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到了1979年1月1日，随着联合公报的生效，中美之间正式建交，为东西方交流和世界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两个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历史过往等方面都截然不同的超级大国，中美建交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殊不知，在这背后却蕴藏了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伟人的心血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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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突然作了一篇长达五个小时的“秘密报告”，犹如一颗原子弹炸响。他以史无前例的严厉口吻痛批了过世的斯大林，搞得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不已。
同时，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的口号，被称为“三和主义路线”，颠覆了斯大林之前的主流思想和理论。而且，他还对马列主义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了修改，呈现出了“修正主义”的危险趋势。
为了应对这次突发事件，毛主席立即在3月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会议期间，他在发言中指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方面；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为之震动。揭了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并不是没有错误，各国各党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办事，不要再继续迷信了。捅了娄子，是指他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各党没有思想准备，就连苏共自己也没有思想准备。
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苏联内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对斯大林展开批判，而中国却没有盲从。毛主席虽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斯大林的种种错误，有些地方还批评得相当尖锐，但却不同意将他的历史功绩都一笔勾销，更不同意“一棍子打死”，主张“七分功劳，三分错误”的客观进行对待。
由于毛泽东的“不配合”，赫鲁晓夫从此开始耿耿于怀，甚至还在很多问题上有意刁难中国，以强化自己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带头大哥”地位。
1958年，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竟然再一次搞“突然袭击”，鲁莽地提出要在中国境内兴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此事关乎国家主权，而且在事先从未提及过，自然没有得到毛主席的积极响应，中苏之间的裂痕再度加大了。对此，伟人在事后还曾经这样回忆:
我们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想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9年6月，苏联突然撕毁合约，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研发的相关技术和资料，还开始分批撤走援华专家。面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的口号，准备用8年的时间搞出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
1959年8月底，印度的尼赫鲁突然派兵入侵我国马及墩寺，蓄意挑起了边境冲突，导致中印关系一片乌云，史称为“朗久事件”。对于如此明显的挑衅行为，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却避重就轻，只在公开声明中表示了“遗憾”。
赫鲁晓夫访问印度
1960年2月，赫鲁晓夫不顾中国的反对执意访问印度，还在有关和平、反帝和裁军等多个方面盛赞尼赫鲁，相当于公开分裂了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苏联除了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外，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有意针对中国的目的非常明显。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召开。赫鲁晓夫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权威，也为了防止斯大林崇拜的死灰复燃，竟然通过决议将对方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并且烧毁。
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并且烧毁，这种举动引起了毛主席的强烈反感。在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开始全面进行论战，《人民日报》和《红旗》相继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其中提到:
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他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中抹去。
从此以后，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甚至还在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局部的边境冲突。以此为标志，两国彻底撕破脸皮，关系也降到了冰点，边界地区开始不断陈兵备战。
早在1936年12月，毛主席在陕北的红军大学发表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时，就提出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观点。纵观整个七十年代，这句话实在是一句颠簸不破的至理名言，因为随着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关系却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随着苏联的持续性扩张，使得美国逐渐处于了守势地位。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看到中苏关系持续走低，美国开始转变了之前的态度，希望拉拢中国从而扭转自己的不利态势。
1969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先后委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政府传话，表现出缓和两国关系的迫切希望。同年底，毛主席和周总理也通过第三方回应了尼克松的诚意，开始初步进行接触。
1971年初，日本举办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诚挚邀请中国方面能够派团参加。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很多人都不抱有太大的希望，直到毛主席做出批示:
我国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当然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最终，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了全部七项比赛中的四项冠军，分别是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双。另外，还获得了女子团体和男子双打的两项亚军，由于庄则栋的中途退赛才错失了男单金牌。
在场上精彩的比赛期间，场下的事件也颇为精彩。由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错登上了中国队的大巴车，他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结识，还互送礼物作为留念。以此为契机，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而正式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对此，美联社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20年多来，在恢复美国和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步骤，竟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赛场。
这次“乒乓外交”，迅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也起到了“小球博大球”的目的。据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乒乓外交前，大多数美国民众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乒乓外交后，有45%的美国民众表示了支持，只有38%的民众继续表示反对。
1971年4月21日，就在美国乒乓球队离开北京不久，周总理就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尼克松总统传递口信，表示北京愿意接待他本人或者特使前来。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在参加外事宴会时突然表示腹部疼痛，从而在叶海亚·汗的建议下卧床休息。事实上，这是两人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目的就是为了避开公众的视线。
7月9日12点15分，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从而秘密开始了自己的中国之行。期间，他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都坦率表达了各自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也为日后的尼克松亲自访华铺平了道路。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夫人所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抵北京，从而开始了这次影响深远的破冰之旅。刚下飞机，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欢迎自己的周总理伸出了手，还激动地表示:
我是跨越太平洋来与中国人民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就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就开始了。
当天午宴后，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书房，准备与毛主席进行会面。原本以为，这位伟人的书房应该富丽堂皇才对，最起码也应该非常的宽敞，可看到的却是狭小的空间和破旧的陈设，完全令人不可思议。
毛主席身边状况已经不好，在一位护理人员（张玉凤）的搀扶下才站了起来，但精神状态却不错。随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原本为了健康原因安排的十五分钟，硬是延长到了一个小时以上。期间，尼克松向毛主席展示了此次访问带来的天鹅瓷器，而毛主席也回赠了对方四两顶级大红袍茶叶。
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尼克松展开了数轮正式会谈，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后，终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向全世界公布了两国关系的解冻。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从来都没有访问过尚未建交的国家，尼克松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次访华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两艘大船各自转弯180度才打破了坚冰，堪称20世纪一座里程碑式的事件。
正当全世界都期待中美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时，意外却发生了！
随着“水门事件”被曝光，刚刚获得连任的尼克松总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只好在1974年8月8日晚黯然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和唯一位因丑闻而辞职的总统。之后，副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继任成为美国的第38任总统。
福特访华
福特上任之初就公开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变，仍然会遵循《联合公报》的原则。1975年12月1日，他接受我国邀请访问了北京，还受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接见。
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先后与福特举行了三轮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等问题达成了多项共识。当谈到两国的未来关系时，邓小平这样表示:
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能够经常接触和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会有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
不过，福特只是一个过渡者的角色，既没有田中角荣的果敢决断，也没有尼克松的深谋远虑。因此，注定了他不会在对华关系上有太大的作为，加之面临连任问题，在很多问题上都采取了拖延手段，导致迅速发展的中美关系停滞了。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国家和人民。到了10月份，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的果断行动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十年内乱也终于结束了。
1977年1月20日，民主党人卡特取代共和党人福特，从此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第39任总统。上台伊始，他并没有把中美关系置于急待处理的日程上，而是首先与苏联展开谈判，希望能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眼见对方态度僵硬而傲慢，他转而开始致力于延续尼克松的政策，继续去改善中美关系。
1977年7月，经过叶剑英和李先念等老同志们反复推荐，十届三中全会在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就这样，他以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开始工作。
正式复出后，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主要分管科学和教育领域，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由于大学招生制度已经破坏殆尽，他将优先着力点远在了恢复高考。
1977年11月28日，全国约有570多万名知识青年参加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从此以后，高考成为了我国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行内政事务的同时，邓小平从来没有忽视外交事务，尤其是中美关系更是重中之重。刚刚复出恢复工作不久，就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万斯，积极讨论如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在会谈中指出:
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刚才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
1978年5月20日，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乘机抵达北京，据他的助手米歇尔·奥森博格回忆:“我们都在猜测谁来迎接，如果是外交部长的话，就说明中国人把这次访问升级为更为重要的级别了。”
当布热津斯基透过舷窗向外看，见是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前来接机时，不由暗自高兴和如释重负。看来，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不会像万斯那样空手而归了。
布热津斯基首先得到了华国锋主席的接见，双方都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之后，由邓小平同志与他进行实质性的会谈，除了经济、贸易和文化等常规话题，最终进入了最核心的“台湾问题”:
过去我们也说过，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还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等，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并不着急。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怎么能不急于解决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
由于国务卿万斯去年的中国之行并不成功，皆因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所以，这次布热津斯基出访前已经获得卡特总统授权，在此问题上必须进行退让，所以这次出访终于达成了开始进行建交谈判的意向。
1978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开始进行具体谈判，两国建交工作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随着细节不断深入，谈判工作进入到了艰难时刻，主要还是在“台湾问题”上。
为了加快进程，邓小平有时还会亲自出面参加会谈。针对联合公报草案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是“终止”？还是“废除”？他再次强调了中国的底线，明确指出:
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四个月来黄华和伍德科克谈判的主要事项进行了汇报，对中美顺利建交保持了乐观的态度。不过，迫于国会的压力，白宫方面却在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上反悔了。
1978年12月15日下午，邓小平应美方要求参加最后一次谈判。据《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贡献》一文这样记载:
12月15日下午4时，邓小平接见了要求紧急会面的伍德科克，原来他是奉命前来“澄清”立场:美国政府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前一年，是“暂停”，而非“永久”停止售台武器。
当美方代表陈述结束后，向来态度平和的邓小平震怒了，他猛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再次明确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同意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据在场的外交部翻译施燕华同志回忆:
邓小平的话通常不多，但此刻出言却是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又充满了逻辑性。他严厉批驳美方观点，指出如果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然而，由于卡特政府实在顶不住国会的压力，一旦全面停止对台军售，美国的军火贸易收入将会出现锐减。邓小平运筹帷幄，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最终决定不让对台军售问题成为阻挡中美建交的障碍，同意留待日后解决。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华国锋主席和卡特总统同时代表各自国家庄严宣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公报约定，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座谈会。在讲话中，他这样指出:
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
1979年1月底，邓小平决定接受卡特总统邀请出访美国。除了为加深和稳固建立不久的中美关系外，他此行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因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引起的区域动荡局势与美国交换意见。同时，向美方通报，中国军队将以果断和迅捷的行动“教训”一下越南，以打击苏联的扩张战略。
邓小平和卡特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美国之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同时，他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向全世界传达出中国开放和友好的姿态。
1979年2月2日晚，邓小平前往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骑术表演场观看，与美国民众进行了亲密接触。当骑手策马走近并把乳白色的骑士帽递给他时，立即就戴在了头上，还频频挥动骑士帽向人群致意。
第二天，邓小平头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电视镜头就通过媒体传遍了全世界，颠覆了世人心中古板的中国人形象。此后，他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小平热”和“中国热”，还被《时代》评为了风云人物，甚至登上了该杂志的封面。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九天的正式访问，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事件。期间，两国签署了一揽子的合作计划，对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80年，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还这样表示:
从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下决心要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
由于推动中美建交，卡特总统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出现了大幅攀升，选举连任之路似乎一片光明。结果，一场“伊朗人质事件”却彻底改变了大选结果。
伊朗人质事件
在“伊朗人质危机”的最初几个月，美国选民都紧密团结在卡特的周围，始终以两位数的支持率领先于对手里根。不过，由于糟糕的外交表现和军事行动，他最终被对手反超并且遗憾地离开白宫。
卡特仅仅完成了一个总统任期，虽然算不上是美国最成功的总统，但却因为“中美建交”而载入了史册。到了2009年，他在参加中美建交30周年庆典时还这样欣慰地表示:
与中国建交是我作为美国总统做出的最正确、最英明决定。
卡特总统
2018年12月底，卡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以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在文章中，他这样提到:
40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我协力促成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结束了持续30年的对立状态。这一关系得以维系40年，足以证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有能力为更伟大的价值而携手合作。
如今的中美关系，正在霸权主义的阴影下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不奢望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能像尼克松或者卡特那样的远见，但也不要都像特朗普或者拜登这样的短视。@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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