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旧有的分封体制开始出现疲态。各诸侯国为壮大自身实力，对内竞相改革，对外征伐不断，整个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动荡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思想学术也空前活跃，各家学派纷纷粉墨登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时所有的思想家都来自同一个阶层——士。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士人成为了绝对主角。
这个现象是偶然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其中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其他因素。
要回答为什么士人主导了百家争鸣这个话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士及其特点。
士作为一个阶层在商代就开始出现。在先秦时期，士是属于最低等级的贵族。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这十等人分别为 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同时，士也居于古代四民“士农工商”的首位。可以看出，士处于贵族与庶民的中间阶段，是连结二者的桥梁。
士作为一个阶层，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士的形成与封建宗法制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宗法制是爵位继承的主要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嫡长子优先。在分封制的情形下，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儿子就分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位子，其他儿子就去做大夫，大夫也是如此，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就成了士。
到了士这个层面，就没有爵位可以继承了。所以，士在贵族行列中就处于了最底层。
（二）士无恒产。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自己的国家，大夫也有自己的封地，只有士没有自己的不动产。士的收入靠田赋，所以叫“士食田”。和前面三类贵族不同的是，士虽然靠田赋过日子，但对自己的食田不拥有产权，也就是说他收租的田并不是他自己的。到了后来，许多士到处流动，成为大夫的家臣、食客，那就是连食田都没有了。
（三）士有参政权却没有统治权。作为贵族，士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而天子、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们都有统治权。但是，士没有领地，所以他只能依附于大夫，不享有对土地的直接统治权力。
（四）士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作为贵族，士从小就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在先秦时期，读书是件烧钱的事，一般平民是负担不起的。所以，士通过受教育获取了高于庶民的文化水平，他们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士作为最低等级的贵族，在周朝传统礼法制度下想要往上流动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春秋时期的社会动荡，旧有礼法制度逐渐没落，新的制度尚未成型，恰好为士人的崛起提供了外部条件。
（一）社会动荡反而使士人更加冷静。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动摇了原有的分封体系，使得天子——诸侯——大夫——家臣的上下级关系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乱。所以，等级越高的贵族越担心社会的变动。因为，变动意味着有可能损失他们的既得利益。
而士作为贵族的底层，反而最为冷静，甚至还有点渴望这样的变动，因为变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机会。在这样的情形下，促使士更加冷静地看待问题，去思考未来社会走向。
（二）社会动荡使得士人地位提升。在贵族中，士人群体庞大，文化程度又高，又可以自由流动，很容易成为诸侯、大夫争抢的对象。春秋时期，贵族养士已成风气，到了战国时期尤甚，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每人养士都在三千以上。因为，各家的互相争抢，士人地位陡然提升，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三）社会动荡使士人看到了机会。旧有的等级制度被打破，无非就是大的变小，小的变大。士本来就处在贵族的最底层，一旦变革，却有机会向上流动。所以，本来最小的反而受益有可能最大。换句话说，社会动荡，在贵族中最受益的就是士人。
因此，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士人阶层的崛起成为必然，老天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士成为思想家，有外部条件，更有主观原因。
第一，士有心系天下的天然自觉。在周代的礼法制度下，天子、诸侯、大夫之间，什么事该管，什么事不能管，都有严格的界限。比如，天子是不能干预诸侯的具体国事的，诸侯也不能干预大夫的家事。这有点类似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而士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自己的恒产，反而眼光放得更为宽广，以天下为己任。像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这些诸子百家，无不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而且，士还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理应扛起为社会找出路的大旗。比如孟子就说：
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这话是说，我就是大众百姓之先知先觉者，我就要用我的学说去教化、启迪民众。这些事我不做，又有谁来做呢？
孟子这句话是士人的心声的集中体现。所以，士有宽阔的视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精英意识，这些都是他们成为思想家的天然动力。
第二，士有能力成为思想启蒙的先行者。前面说过，士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很多士还有许多特殊技能，屡屡在关键时刻建功。而且士人的流动非常自由。士人本就无恒产，所以不害怕流动，甚至希望流动，因为流动意味着机会。
至少从孔子时代开始，春秋时的士就是一个超越国家和宗族的阶层。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曾经在三个国家做官。士的自由流动，意味着他们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洞见更多的社会弊病，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这些都是士成为思想启蒙者的重要条件。
有自觉，有文化，有技能，有自由，有眼界，这些主观因素的存在，使士能够担负起引流思想潮流的责任，从而开宗立派创立学说。
春秋时期，周王朝分封体制下的社会变革，为士人阶层的崛起创造了绝佳条件。也正是这种体制下宽松的思想舆论环境，为士人阶层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舞台。
而士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对社会的变化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加上天然的使命感和本身所拥有的高素质文化，最终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百家争鸣，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他们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参考资料：《左传》
《孟子》
《论语》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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