产生制服敌人的军威,政治搞得好,可以使全国团结一致,军民一家,最大限度地鼓舞士气,这样的军队会无往而不胜;良好的政治,可以争取大多数人的拥护,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 战争胜败同经济基础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战争的最终达到的目的,战争就是为了守城、守地、养民或是从敌人手里夺城,夺地和夺民。这就是主张以暴力的手段达到维护或争夺经济利益的目的。尉缭不但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而且从经济角度揭示了战争的原因、目的和性质。他还论述了经济对战争的反作用,认为战争是靠经济作保证的,经济是战争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他把发展耕织作为治国治军之本,特意写了《治本》一章,强调只有发展生产,使“野充粟多”,才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在尉缭看来,“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只要朝廷能使国家既富且活,能够做到“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老百姓就会“扬臂争出农战”,国家就可以“威制天下”。他坚持在富国的同时切实把强兵放在首位,把强兵作为根本。这在古代军事经济学的发展上,也是有影响的重要观点。

出奇制胜的战略权谋

尉缭不仅重视从战略全局研究和揭示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而且把自己确定的战略权谋原则,贯穿于作战指挥的实战过程之中。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运动战中出奇制胜。围绕这一核心思想,他从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和使用奇兵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主张、战略权谋原则。 首先是先发制人,做好周密的作战计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即选择好突击方向,布置阵势,主动进攻。他认为,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权先加入者,敌不力交,武先加入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其次是集中优势兵力,向主攻方向发 起猛攻。他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只有这样,才会使进攻锐不可当。第三是速战速决。他认为,进攻要快,“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只有迅猛,只有坚决果敢,才能达到必然取胜和速战速决的目的。“向敌人发起猛攻,就要如同大山那样压向敌人,如同湍急的大江大河那样冲向敌人,像炮打,像烈火燃烧,像墙倒,像乌云那样地卷过去”,“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于疑虑,堂堂决而去”,使敌人惊慌失措,动弹不得,只能被动挨打。第四是使用奇兵。尉缭的这一思想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说,战争的先发制人,速战速决,就寓含了“敌不力交”“敌无威接”的出其不意;其二是说,以正、奇两种兵互相配合取得胜利,“善用兵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道也。一正兵贵先,奇兵贵后”,要以奇兵(包括伏兵和侧翼部队及兴军踵军,即后续部队),夺取最后胜利。 尉缭还十分重视将帅的选拔。他曾用周文王重用德高望重的姜太公为例,说明好马要有高手驾驭才跑得远。任用了有才能的将帅,能够正确地指挥战争,才能夺取作战的胜利,而良好的政治主张才会得到实现。韦缭强调将帅要有战略头脑,必须掌握客观存在着的战争规律。他认为“决战策略的正确在于明了知彼知己;稳操取胜之权在于深刻洞悉了必然获胜的战争规律(精诚在乎诚明,战权在乎道之所及)。”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在掌握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对战争的具体进程进行科学分析。因为战争本身是多变的,对于这个复杂而多变的战争,若驾驭它,必须“随机应变”。尉缭如同老子把道比做水一样,他认为“胜兵似水”。实际就是指战争指挥者要像流水那样随机应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越过千难万险,最后达到流入大海的目的。这样的战争指挥者,尉缭形容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敌人对这样的将帅指挥,简直摸不着头脑,这就是灵活机动,用兵如神的要求。

朴素实用的唯物论基础

贯穿《尉练子》全书中的无神论思想,是对《孙子》以来兵家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军事哲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春秋末期,唯物主义军事理论家孙武曾提出,在军事领域必须“禁祥去疑,不允许迷信占卜那一套唯心主义东西插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浅薄而庸俗的哲学反而在魏国被邹衍等人传播得更加广泛。在书中,尉缭分析梁惠王“数被于军旅”的原因之一,是迷信“祥异”而不修人事。不去选贤任能,不认真“权敌”、“料敌”,一味地“考孤虚,占咸他,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企图靠这一套成胜立功,显然是不可能的。尉缭还专门批驳了邹衍的一切听命于鬼神天数的谬论。他以攻城为例,指出现在有人去攻城,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去攻城而攻不下来,这绝不是由于没有顺应的时辰可以利用,而是由于“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将士们齐心谋合的缘故。结论是:“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意思是说,在战争实践中,天官时日不如人的作用重要。他还指出:“举贤任能,不时日而失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老,不祷词而得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可见,他强调国之治乱,军之胜负,关键在人,在于人的主观作用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发挥。这在当时,是反对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唯物论哲学观点。 尉缭还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总结了治军的十二条正反两面经验。他认为,按照十二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这十二条讲的是:将帅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造成悔恨在于优柔寡断;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招来祸害在于屠杀无罪的人;当机立断在于随机应变,不能公正处事在于私心太多,战胜敌人在于鼓动士兵的斗志,战败在于团结不好,进攻获胜在于出奇制胜,给养危机在于耗尽民财;防守牢固在于阵容坚不可摧,听信奸佞就会堡垒不攻自破;不犯错误在于按客观规律办事,劳而无功在于轻举妄动;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有准备,孤陋寡闻在于嫉贤忌能;谨慎在于防微杜渐,罗织灾祸在于贪得无厌;明智在于能决断大事,危害来自任用奸人;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丢失领土在于没有良好的防守措施;众人拥护在于谦恭待人,指挥不动在于将帅无威信,反复无常。这十二条经验,不仅适应于军事方面,也适用于其他方面,具有哲学世界观的普遍指导作用。 《尉缭子》集中反映了古代军事家尉缭的战略思想和他的政治观与战争观。尉缭透过军事问题,看到政治的重要性,得出了军事上取胜决定于国家良好政治制度的重要结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尉缭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不仅从属于正确的政治观点,而且来源于进步的哲学基础。他的具有鲜明唯物主义无神论特色的哲学思想,既是对阴阳家迷信占验的批判,又维护了“兵圣”孙武奠定的军事唯物主义传统,这无论在军事史上还是哲学史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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