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承上启下的军事论著，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对尉缭的历史评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对尉缭的历史评价
尉缭
承上启下的军事论著
尉缭，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不详。他和庞涓、孙膑同为鬼谷子的弟子，都在鬼谷子那里学习兵法，学成以后，陆续下山。最先是庞涓下山，被魏惠王用为大将军，主管魏国的军事。大梁人尉缭也是在这时候辞别了鬼谷子，面见梁惠王，陈述兵法31篇(现今仅流传24篇)。后来流传的尉缭兵法，实际上就是尉缭与梁惠王几次对话的记录。尉豫把自己的兵法理论向梁惠王陈述之后，为了避免庞涓的暗算，免遭杀身之祸，急流勇退，销声匿迹。所以他后来的行踪，就不为世人所知。 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富国强兵，实现封建主义的统一。《尉缭子》一书正是适应这种历史趋势的产物，纵观全书24篇，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前12篇，从天官第一到战权第十二，主要内容是论述作者的政治观和战争观；后12篇，从重刑令第十三到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内容是论述军令和军制。这两部分紧密联系，互为补充。本书的显著特点，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考察战争与国家的关系，从而说明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好坏的互为影响的道理。他首先指出，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即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行是靠战争来保证的，是用战争来达到的，国家法令的实施也是靠实力做后盾的。他又反复阐明政治好坏对战争的影响，认为政治清明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战争本身的政治性质，只要是正义的，即“诛暴乱、禁不义”，就能够产生制服敌人的军威，政治搞得好，可以使全国团结一致，军民一家，最大限度地鼓舞士气，这样的军队会无往而不胜；良好的政治，可以争取大多数人的拥护，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 战争胜败同经济基础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战争的最终达到的目的，战争就是为了守城、守地、养民或是从敌人手里夺城，夺地和夺民。这就是主张以暴力的手段达到维护或争夺经济利益的目的。尉缭不但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而且从经济角度揭示了战争的原因、目的和性质。他还论述了经济对战争的反作用，认为战争是靠经济作保证的，经济是战争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他把发展耕织作为治国治军之本，特意写了《治本》一章，强调只有发展生产，使“野充粟多”，才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在尉缭看来，“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只要朝廷能使国家既富且活，能够做到“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老百姓就会“扬臂争出农战”，国家就可以“威制天下”。他坚持在富国的同时切实把强兵放在首位，把强兵作为根本。这在古代军事经济学的发展上，也是有影响的重要观点。
出奇制胜的战略权谋
尉缭不仅重视从战略全局研究和揭示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而且把自己确定的战略权谋原则，贯穿于作战指挥的实战过程之中。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运动战中出奇制胜。围绕这一核心思想，他从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和使用奇兵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主张、战略权谋原则。 首先是先发制人，做好周密的作战计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即选择好突击方向，布置阵势，主动进攻。他认为，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权先加入者，敌不力交，武先加入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其次是集中优势兵力，向主攻方向发 起猛攻。他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只有这样，才会使进攻锐不可当。第三是速战速决。他认为，进攻要快，“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只有迅猛，只有坚决果敢，才能达到必然取胜和速战速决的目的。“向敌人发起猛攻，就要如同大山那样压向敌人，如同湍急的大江大河那样冲向敌人，像炮打，像烈火燃烧，像墙倒，像乌云那样地卷过去”，“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于疑虑，堂堂决而去”，使敌人惊慌失措，动弹不得，只能被动挨打。第四是使用奇兵。尉缭的这一思想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说，战争的先发制人，速战速决，就寓含了“敌不力交”“敌无威接”的出其不意；其二是说，以正、奇两种兵互相配合取得胜利，“善用兵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道也。一正兵贵先，奇兵贵后”，要以奇兵(包括伏兵和侧翼部队及兴军踵军，即后续部队)，夺取最后胜利。 尉缭还十分重视将帅的选拔。他曾用周文王重用德高望重的姜太公为例，说明好马要有高手驾驭才跑得远。任用了有才能的将帅，能够正确地指挥战争，才能夺取作战的胜利，而良好的政治主张才会得到实现。韦缭强调将帅要有战略头脑，必须掌握客观存在着的战争规律。他认为“决战策略的正确在于明了知彼知己；稳操取胜之权在于深刻洞悉了必然获胜的战争规律(精诚在乎诚明，战权在乎道之所及)。”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在掌握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对战争的具体进程进行科学分析。因为战争本身是多变的，对于这个复杂而多变的战争，若驾驭它，必须“随机应变”。尉缭如同老子把道比做水一样，他认为“胜兵似水”。实际就是指战争指挥者要像流水那样随机应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越过千难万险，最后达到流入大海的目的。这样的战争指挥者，尉缭形容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敌人对这样的将帅指挥，简直摸不着头脑，这就是灵活机动，用兵如神的要求。
朴素实用的唯物论基础
贯穿《尉练子》全书中的无神论思想，是对《孙子》以来兵家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军事哲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春秋末期，唯物主义军事理论家孙武曾提出，在军事领域必须“禁祥去疑，不允许迷信占卜那一套唯心主义东西插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浅薄而庸俗的哲学反而在魏国被邹衍等人传播得更加广泛。在书中，尉缭分析梁惠王“数被于军旅”的原因之一，是迷信“祥异”而不修人事。不去选贤任能，不认真“权敌”、“料敌”，一味地“考孤虚，占咸他，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企图靠这一套成胜立功，显然是不可能的。尉缭还专门批驳了邹衍的一切听命于鬼神天数的谬论。他以攻城为例，指出现在有人去攻城，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去攻城而攻不下来，这绝不是由于没有顺应的时辰可以利用，而是由于“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将士们齐心谋合的缘故。结论是：“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意思是说，在战争实践中，天官时日不如人的作用重要。他还指出：“举贤任能，不时日而失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老，不祷词而得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可见，他强调国之治乱，军之胜负，关键在人，在于人的主观作用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发挥。这在当时，是反对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唯物论哲学观点。 尉缭还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总结了治军的十二条正反两面经验。他认为，按照十二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这十二条讲的是：将帅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造成悔恨在于优柔寡断；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招来祸害在于屠杀无罪的人；当机立断在于随机应变，不能公正处事在于私心太多，战胜敌人在于鼓动士兵的斗志，战败在于团结不好，进攻获胜在于出奇制胜，给养危机在于耗尽民财；防守牢固在于阵容坚不可摧，听信奸佞就会堡垒不攻自破；不犯错误在于按客观规律办事，劳而无功在于轻举妄动；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有准备，孤陋寡闻在于嫉贤忌能；谨慎在于防微杜渐，罗织灾祸在于贪得无厌；明智在于能决断大事，危害来自任用奸人；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丢失领土在于没有良好的防守措施；众人拥护在于谦恭待人，指挥不动在于将帅无威信，反复无常。这十二条经验，不仅适应于军事方面，也适用于其他方面，具有哲学世界观的普遍指导作用。 《尉缭子》集中反映了古代军事家尉缭的战略思想和他的政治观与战争观。尉缭透过军事问题，看到政治的重要性，得出了军事上取胜决定于国家良好政治制度的重要结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尉缭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不仅从属于正确的政治观点，而且来源于进步的哲学基础。他的具有鲜明唯物主义无神论特色的哲学思想，既是对阴阳家迷信占验的批判，又维护了“兵圣”孙武奠定的军事唯物主义传统，这无论在军事史上还是哲学史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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