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彷徨》是我特别喜欢两部文学作品。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写到，他曾问办《新青年》的朋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那人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说，他确实有着确信想要唤起中国当时沉睡在黑暗中的国民，于是他于1918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随后又发表了十余篇，组成了《呐喊》，在1924到1925年期间又发表了小说集《彷徨》，这两部也成为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拥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为当今研究鲁迅先生小说的学者，我们就在思考，鲁迅是以怎样的确信来完成这个唤起中国百姓思想的目标？他凭什么有能力认为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有这“毁坏铁屋的希望”？在我看来，这要归功于他对小说故事叙述的全新开创。
鲁迅曾经说过：“走异路,逃异地, 去寻求别样的……”鲁迅对于小说的全新创造热情，才带给我们当今中国国民不一样的文学体验。
先要问一句，什么是“故事”？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从古至今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经典的文学巨著，《左传》、《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一些名著，看似题材不同、所表达的内容不同，但是其中一个核心关键，也就是这些书得以经久不衰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对于小说故事的叙述艺术。起、承、转、合或者是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都是缺一不可的，他们精美的扣合在一起，组成最吸引人的故事。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 小说是故事,因为“ 故事虽然是最低下的和最简陋的文学体制, 却是小说这种非常复杂的机体中最高的要素”。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说:“ 我在写作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注重语言问题的。我关心的是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 如何使人们理解它。
故事指的是 真实的或虚构的用作讲述对象的事情，有连贯性，富吸引力，能感染人。关于故事的内在构成里蒙 凯南女士说:“事件是怎样结合成序列的, 序列又是怎样结合成故事的呢。结合的原则一是时间顺序, 二是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故事要有时间上的流动，要有因有果。中国传统小说讲求首尾呼应，故事要得以完美叙述。但是，鲁迅的小说真的是为写故事而写故事吗？故事表达的流畅和华美的艺术从来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他是希望通过故事背后的意义来启迪民众。
《呐喊》创作于1918-1922这段时间，此时正处于“五四运动”时期的高潮，鲁迅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自己的第一声呐喊。以《狂人日记》来说，本文不是以传统的小说叙述来写，而是以一个狂人的视角，以日记体的形式，阐述狂人看待社会和人的观念。初次读来，便因文的特色与独创所震惊。《狂人日记》以十三个小部分组成，长短不一，所表述的狂人的内心想法也是断断续续的，根本没有传统故事的起承转合等基本要素。但即使是这样，这并不妨碍鲁迅对于文章中心的完美表达。通过对狂人内心的层层剖开、递进，我们不断看到鲁迅所要表达的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和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若没有鲁迅高超的叙述模式和语言能力，这篇文被当做一个真正疯子的日记也未可知。
《呐喊中》唯一一篇中篇小说——《阿Q正传》，它并没有写书主义上对于小说故事的叙述要求，缺少故事的整体框架。《阿q正传》当时是在报刊上连载的，这也就相当于每章都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来吸引读者，所以鲁迅在其中是运用了相当高的写作技巧，看似无形的脉络和框架，实则细细读来会发现环环相扣。这也就是鲁迅像再一次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
有不少学者认为《鸭的喜剧》不应该放入小说集《呐喊》中，但是鲁迅先生多次再版《呐喊》，最后还是把这篇文章放到其中，这也说明了鲁迅认为这的确是一篇小说。《鸭的喜剧》带有散文化的特征，情节性其实是不强的，这也是鲁迅对当代小说的一大突破。这的确也是一大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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