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有一了,不惑之年,人生过半,总想起儿时的事,絮絮叨叨,东拉西扯写点儿东西以示纪念,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和大家唠一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和大家唠一唠(唠一点儿嗑)

和大家唠一唠

四十有一了,不惑之年,人生过半,总想起儿时的事,絮絮叨叨,东拉西扯写点儿东西以示纪念。

我老家是河北一个普通农村。说普通,其实也有点儿历史,秦时置县,而且,这个县还有一项全国闻名的传统工艺——石雕。北方地区各地的佛造像、宫殿楼阁的栏杆、栏板等,绝大部分是出自于本县。

我出生那年是1979年,羊年,生在闰六月的初一。算命先生说,六月羊,有草吃,命好。那年刚刚拨乱反正,我又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穷得叮当响,缺衣少食,命好,我还真的没有感受到。

童年留给我的记忆,除了饿,就是累和苦。

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父亲祖上做点儿小买卖,母亲祖上是富农,这样的两个家庭还算不错,他们都上过完小,认识一些字,不算纯粹的文盲。我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姐姐大哥哥五岁,哥哥大我两岁。哥哥我俩仅差两岁,又比较淘,除了挨父母的揍,也没少挨姐姐的揍,所以,小时候姐姐是仅次于妈妈的管事婆,我和哥哥都怕她。

我记事时已经包产到户,家里的粮食基本够吃了,但是,我的家乡只有很少的水浇地,旱地占大部分,故而吃的差不多都是玉米、红薯、小米等粗粮。为了让我们能够爱吃,母亲变着花样做,什么玉米面饼子、红薯面面条、把玉米面或红薯面外边包白面的烙饼、小米菜粥、玉米面菜糊糊......现在看来都是稀罕东西,而在那时,因为肚里没有油水,是我最不爱吃的。父母却直到现在都爱吃,偶尔家里做了这些,我是坚决不吃——确实对此没有一点儿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家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现在想想,可能和母亲的成长经历有关。她家是富农,其实是纯粹的农民,听她和姥姥讲那时的生活,小富完全是靠辛苦和节俭得到的,所以养成了母亲一刻不闲的习惯,而她把这种习惯自然地也放在了管我们的行动上。我家除了按季节播种、收割庄稼外,每天必干的活儿也是不少——无论春夏和秋天,早上必干的活儿就是去拉土。那时家里没有牲口,更没有拖拉机,只有人力车。母亲规定,每天早上至少拉三车土。哥哥我们两个从村子东面的砖窑或村子南面的荒地拉土回来,存在墙外空地,用来垫猪圈、攒粪。然后,在早饭前,还要把家里的每个屋子、月台、院子和院门前打扫干净。一般是哥哥扫屋内、月台和最后收垃圾,我扫院子和院门前。夏天中午还加一项任务,饭后必干的活儿是用辘轳从井里打水,泼到猪圈里,既是为猪降温,也是为了攒粪。母亲也有数量规定,至少三十桶。晚上,春夏割草喂猪,秋天到林子里耧树叶,也是为了攒粪。我当时很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一直要和粪较劲,把土和柴禾扔进去猪圈,还泼水,等圈满了,还要把粪起出来,再拉到地头,散成小堆,捣成小块,再均撒到地里,周而复始,啥时候是个头啊!母亲说,作为老百姓就是每天和土、和粪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如果粪养不好,庄稼就种不好,要想不干这些,你就好好学习,考上学,变成商品粮,跳出农门吧!那时,我就暗暗发了誓,一定好好学习,考出去,长大了离开农村,一定不再过这种土里刨食的生活!

其实,姐姐的体会更深,我家盖房的地方地势低洼,那垫起来的土足有两三千人力车,都是姐姐和我们哥俩儿拉回来的。记得那时候姐姐上初中(姐姐上学早,小学还是五年制,初中毕业时才13岁),她写的一篇日记不小心被妈妈看到了,忍不住泪流满面。她在日记里写道,每天早上都要去拉土,因为回来的时候全是下坡,就得一路跑着,而没有吃早饭,空着肚子,每次干完活都肚子疼得吃不下饭,可上课时间又要到了,就顾不上喝口热水马上往学校赶。到了学校以后,第二节课就饿得低血糖,啃半个住校同学的凉馒头才能好转。母亲当时肯定深深的内疚,哭了好长时间,可有什么办法,家里就这几个人,这些活儿总要有人干,只能是强忍了。

上着学,还要干着这些活儿,母亲也知道我们肚子里缺油水。肉是买不起的,偶尔,母亲会买回一个肥羊尾,用白萝卜炖了,给我们解馋。很多年之后,我还回味那个香味儿,自己做了一次,膻腥味难耐——我的胃已不能再适应肥羊尾了。

母亲儿时是在张家口宣化长大的。姥爷家因为被定的富农,成份高,全国解放前,在支援了淮海战役之后,姥爷就去了宣钢当工人。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姥姥认为农村比城里粮食充足,强烈申请要求下放,才回的老家。母亲生在宣化,长在宣化,后来又一直给我姨家看孩子,直到和父亲结婚,她见识过城市的生活。虽然宣化也不是什么大城市,但眼界还是比农村要开阔的多。听母亲说,在她小时候每周都可以看一场电影,而回了农村以后,一年可能也看不上一场电影,除非大队里要开会。那时的母亲,一定苦闷地够呛。每次村里放电影,母亲都宁可不吃饭也要去看电影。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夜里一觉醒来,家里空无一人,心里害怕,趴在窗户上拼命哭喊,直到北屋的二叔把门垛开,把我抱到他家,我才止住哭声。后来,母亲他们回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去看电影了。

到了八十年代,村里有富裕的包工头买了电视机,多是12或14吋的黑白电视机,为了有色彩,在电视机屏幕上贴上一张有各种颜色的横条纹塑料纸,满足彩色的需求。后来,我们村南有一家买了一台17吋的彩色电视机,他家就成了大半个村子的电影院。每天天不黑,他家就把电视摆在院子里,大家干完农活都不回家吃饭,先到他家看电视。有人坐着锄头,有人席地而坐,满满一院子人,万人空巷,那盛况现在再也不见了。我家和别人家一样,不吃饭也要看电视,尤其是母亲,好不容易能够天天看到电视,自是喜不自胜。《霍元甲》、《霍东阁》、《射雕英雄传》、《十三妹》等都是那个时期看的。现在想起来,都满足感十足。

那时候最喜欢过冬天,不仅是冬天活儿少,更重要的是冬天来了,预示着年就近了,就会有新衣服和好吃的了。贫穷的我们,只有过年才能解馋,才能吃上饺子,吃上炖肉,才能买件新衣服,才能不用早起干活。

对过年有记忆,大约是在四岁。

那年,家里准备盖新房,一个冬天,我都跟着父母上山打盖新房地基用的石头。北风一刮似刀割,这个比喻一点儿不错。父亲给我点一堆火,他和母亲干活,我就在火堆边玩,边烤火边引燃野草,我们这里叫“放野火”。那个冬天,很难熬,尽管这样,我的脸冻得也出了冻疮,所以,到了春节的时候不用上山了,就很兴奋。节前,母亲给买了新衣服,父亲还买了几挂鞭炮,我和哥哥一人分了一挂。母亲说,省着点放,别一下子放完了。我听话,舍不得一次放了,就一个一个拆开了放。哥哥不管这些,在这放一个,在那放一个,有时还把两个或三个拧在一起放,很快,还没到天黑就放完了。而我,省着放,手里攥着一个爆竹,拿半天都不放,就看着哥哥放——听响是一样的。可这也麻烦,当我想放时,手心里都出了汗,左手按着,右手点炮,结果,炮仗点着了,左手上的汗竟把炮仗给沾起来了,一下子炸在手里,手心全黑了。还好,威力不大,手只是麻麻的,但自己也是哇哇大哭,母亲急忙来看,说,别放炮仗了,放一边,赶紧洗洗手吧。而哥哥趁这机会,偷偷拿走了我剩下的炮仗。

大年初一,母亲给我和哥哥每人用牛皮纸(我们当地这么叫)叠了一个“钱包”,用来装拜年给的压岁钱。跟着爸爸出去拜年,全然不认识那些所谓的“老辈子”,大人们说着话,我们小孩儿的注意力都在那些一毛两毛的钞票和花花绿绿的水果糖、什锦糖和瓜子上。走一圈下来,衣服兜里就装满了糖和瓜子,“钱包”也被那些毛票撑得鼓鼓的。我和哥哥都很兴奋,那是从心底发出的,带有丰收意味的兴奋。那时,有一家本家家里有柿子树、黑枣树和核桃树,春节时,他家就会有柿子饼、黑枣和油榨核桃仁,谁去都给一点儿,虽然也就一点儿。哇,那会儿觉得简直太好吃了,尤其是油榨核桃仁,分明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他家孩子很多,而且很不注意卫生,家里也很脏,可为了这些好吃的,我们全然无视。

照例,无论多少压岁钱都是要交给母亲保管的,母亲说,到过庙会时给我们买小人书。我们村每年有五个庙会,是在北方很有名的骡马庙会,听说早些年西北、东北的牲口贩子提前一个月就会过来。我也喜欢过庙会,每次过庙会,家里都会有一些进账。父母和另外几家人合作,开几天饭棚,就是临时的饭馆,而我和姐姐、哥哥在合适的地方摆一个茶摊,也能挣几个小钱,家里再住几个房客,买油盐的钱就有了。

也是我四岁那年,农历六月二十八庙会,那个庙会对我家来说极不顺利。首先,和父母他们一起开饭棚的一个人得罪了一个唱数来宝要饭的叫化子,谁知人家是有组织、有帮派的,一下子呼啦围上来一百多人,生意没法做了,又给人家赔礼道歉,又免费让人家吃喝,结果,一个庙会下来,不但没挣钱,还赔了不少。我们姐弟三个的茶水摊倒挣了点钱,可回家时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暖壶,把挣的钱全搭进去了,让哥哥、姐姐好一顿埋怨,就差揍我了。我也内疚的很,可事已至此,无计可施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那时的日子,现在想想是怎么熬过来的,父母靠什么信仰才支撑到了现在啊!

父亲一辈子没有干过什么大事,唯一的一次是想和别人合伙开个采石场。事情是件好事情,可被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了。

我记得那年是1984年,父亲头一年和几个舅舅一起去石家庄的一个县打石头,认识了一个叫老贾的人,那个人见父亲实在,又听父亲说,村里的山都是石头山,就提出想和父亲合作,一起来我们村里办采石场。父亲也年轻,他也愿意搏一下,图一个好生活。两个人一拍即合,父亲担任法人,负责处理矿山开采证办理、地方关系协调,老贾负责提供机械设备和技术。那年父亲一头扎进采石场,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眼看采石场投产在即。当时人们找个活儿干很困难,于是很多人都托父亲,想去采石场上班,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重视的父亲有很大的满足感。

农村人,不是心眼儿坏,是心胸狭窄,恨人有,笑人无。见父亲的采石场马上就要投产,坏人就出来了。村里的书记老付背地里找老贾,说父亲又没钱,又没人,和他合作干嘛,不如和自己合作,自己还是村里的书记,村里的事儿都是他说了算。老贾想想父亲办理前期这些事儿的不顺利,也认同老付都说的话,很快就心动了,和老付达成了协议,他们合作,甩开父亲。父亲是个老实人,虽然一直想干大事儿,可他自己知道没那本事。他本来也没有想着能当个什么老板,只是事情发展到这儿了,才被激起了当初那一份豪情。既然现在人家叫自己退出,那就谈个条件退出好了。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争吵,甚至动手,终于签订了退出协议,他们赔付父亲2000元钱,但要等投产有了收益才能给,父亲实际拿到的是白条。之后,父亲不再拥有采石场的股份,以后再与采石场无任何关系。虽然难受,父亲还是接受了,免得生气。

老付和老贾也没有办成采石场。

老付可不是父亲,方方面面都听老贾的,反而方方面面都要老贾听他的,还想处处沾点便宜。双方闹起了矛盾,老付毕竟是村里的书记,而老贾毕竟是外乡人,老付带人打跑了老贾,老贾再也不敢回来。估计老贾这个后悔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和父亲一直合作呢!没准儿早就投产了,也不至于这样血本无归!

采石场黄了,可搞基础建设施工的人是父亲找的,老贾被打跑了,老付没接手,人家只能找父亲,可父亲已经退出了,再说,他也没钱支付。于是,施工的人把老贾运来的机器全都拆解拉回了家,把基础设施也拆了,石头也拉回了家,红红火火的采石场瞬间毁于一旦。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更麻烦的是父亲退出时由于不懂法律,法定代表人没有变更,银行那10000元的贷款没人还,只能是找法定代表人。父亲傻了,盘点一下资产,只剩电力局买的那个变压器还没有提货,价值6000多元,想让银行提走抵债,可银行不同意。

那些年,每年县里都组织几次清欠活动,每次父亲都会被“抓”到县里专门用来关人的区别于看守所的“许家店”里——就是一家姓许的人家开的宾馆。宾馆与政府合作,四周也架上铁丝网,不是监狱,胜似监狱。你在宾馆里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就是不让出去。在里面无所事事,只能是一帮人喝酒、打牌、吹牛。如果还了银行欠款,你家人来赎,还要结清在许家店的住宿和吃喝费用。父亲在里面度日如年,家人在外面急得团团直转,每次都要找人托关系,花上几百元才能将父亲保出来。每年一两次,让我家本就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那时,我们特别怕汽车的声音,汽车一来,准没好事。

银行最后一次找父亲都是10年之后了,那时,老贾估计也死了,而老付是真真切切地死了,死于煤气中毒。老付家刚盖了新房,还没有搬家,老付晚上看门,怕丢东西,结果就中煤气死了。老付是支书,村里人都去吊唁,父亲也要去,母亲没让,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马上就报!”父亲听了,觉得就是这么个理儿!

银行最后还是拉走了电力局未提的变压器,这么多年后,变压器也涨钱了,银行也只能这样了。电力局还想收点存放费,银行没给,电力局也没坚持。

父亲此后再也没干过大事儿,本本分分地打工挣钱了。

我从小就比较自立,这点儿和哥哥区别比较大。我上幼儿园是跟着别的孩子去报名的,除了后来到北京上学是父亲送的外,读了15年书,家里人没有因为我到过学校。

为什么是15年呢?把幼儿园算上,幼儿园1年,小学7年,初中3年,中专4年,正好15年。为什么小学7年呢?很不好意思,留级了1年。我应当感谢留级那一年,也应当感谢那个让我留级的“许志玲”老师,这么多年,我都忘不了她的名字和容貌。那个时候每次升级都要有几个留级生,以期末考试成绩排列。我当时有些偏科,数学不好。一年级只学数学和语文,我期末考试语文92分,数学67分。上午许老师就定了留级生的名字,有十二个人,里面没我。过了一个中午,留级生里的一个女生,她妈妈是当时村里的干部,中午去找了许老师,结果,下午那个女生升级了,而我却成了替补她的那个。虽然当时小,也很气愤,然并卵,自己哪敢跟许老师辩理呢?下午放学,很踌躇地回到家,怕母亲生气,更怕母亲揍,谁知,母亲听了我的叙述,不但没有揍我,还说,留一级就留一级吧,也许是件好事儿!我心有不甘,说,妈妈,您能也找老师说一说,求求情吗?母亲断然说,不能!别人顶了你,你很生气,很伤心,那你再顶了别人,那个被顶的人不是和你一样吗?我默然。留级以后,我下定决心好好学习,让那个许志玲老师看看,我是不是该留级。事实证明,我也可以学好数学!从留级后的第一个学期开始,我就成了学霸,一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有下过全年级前五名。可惜许志玲老师调走了,没有看到我的成绩。期间,许志玲教的那个班后来的班主任冯老师十分喜欢我,一直和我说,我可以跳级到她的班里。我也动过心思,问过母亲,母亲说,现在学习很好,跳了级后没准儿就跟不上了,还是算了吧。最后,我谢绝了冯老师的好意。

留级以后是我人生开挂的起点,我从那时起就当班长直到初中毕业,又当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升旗手,作文也在全国获奖,成绩也一直全校名列前茅,后来,初中毕业,在中专生包分配的最后一年,在全校预选三个中专名额的情况下,我成功胜出,而且最终考上了北京的在中专学校中属于全国重点的一所学校,分数比同时县重点高中的录取分高了60多分。

考中专,是幸运也是无奈。家里穷,能够少念三年高中,少花三年钱,而且,中专直接农业户口转商品粮,就吃官饭了,家里自是愿意我考上中专。其实,现在想想,我们那时的好学生都考了中专,如果上高中,也许个个都能考上大学,没准儿还能考个好大学。可惜了我们那一批的好学生。

上中专也是要花钱的!好几千块,那时家里没有钱,正好姐姐挣了些钱,刚好够交学费,我才得以能够上学,不然,只能走和哥哥姐姐一样的道路——学习雕刻了。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感谢我的姐姐。

我考上中专以后,学费是到市里交的。姐姐所在学校书记的女儿和姐姐是好朋友,听说我和姐姐要去市里交费,书记正好要到市里办事,就说拿这么多钱坐车不安全,叫司机开车捎着我们。他那时也不是什么好车,是一辆面包车,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坐的最好的车了,因为,此前只坐过马车、驴车、拖拉机和三轮车。

一路顺利地找到了交款的地方,顺利地交了学费,还碰到了一个同班同学。

交完学费后,因为书记还在办事,我和姐姐在约定好的地方等待,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书记还没有过来。此时,我有小便,憋得难受,可不知道哪里是厕所。向旁边人打听,说对面就是厕所,但只能小便。我急赶过去,发现了小便池,但那时没有见过,不知道那是小便池,因为实在憋得难受,就往里面尿了。现在想想,那时实在是土的可以,到这个地级市里就是到了大城市,什么都没有见过,什么都看着新奇,农村孩子的视野之窄可见一斑。可这些并不丢人,见过了就不奇怪了。

九月一日到学校报到,对于从来没有出过门的我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的心早就离开家乡,来到首都的学校了。

临出门时,母亲嘱咐了再嘱咐,交待了再交待,心里一直牵挂,放心不下!我的心早飞了,虽然也有对家人的不舍,但更多的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根本体会不到母亲的心情。很多年以后,我都娶妻生子了,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目送我们离开,送到电梯口,我知道,她肯定在电梯间的窗口凝望,我们车离开时,她一定在阳台上目送我们。有一次我们回北京,下了电梯,我说,奶奶肯定在窗口望着我们呢。女儿说,不会吧?一回头,母亲果然在向我们招手。我不敢回头,怕泪水忍不住。

我极爱吃北方的炖菜,离家的最后一顿饭,母亲特意买了肉,炖了一锅好吃的菜,让我吃了一个够!可我晕车,坐上长途车,还没走出二十公里就全都吐了!那时从老家到北京坐长途车要走5个多小时,需要30多块钱。为了省钱,我和父亲坐车到市里,花10元,从市里坐火车到北京,花15元,这样两个人能省下20元钱。可这种坐车方式时间却长多了,等到了北京南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那时的北京南站是一个特别破、特别乱的火车站,可看在我眼里却分明是“繁华”——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叫卖声与拉客声混杂,与农村的景致完全不同。

父亲想必对北京也不太熟悉,他只知道坐地铁能够到西直门火车站,北京站有地铁,20路公交车能够从北京南站到北京站。我们匆匆忙忙下了火车,找到20路公交车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班车了。坐在车上,心才踏实一点儿。20路公交车从天安门广场东侧路经过,看着夜晚的天安门城楼,我的心情激动万分,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混个样儿出来,再也不回那个农村了!

找到北京站的地铁口,早已上锁,我和父亲舍不得去找个旅馆住,就在地铁门口坐着,等天亮。一起坐着的还有十几个人,一看也都是农村人。当时的天气,前半夜还行,到了后半夜还是挺冷的。父亲给我拿出了一件毛衣套上,而他就一件衬衣捱到了天明。

我们坐上第一班地铁,赶到西直门,感觉走了好长一段路,终于看到了火车站,然后买到学校的火车票,好像5元,我有录取通知书还半价。等上了火车,找到位置坐下后,父亲长舒了一口气,我理解,他紧绷的一颗心也落地了。

火车上大部分都是去我们学校报到的学生和家长。看着这些人的穿着打扮,有一看就是城里人或有钱人的,也有一看和自己一样的没有出过门的农村娃儿的,阶层,在我心里第一次感触这么强烈。以后,很长一个阶段,我都有深深的自卑,也正是因自卑,我才更加努力。

到学校忙着报到、体检、领被褥,和新同学互相认识。父亲安排好我以后,就和我挥手告别了,没有住一晚,因为,要住还得花钱。

……

从1996年起离开家乡,混迹在北京,成为北漂,已经二十五年了。现如今,在北京能够安身立命,父母身体硬朗,妻子贤惠持家,孩子健康成长,夫复何求?

不惑之年,愿余生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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