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M.Herbener<<
战前日本经济
在过去150年里，日本既经历了真正的市场奇迹，也经历了伪造的国家奇迹。日本与西方的国际贸易始于19世纪50年代，1868年的维新政府接受了私有产权和贸易、企业和迁徙自由，取代了旧的封建制度。19世纪80年代，日本将大部分国企出售给私营部门，该国经济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节俭的日本人民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储蓄。政府对交通和通讯进行补贴，卡特尔化银行和重工业，建立中央银行，抵消了这些真正的经济增长力量。简而言之，日本模仿了英国重商主义制度，建立起了一个帝国，尽管局限于区域之内。日本帝国就像英帝国一样，筑基于国际分工：就日本帝国而言，包括（其侵略的）中国东北、台湾和朝鲜等亚洲毗邻地区；然而，日本的债务融资能力和货币膨胀被运用于为战争型国家服务。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崛起成一大工业强国，一部分是真正的经济增长，一部分是军国主义国家壮大，还有一部分是景气-萧条周期。
和美国一样，日本的经济发展也因该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立政策而得到了巨大促进。由于前贸易伙伴相互开战，日本与亚洲的贸易有了大幅增长。也和美国一样，日本在战争期间也以庞大黄金储备为基础进行通货膨胀，这些黄金储备是通过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积累起来的。通胀型景气期间一直持续到1920年，随后出现了通缩崩溃。1923年大地震引发了日本央行下一轮货币通胀，以便为重建支出筹集资金。当黄金大量外流导致1927年通缩崩溃时，这种景气就结束了，随后是持续到1931年的经济萧条。正当大萧条在西方国家肆虐之际，日本开始了新一轮政府支出、债务融资和货币膨胀。这一次扩张是为了建设陆海军。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交战国来说，向战争经济转型，意味着对经济活动的集中政治控制。在日本，由于卡特尔主宰着重工业和银行业，与政府结盟的卡特尔将操纵战争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军备建设的一个自然延伸。在战争期间，对银行业的控制进一步集中在日本央行，而日本工业银行成为军工生产的融资机构。
日本经济彻底转化成了一台战争机器，以至于到了战争结束时，经济产能对于消费品生产几乎完全没有价值。
战后日本经济奇迹
可悲的是，战后统治日本的美国占领当局阻止了经济转型。占领当局强加了惩罚性税收和工会，解散了卡特尔，没收了土地。更重要的是，美国在1945-1949年期间向日本提供了16亿美元外援，这使得日本央行可以进一步膨胀货币存量，而在战争结束时，日本的货币存量已经极大膨胀了。恶性通胀随之而来，从1946年4月到1949年3月，批发价格上涨了13倍。由于无法进行任何大规模经济重组，1948年的工业生产水平仅仅是1937年水平的40%，农业生产水平也远远低于战前水平。
1949年，日本被迫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新国际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秩序将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在360：1，并要求日本央行将日元通胀和美联储的美元通胀相协调，以整合国际信贷扩张。新的军事秩序，即冷战，使日本现有军备能力再次投入生产。日本战争机器因美国军事采购而复苏，日本工业生产水平终于在1951年超过了战前水平。事实证明，日本是一个可靠盟友，日本政府在1952年春恢复了主权。
到了1953年，占领当局的改革措施被推翻了。工会被削弱了，税收被降低了，卡特尔被转型了，政府规划得到了加强。日本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监督邮政储蓄系统的信托基金局对信贷的国家控制一如既往地强大。只有土地改革得以保留。简而言之，日本恢复了战前的重商主义经济体系，只有其区域性的日元贸易板块除外。这很难说是创造经济增长这一真正奇迹的自由放任决窍。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数十年里，日本在美国体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方式。美国美元的流入和日本政府从邮政储蓄系统中拨出的资金，使这20年GNP（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6%，比1925-1939年期间的4.6%高出一倍多。
然而，这种生产性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政府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为战争物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而牺牲掉的是为消费者服务的能力建设。随着美国成为日本主要进出口贸易伙伴，国际贸易背离了二战前的比较优势。被剥夺了在区域间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日本开始了一个人为干预扩张国内生产的计划。日本政府补贴生产昂贵的合成替代品，以取代以前从“满州”（中国东北）获得的廉价进口原材料。低价食品进口量减少了，而人为干预建立的农业部门扩大了高价食品产出。钢铁生产、电气设备、汽车和造船业的生产能力都得到了大量的补贴。
另外，战后经济奇迹的一部分是伪造的。美国为朝鲜战争开展的军事采购金额约为34亿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初引发了日本国内的经济繁荣。朝鲜战争期间，GNP每年增长12.1%。然而，日本央行过度膨胀日元，导致外汇储备流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下，只能通过货币紧缩来阻止。1954年出现了短暂经济衰退；1955年迎来了下一次景气，1958年又遭遇了同样厄运。在日本央行货币膨胀推动下，1959-1961年的景气期，GNP年增长15%，以1961年黄金储备枯竭而告终。1962年出现了短暂衰退，然后是1963-1964年的另一次繁荣，以1965年衰退告终。在接下来五年里，GNP每年增长超过10%。
虽然有赖于景气和萧条，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本央行能够充分协调日元通胀和美联储的美元通胀，使日元-美元汇率保持在360：1。然而，要维持汇率稳定，日元膨胀速度必须超过美元。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和7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以三倍于美国的速度扩大生产，即每年19%对6.4%，日元以每年18.8%的速度膨胀，但仍然维持着对美元的汇率，而美元每年只被膨胀5.4%。
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美联储将美元膨胀率提高了两倍，从1970年的4.4%提高到1971年的12.1%。日本央行像二战以来一样盲目效仿；但日元膨胀没有得到充分加速。尽管1971-1973年，日元货币存量每年增长22.4%，但1971-1974年，日元相对于美元升值了22%。价格膨胀在1973年和1974年爆发，消费物价分别上升了11.7%和23.1%。在信贷扩张的景气之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这次崩溃之后，日本开始实行更加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逐渐降低了日元的通货膨胀率，以至于到了1977年，日元通货膨胀率低于美元通货膨胀率。但另一次信贷扩张随之而来，在接下来两年里，日元以每年11%的速度膨胀，日本央行将贴现率从1977年的4.25%降低到1978年的3.5%。1980年，价格膨胀猛增，批发价格上涨了17.8%，迫使日本银行收缩，手段是将贴现率提高一倍多，到1980年达到了7.25%。利率应声飙升，信贷扩张结束，经济陷入衰退。
无论对战后日本奇迹有什么看法，它在1970年就已经结束了。1971-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为4.6%，1980-1990年仅剩4.1%。
《广场协议》之后
由于其货币政策与美元脱钩，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重新建立其日元贸易区，尽管是以东亚和东南亚取代老的北亚联盟。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因为国际上对美元的需求超过了对日元的需求。尽管日本央行以低于美联储美元通胀率的速度，对日元进行膨胀，但1981-1984年，日元对美元汇率下降了24%，日本的消费品物价每年上涨2.7%。
然而，在1985年，这一战略开始实现。那一年签订了《广场协议》，主要工业国家同意支持日元走强和美元走弱，为区域间日元通胀和信贷扩张提供了空间。1986-1990年，日本央行每年将日元货币存量膨胀10.5%，并将贴现率从1985年的5%（自1983年以来一直如此）降至1987年的2.5%。日本以直接投资形式将信贷扩张输出到东南亚和韩国。日本进出口银行为日本在亚洲的投资以及日本和亚洲各国的贸易提供了贷款担保，日本在亚洲的大量投资进一步加强。在债务狂欢结束时，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表现为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拥有世界上最大资本化价值的股票市场。
尽管出现了大规模日元通胀，但从1985年初到1988年底，日元对美元升值了50%，日本消费品价格每年仅上涨0.5%，而批发商品价格每年下跌4.6%，这表明国际和国内对日元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正在吸收货币通胀。但是，日元优势地位是短暂的。1988-1989年，日元的货币需求崩溃，导致日元对美元贬值16%，国内物价膨胀出现大幅增加。
日本央行踩下了货币刹车，将日元通胀率从1990年的12.1%大幅降至1991年的4.1%，然后在1992年降至1.2%。贴现率从1988年的2.5%提高到1990年的6%。信贷扩张的结束使利率翻了一番，而在日元膨胀减缓的帮助下，日元兑美元汇率升高，1989-1993年升幅为22%。
日本经历了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发现的情况：只要货币需求的增加抑制物价上涨，国际信贷扩张就能成功。日本在亚洲恢复日元贸易区的努力被美国重新确立美元的主导地位所打断，首先是在加拿大、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然后是在亚洲和东欧及中欧。相对于全球储备货币，日元几乎没有机会，以日元为基础的信贷扩张在1990年崩溃了。
疯狂刺激的凯恩斯魔咒
尽管凯恩斯是导致日本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但日本一直在向他寻求复兴的建议。
自1990年以来，日本已经尝试了9个经济刺激计划，总额为8880亿美元。尽管形式和规模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三个相同的特征：政府开支和债务、紧急救助和再通胀。更糟糕的是，自1989年以来，政府已经多次提高税收以至于政府现在抽取了超过30%的GDP，而1965年只有18%。1998年的减税幅度太小，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但如果不相应地减少政府开支，即使大规模减税，也是收效甚微。萧条将持续下去，直到景气时期的不当投资被清算，资本结构被重建，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财政支出延迟了清算和重建，因为政府支出总是努力救助和补贴现有的生产结构。
此外，日本国债发行量不断攀升，为“开支狂欢”筹资，这项政策进一步损害了已经受伤流血的信贷市场。日本国债现在远远超过其GDP的100%，而1993年这个数字是60%。1999年，在所有工业国新债券净发行额中，日本发行的新债就将占到90%，约3520亿美元。日本1999年债券发行总额将达到5170亿美元，这会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券发行国。日益膨胀的债务负担，导致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今年（1999年）4月降低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正如它去年对日本顶级银行和公司所做的一样。
尽管有凯恩斯主义者的预测，堆积如山的政府债务对刺激经济（1998年GDP下降了2.8%）或减轻私营部门的债务毫无作用。今年（1999年）3月的估计数字显示，私营企业的坏账为7200亿美元，尽管注销了坏账，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只下降了0.7%。1998年8月，日本银行有6000亿美元公开的不良贷款，另有6250亿美元的违约风险高于正常水平的贷款。1998年7月，银行账面上仍有1.56万亿美元房地产贷款，其中大部分贷给了拥有尚未完工的酒店、停业的高尔夫球场和破旧出租房的开发商，而房地产价格从1991年到1998年已经下跌了80%。银行也仍然大量投资于日本股市，而日经指数从1990年到1998年下跌了64%。
政府对金融崩溃的回应一直是救助基金。1998年末，一家5140亿美元救助基金设立了。资金将用于支持存款保险公司，购买困境中各家银行的股票，并将破产银行国有化、重组和清算。为了让政府成为部分所有者，这些银行必须削减工资，从海外大幅撤回投资，并注销不良贷款。不管怎么说，日本15家顶级银行都在排队等待救助资金。比起1998年底被国有化的长期信贷银行和日本信贷银行，他们可能更走运，也可能更不走运。
救助范围也延伸到了企业。1998年11月，日产汽车公司向政府经营的日本开发银行申请了8.33亿美元的贷款，而小企业金融公司在1997年将其对小企业的贷款增加了15%，1998年又增加了11%，总贷款额达到81亿美元。
政府还试图拯救其在东南亚和韩国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截至1997年，日本银行持有印度尼西亚未偿还的外国公司债务贷款总额的38%，金额为584亿美元。在泰国，日本各家银行持有375亿美元的债务，而美国各家银行只持有50亿美元。韩国企业从日本的银行借了250亿美元。作为回应，日本提供了200亿美元救助资金，以保证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利益集团提供银行贷款。
日本银行在整个90年代都在尝试再通胀。贴现率从1991年的6%降低到1997年的0.5%。但银行拒绝扩大信贷规模，而是光吸收新钱，作为储备金来应对不良贷款。在国内信贷扩张受阻的情况下，日本央行试图通过日元转口贸易扩大日本各家银行的海外信贷。投资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将日元兑换成美元和其他货币，并在海外购买回报率较高的资产。这给日元带来了下行压力，增加了这一策略的盈利能力。从1995年中期到1998年中期，随着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83%，日元海外贸易十分活跃，但在1998年7月，日元开始再度升值，损失随之而来，贸易也随之枯竭。这一政策加剧了亚洲金融崩溃，由于在过去3年内大幅扩张信贷，然后突然停止信贷。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银行背负了更多海外坏账。作为应对之策，他们在1998年第一季度将国外贷款削减了2443亿美元，减幅为12%。这次削减是下行趋势中最新的一次，它使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日本银行的全球市场份额回到了80年代初相同的水平。
在这种病态的情况下，银行没有能力履行其作为金融中介的职能。他们获得的任何新增储备，都必须用于偿还不良贷款，而不是扩大信贷。1995-1998年，银行坏帐撇帐额为3000亿美元，而从1997年9月到1998年9月期间，银行贷款减少了2.7%，从1998年5月到1999年5月期间，银行贷款又减少了5.4%。基于这个原因，基础货币的巨大增长——从1997年中期到1998年中期的增幅为10%——对更广义的货币总量影响甚微：这个数字只增长了3.5%。凯恩斯主义者错误地将日本央行的无能为力视为流动性陷阱。但再通胀未能引发另一轮信贷扩张，不是投资者囤积货币的结果，由于他们都预期利率必然从低位上升。恰是其坏账的巨大负担，导致银行持有现金，而不是扩大信贷。此外，阻碍商人投资的不是缺乏动物精神，而是他们的债务负担、他们已经过剩和不当投资的资本能力，以及重建资本结构的不确定性。
无论如何，在1997年，日本央行已经采纳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8年中期迟来的建议，绕过银行，用新创造的日元直接从私人持有者手里购买债券。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10月期间，日本央行持有的商业票据从零增加到1170亿美元。今天，日本央行是日本最大一家商业票据持有者，持有票据总额的1/3。财政部和日本央行也一直在直接从私人持有者那里购买政府债券。这几家机构现在总共拥有日本债券市场2.22万亿美元的53%。然而，银行仍然处于瘫痪状态，经济仍然处于下滑状态。
此外，厌恶风险的储蓄者一直在将他们的资金从银行转移到邮政储蓄系统，使政府有更大余地来绕过银行。近年来，该系统中的资金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因此目前有2万亿美元处于政府控制之下，这比银行储蓄总额还要多，占日本所有储蓄的1/3。毫不奇怪，官僚们浪费了这些资金。例如，1997年，政府将53亿美元用于修建横跨东京湾的高科技桥梁隧道，根据政府自己的估计，该项目将于2038年之前蒙受财务损失。兴建更多亏损企业并不是治疗萧条的良方。
无力挽回的大败局
政府支出、救助和通货再膨胀，只能用于支撑景气时期的不当投资，并进一步延迟资本结构的重建；但在市场经济中，这种重新构造是不可避免的，惟此才能起到满足消费者的作用。破产、兼并、收购、重组和通货紧缩是市场用来清算不当投资的手段。其中一些力量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增长。1998年平均每月有1600宗破产案，1999年并购案也在增加。今年（1999年）4月，被同盟国在二战后实施的反垄断法长期压制的控股公司得以重生。外国银行和日本银行之间的联盟始于1998年底，尽管大多数银行合并发生在没有获得纾困资金的小型地区性银行之间，但上个月（1999年8月）日本宣布了一项大型合并，将把日本三家大型银行合并成一家拥有1.3万亿美元资产的世界级规模的公司。尽管政府为合并提供了补贴，但新银行将通过裁员17%的方式进行重组，以消除三家银行在截至去年3月的财年中遭受的87亿美元亏损。
其他重组计划将有助于重新分配劳动力。日本电气公司在今年2月宣布裁员11600人，总体而言，1998年日本工作岗位减少了48万个。此外，日本各地的工人被要求提前退休或通过“拍肩膀”的方式削减报酬，其中一例是要求资深白领去砍柴。
劳动力和资本一样，在经济景气时期被错误地分配，在经济衰退时期必须重新分配。但与相对特定的资本不同，劳动力是相对非特定的，因此，更容易转移到其他生产用途。在日本，产能过剩达到了30%，而且在钢铁生产、金属加工、建筑、汽车和石油行业尤为严重，因为景气期的不当投资全都集中在这些行业。
相比之下，失业率仅从20世纪80年代2.5%的平均水平上升到4.9%。日本就业市场的复原力来自于市场报酬的灵活性。工会力量偏弱，无法在企业特别是在中小型企业亏损的情况下维持工资。虽然终生就业对失业率影响不大，但政府向那些把雇员留在工资单上作为“窗边族”（window sitters，意思是将没有生产能力的员工放到闲置部门做杂活，等退休年限到来）的公司提供的“就业调整补贴”扭曲了官方失业数据，使失业情况看起来更加乐观。但是，就像银行和企业救助一样，这些补贴延迟了生产重组，延长了经济萧条期。
但无论失业数字是否被扭曲，日本经验清楚表明凯恩斯主义对萧条的解释是谬误的。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股票市场崩溃导致消费下降，引起生产减少从而导致失业，而失业又减少收入，收入减少又导致消费进一步下降时，就会出现萧条。但日本劳动者并没有见到其收入在失业推动下减少。
此外，与凯恩斯主义对消费不足和过度储蓄的担忧相反，日本储蓄率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下降，而且在萧条期间还在继续下降。家庭净储蓄率1997年为13%，1998年为12.2%，今年则为11.5%。
尽管日本政府似乎允许一些市场力量更充分发挥作用，但它坚定地拒绝释放通货紧缩。日本央行孤注一掷，试图通过绕过银行进行再通胀，表明了政府的决心。然而，这一政策也依赖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可疑逻辑，根据这一逻辑，总需求下降会导致价格下跌，由于成本不能向下调整，就会产生损失，从而导致生产削减和失业。但是，在经济萧条期间，货币紧缩和信贷收缩，对于景气时期由于货币通胀和信贷扩张造成的不当投资进行总体清算，在金融方面是必要的。金融景气和萧条的中心是银行系统。正如景气时期的不当投资和不当分配，沿着被货币通胀和信贷扩张扭曲的盈利模式移动一样，萧条时期的再投资和再分配也遵循货币紧缩和信贷收缩之后利润和损失的修正模式。中央银行用再通胀来掩盖这些损失的努力，拖延了总体清算的实现，并使银行运转陷入瘫痪，与政府放松对其他市场清算力量控制的作用互相抵销。
通货紧缩期间的损失不是由总需求下降这个凯恩斯主义者眼中的妖魔造成的，而是由（消费者对某些消费品和企业家对某些生产要素的）特定需求与（充满投资不当和分配不当的）生产结构中的现有各组生产成本不匹配造成的。萧条时期的这些损失，与景气时期赚得的异常利润相反，集中于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身上，更具体地体现于每个生产过程（下跌的）资本财货价格，土地价格下跌程度次之，工资下跌程度相对较少。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生产成本下降的方式，即使面对消费品物价下降，也能恢复或维持利润。如果政府支持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那么损失将固化，未利用的产能和失业就会出现，清算和（资源）重新分配就会停止。
尽管通货紧缩令人悲叹，但日本央行还是听从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充分增加了货币存量，使物价总体上既不升也不降。【在货币政策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个绰号是“清水凯恩斯主义者”。——译者注】1991-1998年，日元货币存量每年增加2.8%，消费品价格指数一直保持稳定。而且，日本央行已经听从了弗里德曼1997年12月迟来的呼吁，提高了货币膨胀率，从1994年以来每年的3%，升至1997年的5%和1998年的4%。作为对这种货币刺激的回应，1997年GDP下降了0.5%，1998年又下降了2.8%，而在1996年，由于货币膨胀率较低，GDP增长了5.4%，1995年增长了2.5%。
此外，日本央行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再通胀，导致消费品价格从1990年初到1993年底每年上涨2.4%。这是1985年初至1988年底经济景气时期价格膨胀率的3倍。而在90年代初，批发商品价格每年下降0.8%，而在80年代末期，它们每年下降3.75%。如果说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日本在80年代的经历再次表明，稳定的价格指数并不是应对景气-萧条周期的万能药。
让我们希望，日本失败的遗产是接受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12年教给我们的教训：中央银行货币膨胀和信贷扩张的凯恩斯主义奇迹是伪造的，必须以危机和萧条结束。
中央银行的信贷扩张创造了“把石头变成面包的奇迹”。在经历了长期经济衰退之后，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试图重振旗鼓，这给世界提供了20世纪的最后一次凯恩斯主义实验。这次实验已经失败，结局惨不忍睹。不仅仅是日本的历史，本世纪的整个经济史都表明，凯恩斯所谓的奇迹是一个赝品，带来的不是生活水平提升，而是危机和萧条。
经济增长需要真正的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和投资构建一个扩大的资本结构。中央银行货币通胀的伪奇迹，只是产生了景气-萧条周期。起初，信贷扩张似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利率下降，资本价值上升，企业家通过建立资本结构获利。然而，由于真实储蓄不足，资本构造无法完成。繁荣建筑在“人造低利率”这个谎言的流沙之上，一旦欺瞒被揭穿，繁荣必将结束，萧条必将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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