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无道之君尤其喜爱休闲活动。仲长统认为，“愚主”往往放纵个人欲望，他们极尽可能地享受“角觝”、“郑、卫”、田猎”等休闲活动，沉溺于后宫妇人。
第二，士人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劝谏帝王君主及诸侯王限制或远离休闲活动。士人就休闲活动的问题劝谏帝王君主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有的人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也有的以隐语的方式向帝王劝谏。
如，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甚至还下令，若有人敢就此谏言就要杀掉谏言者，即便如此，齐景公沉溺于游乐的行为还是遭到臣子的反对，犯颜直谏。再如，淳于髡通过隐语、夸张的方式向齐威王谏言节制饮酒娱乐之事，优孟通过隐语的方式劝谏楚庄王不要以大夫的礼仪来安葬忠爱的马。
在休闲生活方面，不同的君主爱好各有不同，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有的为昏君，有的却是明君。如《战国策》比较了“先君”与“王”的共同点，虽然他们都“好马”、“好狗”、“好酒”，但王不像先君那样“好士”。早在先秦时期部分士人已经能够理清国家覆灭的过程中，君王的休闲生活并非最本质的原因。
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休闲生活，而在于是否勤于政务、治国理政。因此，汉代的士人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帝王谏言，对休闲娱乐行为的态度反映出汉代士人对帝王理想角色的定位。他们并不仅仅只是要求皇帝限制休闲活动，同时还包括勤于政务、网罗人才、远离佞臣等建议。可分类如下：
(1)儒者将休闲活动看做招致上天发怒的事由之一，要敬而远之
如“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游，敬天之渝，无敢驰驱”。这句话将休闲活动和上天的预兆和惩罚联系在一起，限制帝王的休闲活动。五行相生相克理论中认为帝王及臣民醉心于休闲生活会导致五行易位，影响国运。
五行相胜理论中，属木者因为臣下朋党之争、不亲近贤者、诛杀公卿士大夫及教民醉心于休闲活动，人君在休闲生活中不可出现沉湎于狩猎、喜好靡靡之音、好饮酒、走狗马，不理政事，因为自己的私愿而过度役使百姓、侵夺民时，否则会出现木德会被衍生的火德取代的征兆。
(2)狩猎活动要有时有节
汉代士人对皇帝的狩猎活动的谏言不胜枚举，如，汉文帝带着“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狩猎时，贾山认为不宜带领臣子“游猎”向文帝谏言，贾谊也多次进谏请求皇帝“止游猎”。汉武帝“好自击熊豕，驰逐壄兽，相如因上疏谏。”司马相如认为帝王狩猎以娱乐，是“轻万乘之重”的行为，其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相当一部分士人认为皇帝的狩猎活动要有时有节。
如：扬雄认为，皇帝组织的大型狩猎活动是“娱乐之游”，不以“乾豆”为事，劳动车马，为了避免皇帝沉迷于游猎，荒废政事，校猎时应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就返回。为了避免沉迷于狩猎以妨害政事，应该严格控制四时蒐狩外出狩猎的时间。
汉光武帝时期，“勤劳不怠”，皇太子向他劝谏“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光武帝的回答是：“我自乐此”太子因为看到汉光武帝过于勤政，建议皇帝稍事休息。可见皇帝没有一丁点休闲娱乐活动也并非士人所赞同的。对皇帝休闲活动的主流观点应该是在勤于政务的基础上，有一些适当的休闲活动。
东汉时期，何敞劝谏济南王刘康游猎要有所节制，节俭而不奢靡。“今数游诸第，晨夜无节……愿大王……节游观之宴，以礼起居”。
(3)有的士人将皇帝的言行和对臣下和庶民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劝谏帝王远休闲、近政事
这样臣下安于政事，百姓安于耕种。如：早在先秦时期，管子就认为“一国之存亡在其主……死与不食者……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君主的喜好言行足以对臣民有着直接的导向作用，对于国家存亡的影响很大。
对整个国家的休闲生活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他主张限制君主的休闲生活。子夏认为郑卫之音，使人“溺而不止”，优人多侏儒，其体型“不知父子”。所以，君主应该“谨其所好恶”以免老百姓盲目跟从。谷永建议汉成帝“损燕私之闲以劳天下，放去淫溺之乐，罢归倡优之笑，绝却不享之义，慎节游田之虞”。
以减损皇帝的休闲生活达到对臣下的教化作用，使臣下安于政事。王吉认为汉宣帝如果不沉溺于休闲生活，“去角抵，减乐府”以节俭示范万民，则百姓归于本业务农，手工业者不再制造、商人不再贩卖奢侈无用之物，一改舍本逐末的风气。
郅恽劝谏汉光武帝不要沉迷于游猎，反问他“陛下……其如社稷宗庙何？”即皇帝沉迷游猎必然会对江山社稷产生消极的影响。导致人民不务本而好狩猎，社会风气为之败坏。《后汉书》载“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是因为人们改风易俗时，皇帝的言行举止比法令更为有效。
一些士人认为，有国之人当谨慎。司马相如认为帝王狩猎以娱乐，是“轻万乘之重”的行为，其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汉宣帝刘询在民间时，丙吉就以帝王的标准对其侍奉、管教，生活上照顾周全，却“不得令晨夜去皇孙敖当”。
对幼年刘询的休闲生活限制较多。所以，皇帝应该收敛自己的私欲以求治世、太平之世。如，贡禹认为圣人不仅仅只是“使自娱乐”，而是为万民收敛私欲，依照“法度”、“仁义”行事。帝王不仅要减省娱乐活动，而且还“不可与臣下议”以避免臣子阿谀圣意。
(4)有的士人认为休闲生活会侵蚀帝王的意志
司马子綦向楚昭王谏言不可去荆台巡游，给出的理由是荆台山环水绕、风景优美是个足以让人“遗老而忘死”的地方。“遗老而忘死”的感受恰恰就是休闲的状态，臣子对君王处于休闲状态如避蛇蝎。在贾谊看来，休闲生活对于帝王来讲是入口的毒药，会坏目、口、耳、腹、心态等。
贾谊批判了帝王“射猎之娱”乃“细娱”，应该停止这样的休闲活动，直面匈奴的威胁，用“五饵三表”来战胜匈奴单于。所谓“五饵”即“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与之“相娱乐”。
刘备在担任荆州牧时，周瑜就上书孙权，认为刘备有关张二人辅佐，“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建议将刘备安置在吴国，给其“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虽然未被采纳，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女玩好”足以娱乐，有时可以作为对付敌对方的一种手段。休闲生活固然可以使人愉悦，然而休闲生活的某些方式在两汉时期士人看来亦可使人丧失雄心壮志。
(5)臣子们有时还通过变更皇帝的休闲活动内容实现对皇帝不恰当休闲活动的劝谏
如汉武帝喜欢蹴鞠，群臣多次进言无济于事，东方朔“以此艺(弹棋)进之”成功地让汉武帝改而喜欢上了弹棋。“汉成帝也喜欢蹴鞠，刘向认为蹴鞠活动体力消耗过大，不适合皇帝的身份，于是“作弹棋以解之”，汉成帝也放弃了蹴鞠。这两段材料中虽然用分属不同君臣的事例说明弹棋取蹴鞠而代之，但臣子们劝谏皇帝更改游戏内容并最终成功的事实应该不致谬误。
(6)士人对与皇帝较为亲近的臣子和近侍的休闲活动予以关注
皇帝近侍之臣因为追随帝王休闲活动遭到批判。董偃跟随汉武帝“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成为董偃的罪状之一，遭到东方朔的批判。黄甫规认为，权臣、皇亲如梁冀应该“省去游娱不急之务”。
(7)以国事为由向帝王谏言
“王者但日游冶”是明君贤主治理国家的追求，也是治世或太平之世的标志。“帝王长游而无忧事，群臣下俱相示教力为之”是帝王的理想境界，如此便可“响琴瑟唱乐”，心安理得地娱乐、休闲。但在臣子看来往往国家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重大事项，故帝王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休闲生活就被理所当然地反对了。如，申屠刚就以“陇蜀未平”为由，强行进谏阻止汉光武帝“出游”。
(8)以行为强行谏阻
鲁王之相通过“暴坐待王苑外”的方式劝谏鲁王不可沉湎于游猎，“鲁王以故不大出游”。
(9)谏言帝王为求治世限制自身的休闲生活
如：汉文帝时为改变“中国未安”的现状，几乎杜绝了休闲活动，如“逸游之乐绝……郑卫之倡微”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武帝时喜欢宴飨四方来客，喜好驰骋狩猎，观赏百戏、乐舞、俳优，东方朔认为，如果能“摧甲乙之帐，焚之于四达之衢，却走马(之街)示不复用”就可以达到尧舜一样的圣王之治。
徐乐认为，汉武帝时期为盛世，即便沉迷于休闲活动，也“无宿忧”，但他也认为如果能够收敛休闲活动，“诚以天下为务”，那么“禹、汤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复兴”汉和帝“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嫱郑卫之燕，囿无盘乐游畋之豫”无休闲活动国家政事平顺、“屡获丰年”。
汉灵帝“好微行，游幸外苑”、“观鹰犬之势，极盘游之荒”，杨赐谏言，想要“太平”治世，则需要收敛或禁绝休闲活动即“抑止盘游”、“绝慢敖之戏……慎贯鱼之次”避免“饮酒沈湎，以夜继昼”。当然，还要重视用人，勤于务政，不可懈怠。
(10)以天下万民的承载力低来谏言帝王收敛休闲活动
贾山认为秦朝倾天下之力无法供养秦始皇驰骋弋猎游戏，“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但在这种说法与史实有所出入，秦朝倾天下之力无法供养修宫殿、陵寝、长城等多个浩大的项目同时进行，并未见史实足以说明秦始皇狩猎之戏要耗资耗力巨大。
(11)以辞赋来讽谏
司马相如对君王“终日驰骋……自以为娱”的行为也不赞同。扬雄称写《校猎赋》的缘由在于：周文王比齐宣王苑囿面积要大得多，百姓却反而认为周文王的苑囿太小，齐宣王的苑囿太大。这是与是否是治世分不开的。汉武帝的苑囿面积更大，其附属物更加完备奢华，已经偏离了“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孔臧《谏格虎赋》也属于此类。
(12)多方劝阻
昌邑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王吉上书谏言，认为“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属于扰民行为、不利于身体保健。如果能够留意治国之道，则心志如唐尧虞舜、身体康健、国治而誉美。
(13)从后果的角度谏言
孔臧《谏格虎赋》称有德行的君主格虎对政务没有太多的危害，但若像现在这样因为游猎荒废国政、不体恤百姓的君主则危害深远。将百姓派出去进山抓捕老虎为格虎做准备就会“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最终导致出现国家政局不稳的后果。
再如《孟子·离娄》称，帝王君主休闲生活受到国事的限制，不可轻易劳动庶民以服务于自己的休闲生活。“今国家闲暇……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此句中的“闲暇”当与“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中的“闲暇”含义相同，指的是百姓服完徭役，国家不再役使百姓的时间。与我们现在“闲暇”的含义并不相同。
在此时，国家当与民休息，使其着力于自身产业，以达到“闲暇有力”而非疲于奔命的困顿状态。故若君主在这样的时间“般乐怠敖”，则妨碍百姓生产，招致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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