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是一本很有参考意义的史料，其中记载了道光以前的典章制度，涉及的领域也很广泛。近来在读这本史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借着这个故事顺便也来讲一讲清代补服的一些冷门的知识。
书中的故事很简短，说得是乾隆年间，一个名叫金司空的官员被皇上简拔为尚书兼都统，金司空很得意，因为尚书是文一品大员，都统又是武一品大员，因此得意忘形之余，便自作聪明，在自己的补服上同时绣了一个仙鹤和麒麟。结果被乾隆发现，挨了一顿训斥还罚了半年的俸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补服作为象征官员等级的标志，不得随意更改更不能僭越。如此浅显的道理，金司空不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就是：清代在补服的管理上存有漏洞，让那些好慕虚荣者有机可乘。
先来了解清代的补服制度清代的官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顶戴花翎是历朝历代中所独有的标志。但品官的补子却是在明代的基础上略加改进而来的，总的特征就是“文禽武兽”。
文武品官补子的具体情况是：一品，文鹤、武麒麟；二品，文锦鸡、武狮；三品，文孔雀、武豹；四品，文雁、武虎；五品，文白鹇、武熊；六品，文鹭鸶、武彪；七品，文鸂鶒、武彪；八品，文鹌鹑、武犀牛；九品，文练雀、武海马。此外，都御史、按察使等，均绣獬豸。
从名称上来看，似乎很容易区别，可是具体到图案上就没那么简单了。比如下图中的文一品和文六品的图案就有很大的相似性，武一品和武五品的图案同样也容易混淆。
如果说补子图案区别很大，那么穿着高于自己的补子，其僭越的嫌疑似乎就很大。但由于清代补子的纹样多呈现一种符号化的趋势，代表官品等级的鸟兽姿态往往表现为一种固定模式，这就使得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为补子穿用僭越提供了可能。
还以文一品的仙鹤补服与文六品的补服为例。文一品的仙鹤为丹顶鹤，其头顶赤红，羽毛多表现为白色，腿细长，较短的尾羽互相分开为扇形；文六品的鹭鸶则短尾大翼，颈和腿部修长，鹭鸶的周身羽毛为白色，头部有明显披羽。
这两种鸟类本身相似性就很大，加上清代在制作补子的过程中使用了织锦工艺，动物的基本色彩信息丧失了，尤其是鹭鸶头部的披羽被弱化了，使得两个不同品级的补子之间就难以区分。
官场之上攀比心强，好慕虚荣者众，以品级低的补子冒充品级高的补子时有发生。鉴于这种情况，从康熙时期开始，朝廷就不断有相关的规定出台予以制止。
本来几品官按例就该穿几品的补服，但清代的制度上有很大的漏洞。比如康熙时期规定：七品、八品、九品加级者不准过五品；五品、六品加级者不准过四品；四品、三品加级者不准过二品；二品加级者不准过一品。由此可见，康熙时期主要针对的还是官员加级的规定。
雍正时期出台新的规定：文武大小官员顶戴补服皆有等级定例，五六品官不得过四品，三四品官不得过二品，二品官不得过一品。如有违例者，要受到罚俸的处理。
乾隆时期制度臻于完善，规定：官员违例错用帽钉补服者，皆罚俸半年，如有情形重大者，革去职衔。
尽管从乾隆以后，补服的制度具有全面性、系统性、严肃性，乃至违例惩处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但官员在补服穿着上的僭越情形却是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僭越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清代各级官员补服和补子，可以由本人按照典章制度自备，这样就会出现同品级官员由于做工不一而不尽相同的现象，事实上也为僭越提供了可能。
当然还有一个情况也是补服僭越的主要推手，因为清代官制上有一个“加级”的制度，比如原品为三品的文官，因种种原因获得朝廷的加级，虚衔品级提升为二品。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穿戴二品补服，但实际上的职务还是三品。
又如，本是武职的正二品的总兵，往往加上一个记名的从一品提督，这样也可以穿戴武一品的补子。到了晚清时期，由于记名、候补、捐纳的盛行，官员品级十分混乱，这也让补服僭越日趋泛滥。
清代补子的其他形态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补子的形状多为方形，其实还有圆形。圆形补子是宗室贵族的专用补子，皇帝、皇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等用圆补。其他的王公大臣皆用方补。
贵妇用补的现象也十分常见，除了皇太后、太后、公主等皇族成员，一般的大臣的妻子例封诰命，这些诰命夫人也有专门的服制和补子，补子的形制也为圆形，等级和丈夫或儿子相同。
除了以上两种形制外，还有一种叫“空补”，所谓的空补就是没有主题纹样，即没有鸟兽，只有云幅、海水江涯等背景纹样。
空补的出现主要源于捐纳制度，确切地说主要与官品等级买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一个商人可以花钱捐得所要的品级，同时又可以加钱获得更高的品级。这种情况一般都会用空补，当官品发生变化且最终确定时，只需改变主题纹样即可。
俗话说法不责众，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益衰落，滥用和僭越补服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到了晚清时期几乎是不闻不问了，那个时期普通百姓都可以穿着补服，哪有什么等级贵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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