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古代中国社合中关于伦理与政治学说的一种文化体系。
儒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冢宰·大宰》:“四曰需以道得民。”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云：“俗有六艺以教人者。”，按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近人章太炎认为“儒本为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礼记·儒行》说孔子之服与人不同，鲁哀公以为儒服。由此合起来看，早期的儒者是穿着特殊的衣服，从事教化工作的那部分人。就儒学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来说，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激烈动荡，儒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流落到了民间，由于他们熟悉古代的礼仪，因而以相礼治丧为职业。在早年，孔子本人也可能是这一批人中间的一员，但他精通六艺，具有深刻的见识和思想素养，又正值官学地位下落，私人办学兴起之时，孔子就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收徒授课，从其游者甚多，由此形成了一个声势很大的学派。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当然并不局限于相礼治丧，孔子还教给他们很多的政治、道德、文学、军事等知识。在孔子周围的这一批人对子春秋末期的现实社会政治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看法，以此奠定了需学的思想基础。
关于儒学的基本特征，先秦两汉时期的学者多有论及，如庄子说孔子：
“秘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
在孔子所奠定的思想墓础上，儒学作为一个思想文化学术体系，是有共同的特征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又说:“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汉书·艺文志》则称儒家：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子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并称擂家“于道为高”。
由此可见，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哲学有下面几个特征。
其一，宗师孔子，以孔子作办自己的思想领袖。
其二，以《书》、《诗》、《礼》、《乐》、《易》、(春秋》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之间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井将这种伦理关系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成为其指导性的原则。
纵观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说，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差异，但只要是儒家，其思想就必然带有如上的特征。
由尊尊与亲亲(或礼与仁)所保持的张力以整合社会是儒学理论结构的核心。礼与仁是儒学的两大理论支柱，从仁字的社会内容来看，它所反映的是原始社会中的亲亲关系。所以孟子说:“亲亲仁也。”孔子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给仁以丰富内含的思想家。孔子之仁，集中到一点就是孝，就是爱人，就是人的主观精神的自觉。
就礼的一早期形态来看，它与史前巫术宗教的祭祀活动有关。到周代，礼成为一种社会事章制度，以外在的形式规范了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以来思想界对礼作过很多的探讨。恢复周礼是孔子的终生志向。到孟子则把礼作为他所主张的性善论的四个善端之一，荀子对于礼有更多的阐述。就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来看，虽有不同的重心，但却无不志在协调仁与礼的关系，使其保持一种张力以整合社会。
如孔子，就试图去消解传统之礼与创新之仁之间的对立，而使之统一起来。如果说礼指一种外在的制度或等级秩序，而仁(或乐)则指人的内在心性的自觉，或者从社会史的意义来说，礼更多地强调了宗法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点，而仁则力求使宗法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能和谐相处。从而维系社会的秩序与和睦，而不是分崩离析，这样儒学的核心就是礼与仁的相互为用，这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也是儒学基本精神之所在。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这种历史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思想流派，当时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们并未采用儒学去解决列强之间的纷争。秦王朝的建立与儒学的政治理念及社会理想相去甚远，甚至焚书坑儒。儒学主体地位的奠定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的，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而后儒学的发展，尽管有曲折，但儒学从未动摇过其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的地位。
再从中国文化的结构来看，中国文化可以说在早期是一种多元结构。诸子异说，百家并存，无所谓主从。至汉代，儒学定于一尊，当时尽管还有道、法、阴阳诸家，但它们相对于儒学来说都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道教的产生，佛教的传人，佛、道两教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蔚为大观，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道教建立了自已的宗教哲学体系，由此形成了三教并存的局面，可以说中国人的思想是由儒释道三教共同来维持的。但三教的并存和相融，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并且三教之间的融合与斗争，导致了宋明新儒学的产生。儒学凌驾于佛道两教之上，再一次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儒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思想文化的基本品格、社会政治实践的演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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