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人和”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受汉献帝之禅，建立曹魏政权；次年刘备在成都即位，称继承汉统；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建国号为“吴”。三国时代正式开始。但小说《三国演义》却是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开始写起，因为任何一种政治鼎立格局都不会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必然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发展。三国鼎立就是从东汉末年的各政治势力割据中发展而来。所以我们习惯说的“三国”，不光是指229年以后那三个分立的国家政权，而是广义地指从东汉建安年间开始定型的三个政治集团，即曹操集团、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
在三个集团中，曹操号称得的是“天时”。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记述所谓的“隆中对”时，诸葛亮对刘备总结曹操时倒是说了这样一句话：“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才是一句大实话，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里，孙吴确实占了地利，而曹操占的既是天时亦是人和。
所谓曹操占了天时，指的就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把东汉的朝廷抓在了手里，于是他这个集团就成了“中央”。而这个天时之所以能归曹操，在于曹操善于得人、用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
（建安元年）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
在那个时点上，汉朝皇帝并不是什么香饽饽，而是烫手的山芋，大部分人不敢沾包，曹操手下的诸将也是这样看。但曹操谋士集团的代表人物荀彧和程昱帮曹操看清了大势，下定决心迎天子，从此曹操在纷乱的博弈格局中拥有了战略制高点，“天时”乃归于曹。可以说，曹操的这个“天时”实来自于“人和”。是他拥有的人才队伍，和他正确的人才选任政策，让他得到了这种“人和”。
建安年间天下有两大人才库，一个是“颍川集团”，一个是“荆州学派”。“颍川集团”由颍川郡出身的名士、学者组成，他们在曹操集团里占据了重要的文臣、谋士位置，与来自于曹操故乡的武臣“谯国集团”共同支撑起曹魏的政治框架。这个“颍川集团”形成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它的形成基础，就是东汉末年的“汝颖多奇士”；另一个是它的形成时机，就是荀彧归曹，成为曹操的谋主。颖川郡属东汉豫州刺史部，在今河南中部许昌市、平顶山市地区，北至今郑州登封市。夏后启之钧台（今河南禹州市）即在此郡，此处自来即为华夏之重镇。东汉更是名士辈出，著名者旬、钟、陈三氏，与相邻之汝南郡并称“汝颖多奇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列名之“党锢”清流35人，汝颖二郡就贡献了7人之多，这是“颍川集团”得以出现的人才基础。经董卓之乱后，汝颖之人才多所流离、散处各地，比如在荆州投刘备的徐庶就是颍川人。而把颍川高士聚合起来形成一个人才集团的契机，就是荀彧归曹。
汝南郡和颍川郡示意图
汉献帝初平二年，荀彧弃袁绍而从曹操，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自此荀彧便为曹氏谋主，建安元年操从荀彧之劝迎天子，徙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宗庙社稷始立。这样，荀彧的老家颍川郡就成了中央政府所在地，也就是天下正朔所在。于是，流落各地的颍川高士们燃起了回乡的热情，趁此热情，荀彧为曹氏集团引入了众多颍川籍人才。荀彧深得曹操信赖倚重，最重要的征举人才之任太半交付荀彧。“（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这里面颍川籍的就有荀攸、钟繇、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荀悦、辛毗、赵俨等九人之多。至此，以荀彧为核心的曹魏文臣“颍川集团”形成。
“荆州学派”的形成要记功于汉末荆州牧刘表。国人对三国时代的认识大都来自《三国演义》，因此对于刘表的印象也就不大正面，大抵把他归入“昏君”之流。历史上真实的刘表并非如此，他以一书生受任荆州刺史，此时的荆州已经大有分崩离析成无政府状态之势。刘表以谋略、魄力，迅速扭转局面，而且也是以“武功”创出荆州偌大基业（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况且在此之前，刘表就已经是东汉著名的学者。
《后汉书·袁术刘表列传》：
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
刘表本是党锢清流名士，因此，他为荆州牧后，大兴学术之风，北方名儒学者纷纷南入荆州。《后汉书·袁术刘表列传》：
关西、兗、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盖以千数的学者云集荆州做学术研究，这是多么大的文化盛事，由此“荆州学派”从容出世。
荆州示意图
荆州学派的学术成就即为所谓“后定”，这个“后定”也就是新解《五经》。东汉在政治上的崩溃，让它的学术传统在三国时期受到了知识界空前的怀疑。一种改造旧学寻找新思路的浪潮开始冒头，荆州学派就是最早的发源地。荆州学派以宋忠、司马徽为核心人物，从建安三年始至建安十三年，短短十年就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的一大派系，即“新学”派，以对应中原地区以郑玄为代表的“旧学”派。这新、旧学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学术分歧，核心表现是如何解《易》，这为魏晋玄学的产生起了一个头。
建安十三年，刘表之子刘琮降曹，荆州学派头面人物几乎都被曹操带回了许都，进入了曹氏集团。至此，曹氏集团几乎垄断了两大人才库。荆州学派诸人进入曹魏后，在曹操时代还是颇受重用的。但从文帝曹丕开始，再到司马氏时代，曹魏由曹操的“重法术”转而重“经学”，当政的颍川、河内名士集团属于“旧学”派，荆州学派备受打击、排挤，从此凋零了。但是，荆州学派开启的“新学”之路并没有终止。开启魏晋玄风的“何、王”之王弼，便是荆州学派后人，其亲祖王凯（刘表之婿）、继祖王粲皆是荆州学派主要人物，建安十三年后皆入魏。王弼改汉儒解《易》之“象法”为思辨之法，此为玄学之启航，其思想渊源正来自于荆州学派之“新学”。是矣，荆州学派实关华夏第二次思想体系大融合之源流。曹氏收荆州，并土不为多，而得人多矣。
东汉之倾颓，以“形名之学”行察举，以“名士”为天下揆首，乃至虚风荡漾、华而不实，是为一大主因。曹操对此深厌之，而魏武自小极好“法术”，《世说新语》里有不少曹操年少时使诈用计的记载，他内心基本皈依的是传自先秦的法家。待他政治崛起，成为“汉相”而实为一国之“主”后，便决心涤荡虚风，着手处便是东汉朝廷那个最大的病灶——以“形名之学”为察举。《晋书·傅玄传》载傅玄品论曹操时代：“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此“刑名”已非彼“形名”，是曹操行“法术”去华存实的象征了。
曹操对东汉察举的改革，先是从执行层面进行，就是要求在选用人才时摒弃东汉那种重“家世”、“名气”、“结朋党”的习气，而一以能力为本。《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
毛玠作为东曹掾，忠实地执行了曹操选士的原则，很快就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但是只在执行层面纠偏是治标，很容易反复。到魏武之后，曹丕重回“经学”之路，世家政治回流。但（魏）太祖的训诫又不能不顾及。于是在曹丕时期，制定出了东汉察举制与曹操选人方针相中和的“九品官人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貌似遵循魏武之道，其实是开倒车行“形名之法”，很快就成为两晋南北朝四百年“高门”政治之渊薮，此事我们在本编后面章节予以介绍。
以上曹魏集团之人才来源，以及用人之法，即为其之“人和”，可知最终三家归晋，绝非偶然，根基在曹操时已经牢牢底定。
蜀汉人和刘备靠一部《三国演义》得国人之心凡数百年，刘备之蜀汉似乎成了正义之所在，民心之向背。真实历史远非如此，小说中谓刘备得“人和”，殊不知此语由何而来。
所谓“人和”者，两层含义：其一，民心也；其二，得众也。既得民心又人才众多者方可谓之“人和”，从这一点看，刘备集团大概勉强只能够得上一半“人和”。也就是比较得人心，但这个得人心又不大等同于得民心。在小说里，刘备只要一亮出“孝景帝玄孙”和“当今皇叔”这两块招牌，对方似乎都要不胜敬仰、倾心以从。但是在史书里，我们却很少看到这种场面。当然，这很可能因为《三国志》是西晋所撰，故意不写这种场景。不过，根据对东汉末年的情况分析，那时候会不会与王莽末年相似，有所谓“人心思汉”存在，也是要重重打上个问号的。因此，刘备之得人心更多是指其得众心，这个“众”指的是他周边的人，包括认识他的人和他手下的人。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二》：
（备）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
这还真是刘备最大的本事，也是他始终“打不死”总能再起的原因：用现代话说，他“吸收粉丝”的能力太强了，而且他的情商颇高。从他未起时，就有张、苏这样的“金主”给他做天使投资；在他多舛的政治生涯中，还继续有富豪给他追加投资。比如连妹妹都嫁给了刘备的糜竺，这个东海郡的大富豪，史书号称其“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三国志·蜀书·糜竺传》），破家倾产也心甘情愿地跟着刘备。不能不说刘备在这方面是天赋异禀的。还是《先主传》里，说刘备：
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这也就是小说里反复颂扬的刘皇叔之“仁”，因此，从得众心的角度说刘备有“人和”，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在人才问题上，刘备集团就称不上得“人和”了。如此说，一定有大批人以诸葛亮为例来反对。是的，诸葛亮诚大才也，但他也是最大的问题，问题就是：除了诸葛亮，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相比，在人才规模和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实在乏善可陈。那么我们就要从诸葛亮身上来分析一下刘备集团的人才问题。
首先要分析一个问题，就是刘备集团是否吸收了荆州学派。
有一种史学观点是认为，荆州学派在建安十三年后分成了两股人，一股随曹操至许，一股随刘备入蜀，因此蜀汉的人才也很丰富。这个观点的主论据是：
诸葛亮与庞统长期在荆州生活，并由司马徽介绍给刘备，而司马徽是荆州学派核心之一，因此，他们二人必是荆州学派重要人物。
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三国志·蜀书》里所有出身荆州的文官，都被认为是由刘备、诸葛亮带进西川的荆州学派人物，诸葛亮就是他们的首领。因此，探究一下诸葛亮以及庞统是否是荆州学派就成了一个关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亮）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裴松之注：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我们来看这两段话里传递的信息：
（一）、跟诸葛亮天天泡在一起游学的三个人都是“汝颖奇士”，当为中原学派。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治学模式是游学，所以不大可能参与荆州学派那种立学校搞研究的模式。
（二）、诸葛亮的治学方式与其他三人颇有不同，他们是“务于精熟”，而诸葛亮“独观大略”。这说明诸葛亮不倾向于做纯学术研究，而是要尽可能地掌握经世致用之“术”。
（三）、诸葛亮自比的是管、乐，一个人自比某人，必然要皈依此人的学说和思想，因此诸葛亮到底治的什么学就值得研究。《诸葛亮集·为先帝与后帝遗诏》：
（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由此可见，诸葛亮终身研读、最有心得的是《申》《韩》《管子》《六韬》这些法家、兵家之书。因此他在履行后主太傅职能时，为刘禅撰写的才可能是这些书的讲义。而荆州学派是研究什么的呢：
“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后汉书٠袁术刘表列传》）——是专研儒学经书的。
以此三点看，诸葛亮当非荆州学派中人。
伏龙、凤雏并称，诸葛亮既然如此，想必庞统也相类。《诸葛亮传》下裴松之注载：
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很明显，司马徽自己虽然是荆州学派领袖，但他主动把荆州地区的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儒生俗士”；一类是“俊杰”。至少“儒生”的代表是荆州学派中人，而“俊杰”是与他们不同的，不以儒经为学问，而以“识时务”为要旨，这些“俊杰”的代表就是诸葛亮、庞统。因此，诸葛亮、庞统二人必定不是荆州学派中人。既然伏龙、凤雏都不是荆州学派，那么蜀汉文官里那些荆州人士会不会是荆州学派呢？我们说有可能有，但比率应不会大：诸葛亮本人是地道的“法家”，他为蜀汉定的政治框架基本就是法家治国。在这种情况下，随他入蜀并得任用的荆州人士更可能是法家。
既然没捞到荆州学派的人物，那蜀汉到底人才多不多呢？当是不多。
这从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许靖。许靖，汝南人，他还有个著名的堂弟许邵。这两兄弟是东汉末年“形名之学”和名士“虚风”的代表，名满天下。许氏兄弟在汝南搞“月旦评”，每月定时品评本郡人物，分级定品，刺史、郡守皆依此察举征辟。《后汉书٠许邵传》：
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他们算得上是汝南郡实际上的“组织部长”，这个“月旦评”是虚风品鉴之典型。许靖与堂弟共襄“评士”盛举，“杀伤力”既大，亦得名播海内。《三国志·蜀书·许靖传》：
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
许靖自己就是“名士”之“名不副实”的代表，他的气节甚是不好，远不及其堂弟。《后汉书٠许邵传》：
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许邵）皆不就。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
与许邵大不相同，许靖一生高登仕途、复享遐龄。他本来是刘璋手下的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围成都，许靖欲翻墙出城投降，但没有成功。此行为极无气节，因此刘备入主成都后不想用他。法正劝刘备：
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于是刘备才重用许靖，说白了，就是拿他当“千金买骨”的那堆马骨罢了。
法正也是一个著名的“法家”，他一语说穿了许靖的底色：“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我们知道，三国时代的法家是最讨厌这类人的，曹操行的选举之法就是要清除许靖类人物。但作为三国时代另一位法家代表诸葛亮，他又是如何对待许靖的呢？《三国志·蜀书·许靖传》：
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
许靖在蜀汉依然干着他最拿手的事情“诱纳后进，清谈不倦”，而诸葛亮这位法家代表居然“皆为之拜”。从法正对许靖的蔑视，我们很难相信诸葛亮会真心推崇许靖。他的这种姿态只能表示蜀中太缺人才了，不能不在面子上尊崇许靖，以让许靖发挥好那堆“马骨”的作用。
说完了刘备集团的人才储备水平，我们再看一看刘备到底识不识才，有没有曹操用颍川集团那样的气度。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因为庞统面丑而直接把他发配到耒阳做了县令。而在此之前，庞统去曹操那里献连环计，曹操是最高规格相迎，待以国士之礼的，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当然，那只是小说，但真实历史中，庞统一开始确实不被刘备重视。《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
看：首先，刘备连县令这么个小官都没给庞统，庞先生只是以“从事”来代理县令；其次，连小说里张飞发现庞统大才的情节都不存在，庞统直接就被刘备免职了。
那么诸葛亮又如何呢？世人皆以“三顾茅庐”为千古美谈，《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也是这么说的。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但是，在《诸葛亮传》之下的注里还有另一个版本：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
《魏略》和《九州春秋》里讲述的都是这个版本。裴松之认为，因为诸葛亮《前出师表》里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之语，本传所采用的“三顾茅庐”之说为是，上面这个版本的说法为非。
不过我们从庞统的际遇来看，似乎这另一个版本更符合刘备的做派。《先主传》里记述刘备年少时：
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
这是一个虽出身于破落户，却依然向往鲜衣怒马、奢侈享乐的山寨版纨绔，且象一切类似真纨绔一样，非常不爱读书，也就必然骨子里与文人是格格不入的。上面这个形象有没有令人联想起薛蟠薛大爷？一个薛大爷类型的人物，对待书生采取《魏略》里的做派，还是很熨帖的。
诸葛亮无疑是一个大才，一个大才为什么会忍受刘备的这副做派，还要上赶着投靠呢？原因也很简单。《诸葛亮传》的注里说：
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此处所谓“中国”即中原，也就是曹操集团所掌控的政治区域）。
当然，这也是《魏略》里的说法。依此说法，诸葛亮并不是因为小说里描写的那些崇高的“扶汉室”理念而选择刘备。而是因为他知道，曹操集团的谋臣之位已经被颍川集团占据，他不可能成为那里的核心人物，能独断而成大功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他投向了刘备。也就是说，刘备与诸葛亮那个千古传诵的“鱼水”佳话很可能并不存在。比如对法正，刘备就更为发自内心的喜爱与信任，程度远超诸葛亮，更像是“鱼水”。《三国志٠蜀书٠法正传》：
（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馀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
法正居然可辅助刘备舒缓强势老婆带来的心理压力，其亲近程度自然别人难以企及。而在法正死后又发生一事：
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以此观之，则法正于刘备简直就是郭嘉于曹操。而诸葛亮于刘备则如荀彧于曹操，从荀彧的下场来看，若刘备多做十来年皇帝，未审孔明人生会如何收场。因之，亮和备之间存在的，应该是两个目的互补的人，经过严密现实计算后达成了合作关系。
如此看来：
第一、诸葛亮既然不是因为他那个伟大战略构想“隆中对”而必须选择刘备，那么后来作为刘备集团战略支点的“隆中对”，就很可能并没有那么高明。比如自古就有很多战略家质疑“隆中对”作为地缘博弈方略并不高明，实际一开始创的就是一个死局。也有更多人诟病诸葛亮以祁山为唯一战略出口，屡试而爽却依然反复投入资源的选择。比如裴松之就在《诸葛亮传》后面很直白地做了一个评价：“然亮才，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於将略。”小说里那位“山人自有妙策”的半神仙还是走下神坛的好。
第二、诸葛亮因为曹操集团不可能有他独断而为的空间而选择刘备，就决定了诸葛亮后来在蜀汉的治理必然是独断专行的。也就注定了蜀汉本来就不多的人才，更加缺乏良好的施展空间。因此，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一死，蜀汉果然大势去矣。
这就是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之间“人和”之比较，它几乎已经昭示了最终谁会战胜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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