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以其遥远年代和残缺面貌为其蒙上神秘面纱。但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挖掘考索，仍然可以逐渐接近庐山真面目。几位先贤关于残卷“截五归四”均语焉不详，其实残卷截分当事人所著《过眼馀唱》就明确记录了当时如何截分为五，又何以归为四家的始末；早期寓目残卷者皆认为为李唐时人所写，后有人以避讳原因提出质疑。但相关学术巨擘看法一致，旧说难以撼动；启功先生认为残卷书法与当时日本其他写本文献书风“别无二致”，其实这正是唐前齐梁时期盛行“写经体”的缘故；八十年代出现了杨守敬关于残卷的第二篇跋语，但该跋语疑点重重，当为赝品；空海法师对《世说新语》的喜爱以及他与残卷原藏主杲宝的特殊师生关系，构成了以《世说新语》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话；而残卷对于《世说新语》的文献校勘价值，更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开发的深井。作为《世说新语》的今传最早版本，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在《世说新语》版本历史中地位独占鳌头，为治《世说新语》版本难以绕过之重镇。但因其为世人（包括国人）所知时间甚晚，又残缺不全，以至其版本相关问题扑朔迷离，疑窦丛丛。今据现存新掌握的文献材料和前贤诸说，胪列条陈，考析一二，冀能澄清迷惑，接近本源。
一、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现存版本概况
（1） 原件部分
该本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于日本京都东寺发现，原件原为一体，后截分为五段（后其中两段合一），现存四段，分四处收藏，根据1972年日本二玄社影印《书迹名品丛刊——唐钞本世说新书》中杉村邦彦解题述之如下：
第一段从《规箴》“孙休好射雉”条起至“张闿毁门”条止，为今本《规箴》门第四至第十三条。此段藏主曾三易其主。日本明治时期该写本全卷一分为五时，该段藏主为山添快堂；至1915年罗振玉将已分为五节合璧为全卷影印时，该段藏主已为小川简斋；至1972年日本二玄社影印该写本全卷时注明此段藏主已为小川广巳。
第二段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规箴》“郄太尉晚年好谈”条起至“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条止，为今本《规箴》门第第十四至第二十七条。这一部分明治时期最早为北村文石所得，为该写本残卷截分五段时期的第二段，后转给山田永年；第二部分从《捷悟》“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条起至“王东亭作宣武主簿”条止，为今本《捷悟》门七条全部。该段明治时期最早为山田永年所得，为该写本残卷截分五段时期的第三段。后来，第二段藏主北村文石将其转让给山田永年。山田永年将其与自藏段合璧装裱，成为后来写本残卷四段分法的第二段，合并后该段全长390厘米。该段画心首“山田家藏”“永年珍藏”，画心尾“皆山楼”印。至1915年罗振玉合璧影印时，该段藏主为山田永年家人；此段后归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收藏。
第三段从《夙惠》“宾客诣陈太丘宿”条起至“桓宣武薨”条止，为今本《夙惠》门七条全部。该段明治时期初次截分时为森川清阴所得，为该残卷截分五段时期第四段。至1915年罗振玉将已分为五节合璧为全卷影印时，该段藏主已为小西氏；至1972年日本二玄社影印该写本全卷时注明此段藏主已为小西新佑卫门。
第四段从《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条起至“桓玄西下”条止，为今本《豪爽》门全部十七条。该段段明治时期初次截分时为神田香岩所得，为该残卷截分五段时期第五段。至1915年罗振玉将已分为五节合璧为全卷影印时，该段藏主依然为神田醇。此时该段有主人神田醇1915年2月作跋，跋画心首有“神醇之印”，尾有“容安轩主”“香岩秘玩”印。跋文印四枚：“容安”“神田醇印”“香岩翰墨”“香岩三十年精力所聚金石书画记”；至1972年日本二玄社影印该写本全卷时注明此段藏主已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横幅全长196厘米，画心尾印：“世说新书卷第六”，“杲寳”（存右半字）。卷尾题签：“古书世说新书卷六之四”。
（2） 复制印本部分
据后来诸家跋语，该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全帙最早由罗振玉于民国五年（1916）在日本印制，由天津贻安堂经籍铺发行。该版无出版单位，末附神田醇、杨守敬、罗振玉本人跋。学界一直以为罗振玉影印为一种珂罗版，实际为珂罗版和普通去底影印两种版本。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两种该本，一种题“《世说新书》残卷”，民国五年（1916）上虞罗氏用日本神田氏、小川氏、小西氏藏唐抄本影印，该本为珂罗版印制，含原件全部四段原文，末附神田醇、杨守敬、罗振玉跋语三种；一种题“《唐写本世说新书》六卷”，民国间上虞罗氏影印。该本照搬珂罗版全部内容去底影印，未署刊出时间，当在珂罗版之后。其著录六卷有误，系将写本末所书“世说新书卷六”误认为写本全卷为六卷，实为原书卷六之一卷。笔者本人收藏《唐写本世说新书》，即为此本。
在罗振玉影印全本之后，日本神田信畅于大正八年（1919）编纂《容安轩旧书四种》，其中包括《世说新书残一卷》（存卷六）。容安轩为神田醇本人书斋号，该书所收《世说新书残一卷》即为神田醇本人所藏之现存第四段。
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日本尊经阁本宋刻《世说新语》时，将罗振玉所刊《唐写本世说新书》附于卷末，内容全同。
台湾世界书局于民国五十五年（1966年）影印出版《唐写本世说新书注》，与《宋本世说新语注》同刊。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时，亦将罗振玉所刊《唐写本世说新书》附于卷末，内容全同。
二、写本残卷被国人知晓之始末
该《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未见史志著录，在罗振玉影印之前也未见传本。国人最早了解该本信息者为晚清文化学人杨守敬。自明治十三年（1880）至十七年（1884），杨守敬作为晚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的文化随从，在公使馆负责文化事务。其间大量接触了解日本汉学界情况和中国文献在日本传播情况，着有《日本访书志》一书，书中著录该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的情况：
《世说新语》残卷（古钞卷子本）
是书书法精妙，虽无年月，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其为唐时人所书无疑。余从日下部东作借校之，其卷首尾残缺，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犹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馀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闻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校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1]
杨守敬撰写《日本访书志缘起》时间为光绪辛巳（1881），撰写《日本访书志序》时间为光绪辛丑（1901），可知关于《世说》写本叙录当在此间。此乃国人第一次记录该版本文字，通过这段文字可以了解该本几个重要原始信息：其一，杨氏所见写本来源为日下部东作。该人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书法家。杨守敬本人也是著名金石和书法家，他断定该本为唐时人所书，这为该本的断代做了最早权威定位；其二，杨氏介绍所见写本的内容范围为《世说新语·规箴》篇从“孙休好射雉”条起至“张闿毁门”条止共十一条文字，描述了所见写本的规模程度；其三，杨氏指出所见写本内容文字与传本内容差异，并以此为据提出该写本的文献校勘价值。
杨氏此段叙录也有稍许局限和不足：其一，杨跋仅称“残卷”，未详是否全貌。据后来出版该写本全帙，该本全卷共五段（后合为四段），杨氏所见为五段残卷中第一段，乃山添快堂藏品。故杨跋未能反映该写本全貌；其二，写本原书所题书名为“世说新书”，此为《世说新语》其书原名，宋本以后改用“《世说新语》”之名。杨氏凭传本印象误书为“《世说新语》”。书名之变削弱了写本书名对于《世说》其书书名校勘的作用；其三，杨氏只交代所见写本来自日下部东作，未能具体说明日下部东作是否为该残卷所有者。
在杨守敬之后，罗振玉是国人第二位对该写本进行记录并整理的学者。其背景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效忠满清王朝的前清政府官员，罗振玉逃亡日本。在日本逃亡期间他不仅详细了解了该写本的详细情况，而且还把该写本存世的五段全部搜集齐全，并以珂罗版形式印刷出版，他在珂罗版《唐写本世说新书》跋语中写道：
我国《世说》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见更古者。予所藏有康熙庚子张孟公移录蒋子遵校本，所主之本为传是楼所藏淳熙刊本，其书亦三卷，每卷分上下。宣统初元，在日本东京见图书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后所刊，皆出晏元献改誊删校之本，其未改本以前本不可见也。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而无由得以入吾目。乙卯夏，访神田香岩翁，始知香岩翁藏其末一截，出以见示，为之惊喜已。又知第一截为小川简斋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请于神田、小川两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许诺，并由小川君为介于小西君，神田君为介于山田君，于是分者乃得复合。神田翁复以所为跋尾见示。据段氏《酉阳杂俎》《菅家文草》 ，谓此书初名《世说新书》，五季宋初始改称《新语》，其说至精确。予考《唐志》载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则临川之书，唐时作“新书”之明证，可补神田翁所举之遗。亡友杨星吾舍人曾见第一段，载之《日本访书志》。尚未知古今称名之异，今影印既竣，爰录神田翁及杨君之跋于后，并记是卷已析而复合，实得神田、小川两君之助，而山田、小川两君之见许，其惠亦不可忘也。爰书之以飨读是书者。丙辰（1916）十一月上虞罗振玉书于海东寓居之四时嘉至轩。[2]
与杨守敬叙录相比，罗振玉对该写本残卷了解介绍更加深入全面。该跋有五点值得注意：其一，明确肯定在该写本发现之前，传是楼藏宋淳熙刊本和东京图书寮所藏宋本（董弅刻本）为传世最早版本；其二，介绍得以得知并得阅写本残卷全貌的时间和中间人（民国四年，神田香岩）；其三，全面描述该写本残卷全貌情况，明确写本残卷共分四截情况及其所有者归属；其四，神田香岩不仅是写本残卷之一的收藏者，还向罗振玉出示其为藏本所撰跋语；其五，明确指出写本残卷正名为“《世说新书》”，并纠正杨守敬之误。
罗振玉此跋也存在未解之惑。其一，所言所见所印写本残卷“已析为四”之说，与此前神田醇所言“五截”说关系如何，未能说清；其二，未能说明此写本残卷来源。
三、写本残卷发现与截分问题重重悬念
最先发现接触写本残卷的两位学者杨守敬和罗振玉，都没有提到该写本残卷从何而来，又是怎样被发现的。世人最早得知该写本残卷发现始末的文字是罗振玉跋中提到的神田醇跋：
余家藏旧抄《世说》残本，刘孝标注《豪爽篇第十三》，书法端劲秀润，为李唐旧笈矣。按《世说》一书屡经后人窜乱，久失旧观，《隋志》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新旧《唐志》并同。《日本见在书目》亦载：刘孝标十卷。乃知唐代传本一存其旧，未经改易。迨宋时诸本纷出，卷第遂有改易，陈氏《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所云可以证焉。有宋绍兴八年董弅刻于严州者三卷，(此本淳熙戊申陆游重刊于新定。嘉靖乙未袁褧又重雕之，道光戊午周氏纷欣阁又翻刻袁本。)各卷分为上下，卷数与隋唐两《志》夐异，乃经晏元献删定，已失旧观。明王世贞兄弟又加增损，而以何元朗《语林》羼入，谓之《世说新语补》。于是《世说》旧观荡然亡矣。此书旧题云“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尚云“新书”，《菅家文草》有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诗。黄伯思《东观余论》辄云“新语”，则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后来沿称新语，无知其初名者矣。此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与今本异同甚多，可补正敚误者不胜枚举，实海内孤本，千载之后犹能存临川之旧者，独有此卷耳。纸背所写《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亦七八百年前旧抄。纸尾署“杲宝”，此卷当是其旧藏。杲宝为东寺观智院开祖，见本朝《高僧传》。忆三十馀年前与亡友山田永年等四人获一长卷，截而为五，各取其一，余得末段，即此卷也。他日倘得为延津之合，不亦大快事乎。姑记以竢之。京都神田醇记。[3]
除了对写本残卷的书写年代和版本价值进行充分肯定外，神田醇跋语提供的重要信息有二：一是通过对写本残卷样貌描述第一次明确交代出该写本原藏主为东寺观智院开祖杲宝；二是明确介绍三十多年前他和山田永年等四人将此写本长卷截为五分，各取其一的大致情况。从此跋语写作后大约100多年期间内，大陆学界对该写本残卷的了解和认知大抵在此跋语提供的信息范围之内。但此跋语还留下一些疑惑，仍然为了解此写本残卷全面实况留下若干悬念疑窦：其一，该写本残卷最初藏主杲宝此件藏品又是从何而来？其二，神田醇明确表示当年他和山田永年等四人（共5人）将杲宝所藏此残卷一分为五，各得其一。而罗振玉跋语却明确说 “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而且明确交代四位藏主名字分别为：神田香岩、小川简斋、山田氏和小西氏等四人。从而出现与神田醇跋语五截分说的明显龃龉。
由于这些说法或语焉不详，或龃龉抵牾，造成后来学者对此认知产生误解和偏离。比较明显的为刘盼遂先生：
然自明以来，诸收藏家所著录，从未见有十卷本者；而孝标分卷之原型，于是不可复考。今唐写本，于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据神田翁《跋》，称此卷尚有一段，为山田永年所藏，意必为《品藻篇》及《规箴篇》之前三条文；合《品藻》至《豪爽》凡五篇之量，适当全书十分之一。此五篇为第六卷，则前五卷与后四卷之旧，固可由此略摹而定也。千年坠璧，顿复旧观。庐山之面目可识，中郎无虎贲之叹，岂非艺苑中所同声称快者乎？此唐写本足以上探《世说》卷帙之源泉矣。[4]
刘盼遂先生的误解在于，他认为罗振玉影印出版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之所以只有四段而不是神田醇所说的五段，是因为四段当中并不包括山田永年所藏的一段。而且他还大胆臆测，认为这段未能面世的一段必定是《品藻》篇的全部和《规箴》篇的前三条（因现存四段从《规箴篇》第四条起始），加上此段方为五段实数。
刘盼遂先生这一推测还受到刘强先生的肯定，他说：“刘氏以为所缺之一段，定为山田永年所藏，未必符合情实，然其谓“意必为《品藻篇》及《规箴篇》之前三条文”，则大抵不错。”[5]刘盼遂先生和刘强先生共同认为：写本残卷原分为五段，现存罗振玉影印之本只收其中四段，缺少一段。刘盼遂认为所缺一段藏主为山田永年，刘强对此未能首肯，但也没有提出具体意见。
这样就出现一个很大悬念：罗振玉征集影印的写本残卷，究竟是否全帙？为什么会出现写本残卷五分法和四分法的不同？五分法和四分法之间关系若何？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已经予以澄清解决。1972年，日本二玄社出版《书迹名品丛刊·唐钞本世说新书》，内有杉村邦彦教授撰写解题。解题中引用山田永年本人的《过眼馀唱》内容，大致介绍了该写本残卷早期流传的情况，并详细介绍神田醇跋语介绍写本残卷截分五段后各分段藏主递藏情况（见本文第一部分）。但遗憾的是，解题中没有涉及残卷五分与四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致使这一问题某些细节继续停留在混沌状态。
不过杉村邦彦这份解题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敦促揭开写本残卷从发现到分段诸多疑窦神秘面纱的作用。
1985年，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赴日本京都大学任客座教授，其间广泛接触搜罗汉籍在日本流布情况，于1992年出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书中第一章《汉籍东传日本》下有“平安时代传入日本至今尚存的唐人写本”，其中列举了现存四节写本《世说新书》残卷：
22.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 日本国宝 藏京都市小川氏。
23.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 日本国宝 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24.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 日本国宝 藏京都市小西氏。
25.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 日本国宝 藏东京国立博物馆。[6]
严氏所述写本残卷现存归属，与二玄社《唐钞本世说新书》所收和杉村邦彦解题介绍情况完全吻合。按时间推断，严氏乃据杉村邦彦提供线索进行进一步追踪。果然，在该写本残卷发现和分割过程陈述上，严绍璗比杉村邦彦提供了更具体的细节：
此四卷(世说新书》写本，实系该书卷第六之一卷。1877年京都东寺寺侍西村兼文整理该寺宝库时,检得唐写本《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止于《豪爽篇》末桓玄故事。应京都名家山添快堂、桑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山田永年之请求,东寺将此卷一割为五,其后辗转于战后,分归于四家。[7]
严氏提供两个最新信息，一是明确指出该写本残卷的发现者为京都东寺寺僧西村兼文，他在1877年整理该寺宝库时发现该写本残卷；二是西村兼文应四人请求，将该写本残卷“一割为五”，“分归于四家”。应该说，这个记载应该是社会上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所能见到关于写本残卷发现情况和切分情况的最明确记录。
但是，严氏的记录也有未尽完善和有待探悉之处。首先，从“言必有据”的学术传统来看，该写本残卷被西村兼文发现，并由他截分给山田永年等五人，这个重要信息来源何在？从杉村邦彦的解题介绍看，严氏这些信息应该来自于山田永年的《过眼馀唱》。但严氏是否完全传达了《过眼馀唱》相关内容的全部信息，因严氏未能交代材料出处而不得而知；其次，残卷既然“一割为五”，为何又“分归四家”？这个从神田醇到罗振玉都未能说清楚的问题在严绍璗这里仍然悬而未释。
在严绍璗之后，学界关于写本残卷发现和“割五归四”问题的探索澄清工作仍然没有进展，直至2017年出版的周兴陆《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中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介绍描述仍然还在沿袭旧说：
该残卷为日人所藏，起《规箴》篇“孙休好射雉”条，迄《豪爽》篇“桓玄西下”条，凡五十一条。尾卷题“世说新书卷第六”。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亦云“世说新书”，而不称“新语”。纸背写《金刚莲花部心念诵仪轨》，纸尾署“杲宝”，当是其旧藏。至十九世纪末，日人神田醇、山田永年、小山简斋、小西氏等获此长卷，截而为五，各取其一。至晚清光绪初，杨守敬去日本访书，始知此残卷的存在。1915年，罗振玉造访神田醇，得其四截复合为一，次年影印面世，国人始一睹该写本残卷之真容。刘盼遂撰《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揭载《清华学报》1925年第2期，王利器撰《跋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刊于《图书季刊》1945年第6期，也有学者利用此唐写本残卷校勘通行本，可补正今本脱误者甚多。[8]
从周氏这篇写本残卷叙录内容看，主要依据为残卷影印本所附神田醇、杨守敬、罗振玉跋语，进行归纳综述，没有使用杉村邦彦和严绍璗的较新成果。关于写本残卷最初发现和“割五归四”问题仍然未能诠释清楚。
写本残卷发现过程和清晰解释为何“一割为五”又“分归四家”最原始，最权威，最详尽记录者乃为作为四位藏家之一的山田永年的《过眼馀唱》。
四、山田永年《过眼馀唱》提供的释疑答案
在以往介绍写本残卷相关信息的文献作者中，应该只有杉村邦彦和严绍璗见过山田永年的《过眼馀唱》，但因他们二人的表述均有所保留，均未能全面准确传达反映《过眼馀唱》中关于写本残卷发现详细始末和“割五归四”问题的准确详细信息，致使这两个问题一直若隐若现，似是而非，使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状态。
2018年11月1日，一位署名“罗哲1966的博客”的新浪博客账户，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了《澄清<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被发现时的分段情况：<过眼馀唱>对<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流传的补充》一文[9]。该文的最大亮点，就是利用山田永年《过眼馀唱》的图像和文字材料，把一直悬而未决的写本残卷最初发现的详细始末和何以“割五归四”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该博文本来以图证文，用《过眼馀唱》书影证明其材料真实和分析过程。但因为新浪博客过期之后目前只能显示文字，不能显示图片，包括《过眼馀唱》在内的该文所有图片均无法浏览，致使看不到原文原貌。为严谨起见，笔者设法找到《过眼馀唱》两种藏本原文。下面根据《过眼馀唱》原文内容和罗哲先生文章，对写本残卷发现始末和“割五归四”问题重新进行梳理陈述。
山田醇（1844-1913），字子静，号永年，日本京都汉学家、书法家、收藏家。《过眼馀唱》一书是他用诗文形式记录他平生经眼重要书画古籍文物的专书。共收古籍文物三十件，每件文物分别赋有绝句一首和散文记述两部分。该书现存两个藏本，分别见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经比对后，可以肯定这两种藏本为同一版本。该书高二十厘米，线装，共三十个筒子叶。京都大学本为“谷村文库”旧物，封面署“《过眼馀唱》第一集”，首页右上钤有朱文篆书“京都大学图书之印”方形章。早稻田大学本首页左上角钤有“早稻田大学图书”方形章，右下钤有朱文楷书“黑川真道藏书”长方竖形章。每叶前、后版框各自独立，版框单边黑线，无版芯栏和行界线，每版九行，行十八字。诗歌部分顶格行十八字，记述散文部分低一格行十七字。各部分内容均有圈号句读。
书前有作者《引》云：
梅雨新晴，清爽可人，窗明几浄，汲泉煮茶。或展观所获书画，把玩竟日；或与客谈书法画理。追想平素所观者，宛有董思白所谓延年保寿之思焉。遂得絶句三十首，每首系以书事，类推连及，略备所历观。题曰“过眼馀唱”，以供谈柄，并质博雅。一时率尔之笔，疎谬必多。且所观书画亦不止于此，后当追订续録，稍稍成编，故且以此篇第一集云。明治十四年六月，永年居士山田钝识。[10]
作者明确陈述该书写作方式为“遂得絶句三十首，每首系以书事，类推连及，略备所历观。”即用绝句和叙述文描述介绍该藏品情况。其中《高野大师手书》叙述文部分提到一件与《世说新书》残卷来历有关的重要事件，文曰：“此卷（高野大师手书）亦旧东寺宝库中物。向寺主某属余友西村兼文整顿库中古书数千卷，事讫，寺主为赠古书数卷以谢。此其最也，后遂归余手。”[11]根据这条记载，可知当年山田永年的朋友西村兼文受东寺寺主委托，整理东寺宝库古书数千卷，寺主以数卷古籍相赠为报。而在西村兼文获得赠答回报的数卷古籍中，就包括这部唐写本《世说新书》。该书介绍第十四件宝物就是这部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其绝句诗云：“一卷断裁藏五家，凤毛麟角足矜夸。拈阄所获是天与，不用纷纷争寸差。”[12]前两句“一卷断裁藏五家，凤毛麟角足矜夸”说的就是该写本残卷虽然一分为五，但仍然弥足珍贵；后两句“拈阄所获是天与，不用纷纷争寸差”是说残卷分割为五后采用的是“拈阄”方式，大家无须为尺短寸长相争。绝句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作者以当事人身份明确残卷“一割为五”的事实。下面的叙述文中，作者则详细说明“一割为五”之后何以又“分归四家”的详细始末过程和具体原因：
余又藏《世说新书》零本一卷，并孝标注亦写焉。此亦兼文（按指西村兼文）自东寺获来物。旧为长卷，兼文割爱之后，断裁为五卷。社友山添快堂、森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与余各自分藏焉。
初，清荫观此卷于兼文家，数请兼文。兼文靳而不许。后余偶访文石。清荫及快堂、香岩先在。谈及古书。文石曰：“闻顷日兼文贳得东寺所藏古书数卷。想必有可观者。试同诸君往观，何如？”皆曰：“可。”五人乃相伴访兼文。兼文为出所获示之，阅及世说一卷，五人齐注目，清荫色动，急请兼文割爱。四人亦并乞。文石乃谓清荫曰：“众人皆欲获，子不得专之也。宜请主人。为裁为五，以分付五人。”清荫作色曰：“余请之非一日，子辈卒然来观，俄谋横夺，何哉？且裁为五，全璧斯瑕焉。”文石曰：“此故零本，岂谓之全璧乎？裁之何妨。”清荫怃然。兼文遂以分赠我社五人。五人相携而去，更到旗亭命酒。相俱一笑，乃就席上取卷裁断为五。而所分行数多寡不等，因拈阄分之，各获其一截。酒罢大笑归家，传以为我社佳话。去岁文石有故，割爱赠余，以其与余所藏文理相接，更接缝藏焉，即此卷也。
其书不知为何人笔。然按书体，恐非唐以下笔。且此卷不题“新语”，而称“新书”。按《四库简明目录》云：“《世说新语》本名《世说新书》，后相沿称新语，遂不可复正。”乃此卷之古亦可征也。坡翁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寛绰而有余。”此书大字结密，小字寛绰，可谓尽善尽美者矣。[13]
山田永年在叙述文中几乎是使用了小说家的笔法，生动再现了这次“一分为五”的详细过程和具体场面，甚至连清荫与文石争执是否截分，以及五人以拈阄方式获其所得的方式都描写真切，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这些文学化的描写没有因其描写细致而产生虚构性猜想，相反倒因为作者山田永年为现场当事人而更加具有可信性和真实性。
叙述文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披露了“割五归四”的具体原因和始末过程。“去岁文石有故，割爱赠余，以其与余所藏文理相接，更接缝藏焉，即此卷也。”也就是说，作为“割五”所有者之一的北村文石，因为某种缘故，将其所藏的一段出让给了山田永年。山田永年除了自己分得的一段，还接手了北村文石的一段。这样，“割五”就变成了“归四”。之前这段文字因被神田醇和罗振玉跋语忽略而致使“割五”何以“归四”问题一直成为写本残卷流传始末的一大悬案，并直接造成刘盼遂等人的误解和无端猜测。《过眼馀唱》这段叙述文字公之于众，终于澄清了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流传过程的一大悬案。
五、写本残卷的书写年代问题
写本残卷书写年代和书写者身份问题过去比较简单，学界基本认同神田醇跋的断语：“书法端劲秀润，为李唐旧笈矣”。其后杨守敬跋也附和神田醇之说：“是书书法精妙，虽无年月，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其为唐时人所书无疑。”[①]
至1998年，范子烨先生出版《世说新语研究》一书，对神田醇和杨守敬所云写本为“李唐”时说提出质疑，认为写本书写年代应该在梁代。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写本残卷正文和注释文字全然不避陈隋唐讳，而避南朝宋武帝和梁武帝讳；其二，书法字体与梁代和初唐相似[②]。此说问世后有较大影响，被若干学人所采用。近年有刘强教授撰文对此说提出质疑：避讳问题不能成为确定写本年代的唯一证据。因此写本在日本发现，无论是当时来华日本人抄写，还是中国人东渡日本抄写，都不必在意避讳问题。“仅以避讳字和书法风格两点，实难以推翻亲见残卷真迹的书法大家杨守敬及藏书家神田醇二人的审慎推断。”[③]刘氏所论重在避讳问题，笔者基本赞同，并以为可就书风断代问题稍做补充。范氏所论书风问题角度为经验判断，神田醇和杨守敬所下结论亦为经验判断。文物鉴定的确重在经验感觉。刘勰有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④]（《文心雕龙·知音》）以对中国古代书风演变过程及规律把握熟悉程度而言，神田醇和杨守敬堪称大师权威级别，其经验水平远非范氏本人和当今大部分书画鉴定专家可比[⑤]。在同样为经验判断的情况下，笔者还是愿意相信神田醇和杨守敬。
2020年春，南京大学金程宇教授发表《日藏古钞本<世说新书>鉴藏者略考》一文[⑥]，在多方考证梳理与写本残卷相关人员身世背景信息同时，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对写本残卷书写年代的考订和判断。其基本观点仍然支持神田醇和杨守敬旧说。其中有对旧材料的进一步归纳总结，也提供一些新材料，均能为写本李唐说增加分量。在旧材料归纳梳理方面，金氏通过总结归纳指出神田醇跋的内容对于肯定写本时间为李唐时期的可信性，但金文更有力度的新材料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关于《世说新书》写本残卷相关问题的几点判断，其中关于写本款式和书写年代明确定论为“唐人钞本，文字秀劲”[⑦]。
内藤湖南是日本中国学领域开山学者之一，据金程宇教授介绍，内藤此文缘起于现场观摩写本残卷。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12月6日），内藤湖南与黑板胜美、富冈谦藏、狩野直喜、幸田成友四人一同拜访山田永年，观其藏书。其中有《汉书·黥布传》断简、《世说新书》零卷。他这次看到的是山田永年的藏本部分。另外，内藤湖南此文中还交代了他此前曾看过写本残卷另一部分的记录：“京都森川清荫、神田香岩并藏有与此本相接之断简。森川本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得以一观，存七十余行。森川氏没后，未知落入谁人之手。”[⑧]。明治三十四年为公元1901年，则内藤湖南是神田醇和杨守敬跋语之后，罗振玉之前第三位关注并记录对于写本残卷相关问题看法的学者。除了山田永年本和森川本之外，内藤湖南还见过神田醇本。他在为收录神田醇本《世说新书》残卷的《容安轩旧书四种》所作序言中更进一步明确表达对于写本残卷出自李唐时代的确定性意见，他说：“其藏书处曰容安轩，所储多古钞旧椠，而唐钞四种最为惊人秘籍，曰《古文尚书》五篇、曰《太史公·河渠书》，曰《世说新书·豪爽篇》，曰王子安文一篇。余尝考《古文尚书》为初唐人手笔，《王子安集》为武周时书，《世说新书》有香岩先生校语，……皆定为李唐旧笈，余审其书法，信然。”[⑨]写本残卷存世四段，内藤湖南看过其中三段（神田醇本、山田永年本、森川本），对于神田醇“定为李唐旧笈”的结论，内藤也没有盲从，而是亲自“审其书法”之后，才下出“信然”的结论。
这样，从神田醇、杨守敬到内藤湖南，相隔二十年左右时间内，对写本残卷的年代归属作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三位大家对中土历史文化和书画文物，金石学均有深厚造诣。这三位重量级专家下出的一致性意见，不但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也是难以撼动的权威性结论。
六．写本残卷书写者的身份问题
从神田醇、杨守敬到内藤湖南和罗振玉，诸位学者虽然均未明确指出写本残卷书写者身份为何，但似乎有意会默契：书写者为李唐时代中土人士。直到启功先生突发奇谈，才引发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⑩]。
根据金程宇教授大作提供的线索，我翻阅了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其五十一首有云：
东瀛楷法尽精能，《世说》《词林》《本行经》。
小卷藤家临《乐毅》，两行题尾属太平。
原注：东瀛所传古写本，多出唐时日本书手所录。如《世说新书》残卷、《文馆词林》若干卷，《佛本行经》虽后有隋代尾款，实出迻录者，皆笔法妍丽，结体精美，即在中土，亦属国工。或以为即唐土名手所书，恐未尽然也。试观《东大寺献物帐》，及藤原后所造诸经，固出天平书手之彰明较著者，其与《世说》等迹，并无二致。盖当时楷手高品，犹恪守唐格，和样之书，尚未形成也。[11]
启功先生并非仅从《世说新书》写本残卷一书着眼，而是放眼于整个日本中国古代写本文献，并明确指出其“多出唐时日本书手所录”，对于“或以为即唐土名手所书”的说法，明确表示“恐未尽然也”。其理由是：《世说新书》残卷的书风，与《东大寺献物帐》著录的很多写本佛经和藤原后所造诸经，“并无二致”。
金文很重视启功先生此举，认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这些古钞本的性质和价值就将重新获得考虑。就唐钞本研究来说，有必要从内容、书风、纸张、纸背、角笔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世说新书》亦如是。”[12]金氏所提目标宏远，难以一蹴而就，须一步步解决。笔者愿对此初做些局部摸索尝试。
启功先生所云《东大寺献物帐》献物帐是日本奈良时代光明皇后将圣武天皇生前珍爱的遗物进献给奈良东大寺卢舍那佛时的目录，共有五种，分别写于天平胜宝八年（756）和天平宝字二年（758）。该献物帐现存日本正仓院。“藤原后所造诸经”又称《五月一日经》，因有天平十二年(740)五月一日皇后藤原光明子（光明皇后）的发愿文，故名。以天平七年(735)玄坊从唐朝带回的5000余卷佛经为底本，从天平八年(736)开始历时十余年完成，包括其他经书，最终抄写了7000卷。抄写者为隶属皇后官署的写经所的职员。现存除少量散藏于各处者外，绝大多数(750卷)藏于奈良东大寺正藏院（圣语藏经卷的一部分）。据博物馆相关材料介绍，这部《五月一日经》的抄写着名为“吴原生人”。作为普通抄经人，这个名字无考，但给人感觉不像日本人的本名，倒像是东渡日本的中土人士[13]。
启功先生认为这部写经与《世说新书》写本残卷的书法风格“并无二致”，其义若何？窃以为可有两种理解：一谓《五月一日经》与《世说新书》残卷书写者同为一人，二谓二者同为一种或一类风格。从语义角度看，“并无二致”是在强调二者相似的精确性，是“一模一样”语义的更换表述。所以我首先按这个思路进行摸索探析。
好在这两部写本文献都还存世，所以有条件对二者书风进行比对鉴定。笔者本人从两部写经中各选取部分页面进行比对，发现二者在章法结构和字体风格上的确有相似之处。这种书风是比较典型的古代写经生的书写套路：章法相对整齐，结字尽量工整，便于读者阅读观览。但从用笔习惯和部分偏旁部首写法上看，却很难得出二者同出一人之手的结论。笔者本人对书道也略知一二，并专门拍照之后请教几位书法名家。他们的结论与我完全一致：《五月一日经》与唐钞本《世说新书》书风相近，但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这样也就产生一个难解的疑窦，为什么同样一件写本文献，有人认为它是南北朝人所为，有人认为它是李唐人所为？而且似乎都显得言之凿凿，无懈可击？笔者认为，产生这个分歧的关键原因是人们忽略了佛教传播史和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事实：从南北朝到唐代的佛经流传过程中，曾经在较长时间内流行一种抄经书体——写经体。由于写经体本身相对稳定的程序风格，造成在较长时间内的写经风格非常近似，并且持续稳定，于是便形成启功先生所云“别无二致”的情况。
如何通过写经体的梳理来破解唐写本《世说新书》年代和书写者归属，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途径和要点：其一，写经体的产生年代和衰微时间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大致吻合。写经体滥觞于六朝，兴盛于隋唐，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和普及逐渐走向衰落[14]。这个时间段与《世说新语》其书的问世和传播的时间吻合，为写本《世说新书》残卷采用写经体的时间背景条件。其二，从写经体传入日本和在日本兴盛发展的历程来看，日本现存最早的写本佛经为推古二十三年（615）圣德太子摄政时的《法华义疏》，而模仿中国写经书体的写经体黄金时期是奈良时代。而启功先生所说与写本《世说新书》书风“别无二致”的《五月一日经》等日本著名写经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从平安时代开始，日本写经书风开始变化，向和式方向转化过渡[15]。因此有理由推测，写本《世说新书》的抄写，应该就在奈良时代。其三，从写经体所用书体演变过程来看，也能为写本《世说新书》成于奈良时代提供支持。写经体初期的两汉魏晋时代，写经体与书法家的书体已经出现很大差别。曹魏时期钟繇的《宣示帖》尽管还部分保留隶书痕迹，但总体上已经是正书的格局。而到了王羲之的《乐毅论》和《佛遗教经》，已经完全摆脱了隶书的束缚，全然是楷书的结字和运笔，而且全篇统一，非常成熟。相比之下，“这阶段的手抄经文,还没有可能形成像后来的成熟、规范、统一的要求,处于写经字体的初级发展阶段。有不少的经书书写随缘任意性较大。因此，从佛教宣教的角度来看,庙堂气色比较薄弱。从艺术角度看,则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16]。到了隋唐时代，随着几大楷书家的推重和写经制度的普及和稳定，楷书不但成为全社会热衷向往的书体，而且也影响波及到写经体的书风。楷书的规范性为写经体带来书风的统一和近似。北宋时期官方主持编纂的《宣和书谱》曾说到写经体的高度近似性：“累数千字，终始一律，不失行次，便于疾读。”[17]启功先生之所以认为《五月一日经》与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书风“别无二致”，原因殆即在此。
七、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杨守敬跋
以往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杨守敬跋，只有收入杨守敬本人《日本访书志》者（前文已见，下简称“杨跋一”），该文又被收入罗振玉刊印全本《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中，未见杨守敬其他跋语。最近，金程宇教授在《日藏古钞本<世说新书>鉴藏者略考》一文中又披露了另外一篇杨守敬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跋语（以下简称“杨跋二”）：
《世说新语》少善本，以明袁褧为优，今以此册校之，多有异同，虽不免有脱误，然足以订正彼本不少。如“管辂论易”一条，彼本删注百字；张闿一条，亦删二十余字。乃知彼本亦为宋人删削，非孝标之旧。又如李阳，各本皆误作高尚人，此作高平；“遂死几下”之下，各本皆有“故惧之”三字，不知此引《晋百官名》，何得赘此三字？王平子条，诸本皆“平子谏之，并言不可”，此本“并”下有“诸”字，盖郭氏贪欲，令婢路上儋粪，故平子谏之，并言其平日诸不可事也。若脱“诸”字则“并”字不可通矣。又“张闿”条，“张闿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之出辞见之曰：此不见关”云云，彼本见（关）二字互倒而不辞矣，其他两文互通者不可枚举。此册为日下鸣鹤旧藏，不轻示人，以余投契，假我数日，乃书此以还之。光绪辛巳六月朔日荆州杨守敬记。[18]
金程宇教授在此跋后又说：
这段跋作于光绪辛巳六月，即一八八一年六月，与山田永年出版《过眼余唱》序言所署年月相同。中日学人在东京、西京分别考释、赏玩《世说新书》残卷，亦属巧合。杨守敬云：“今以此册校之，多有异同，虽不免有脱误，然足以订正彼本不少。”指出了此残卷的校勘价值。此跋对研究该残卷的聚散也颇为重要。“此册为日下鸣鹤旧藏，不轻示人，以余投契，假我数日，乃书此以还之”。可知残卷第一段此时已经易手，流入明治时期著名书法家日下部鸣鹤手中。然究系山添快堂抑或森川清荫所藏，题跋中未有揭示，尚有待考证。[19]
金氏所言该跋对于研究写本残卷校勘价值和聚散情况颇为重要，一语中的。但该跋语是否为杨守敬所作，倒值得推敲斟酌。笔者找到三方面疑点，证明该跋应非杨守敬所作，供金程宇教授和学界方家参考批评。
其一，该跋语出现的时间疑点和孤证属性。将分散四处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合一，以全篇形式印制出版，共有过三次：第一次为1915年罗振玉刊印《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该本后附三篇跋语，分别为神田醇跋、杨跋一、罗振玉跋，未见杨跋二；第二次为1972年日本二玄社出版《唐钞本世说新书》，也未见杨跋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二玄社这个版本中附有日本学者中杉村邦彦解题。该解题全面梳理分析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各段的递藏始末和相关研究信息，全然未提此杨跋二。这是杨跋二可能为赝品的重要疑点；第三次为1981年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同朋舍出版《唐钞本》。杨跋二第一次出现在该书中《唐钞本世说新书残卷》后，但编者未能交代杨跋二的来源出处。不无巧合的是，该书出版时间为1981年，距离杨守敬在日本见到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并写下杨跋一的时间整整一百年。距离杨守敬去世的时间（1915年）也整整六十六年。这么长的时间内从未有人提及过杨跋二，却横空出世，突然出现在这部《唐钞本》中，不能不令人深感突兀，不敢轻信。
其二，杨跋二未能收入杨守敬本人传世的任何著作中。如果杨跋二确为杨守敬所作，应该收入他的两部著作中，一是著名的《日本访书志》（含《日本访书志补》、《日本访书志续补》）。但该书中只收有杨跋一，未见杨跋二；二是杨守敬本人的别集中。由谢承仁主编的《杨守敬集》从1982年开工，199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开工时间已在杨跋二所出之同朋舍《唐钞本》（1981年）之后。编者应该有机会见到杨跋二。但该书第八册中含有由刘昌润重新整理的《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补》《日本访书志续补》，均未收入杨跋二；该书第八册又含杨守敬为各书题跋的《邻苏老人题跋》。该题跋中也未见杨跋二。那么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杨守敬集》编者或者未见杨跋二、或者不认为杨跋二为杨守敬本人所作。
其三，杨跋二的书写并非出自杨守敬本人之手。杨守敬本人除了是历史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之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享有“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盛誉，完全是大家气派。反观《唐钞本》所收杨跋二的书法，稚拙粗劣，与杨守敬本人书风不啻天壤之别，断非杨守敬本人所为。倘若杨跋二确为杨守敬本人所作，为何一位“睥睨一世”的书法家跋语却要由一位拙劣书者代劳？答案不言自明。
虽然杨跋二对研究唐写本《世说新书》或有裨益，但以上疑点很难冰释，也影响到对该跋语的价值估量。故笔者认为：杨跋二并非杨守敬本人所作。
八、关于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藏主杲宝暨传播史意义
神田醇跋语中最早提到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所用纸背和最早藏主杲宝情况。根据神田醇的提示，金程宇教授文中援引了《本朝高僧传》中杲宝传内容，并依据传记内容所云“东寺杲宝得其（空海）骨髓”的线索，进一步补充了空海与《世说新语》相关材料。笔者以为，此事还有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可能和材料。主要包括：关于杲宝本人的传记材料，关于空海与《世说新语》关联的进一步考察，以及应当把唐写本《世说新书》在日本的流传置放于《世说新语》在日本传播大背景考察的摸索。
首先，金文援引的《本朝高僧传》卷十七《东寺观音院沙门杲宝传》大致勾勒介绍了杲宝的生平事迹，略谓杲宝为日本南北朝时期佛教真言宗学僧，观智院开祖，深得空海学问真传。除此之外，关于杲宝生平事迹材料，尚有国内学界未曾披露使用者，其为佐介法师依据各种文献和口述所著《杲宝僧都事实》：
杲宝本名弘基，后改杲宝。姓原氏，下野国人也。幼而慕密教入高野山出家，后（或曰年十八）来往于东寺，既而随传法会之学头赖宝法印学真言之教相，又随净宝上人受三宝院流之灌顶。建武元年任权律师（年廿九），员和二年二月八日于勤修寺之慈尊院灌顶。
同四年三月廿七日任勤学会之学头。
延文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补光明峰寺之学头。
同四年二月廿三日补教王常住院之学头，固辞不受矣。
延文三年二月廿八日叙法印位。
同四年转大僧都（盖正官也）。
康安二年七月七日入灭于东山八坂之吉祥园院（年五十七）。生平所撰述有《开心钞》《宝册钞》《玉印钞》等。其佗于高祖所制作之书无所不注解，且寺院之故事，法流之圣教，其所笔削未遑敕举焉。嗣弟有《贤宝》《义宝》《自赖》《至义》谓之东寺四宝也（他谓三宝，此谓四宝）。
南朝正平七年二月廿五日祈大和国生马山文殊师立菩萨以立十种大愿，其愿目十条现在于观智院（十条跋后用南朝正平之号）。
《古老传》云：实惠者，惠果之后身；杲宝者，实惠之再生也。今所在于院之五大虚空藏者，唐青龙寺金堂之本尊，而惠运僧都之所请来也。后小松院嘉庆年中有瑞应奉移于观智院（此乃观智院虚空藏缘起之文）。盖观智院始于杲宝。
《古老传》云：师修大黑之法有感应（今不记于兹）。
右以杲快僧正之口授旧记之概见写毕。
杲宝者，东寺观智院之住持，生国未详（或谓但州之人），从同寺宝严院之赖宝学密教，又从小野僧正荣海受诸尊之印契仪轨等。院有五大虚空藏之像，一日祈之求道时，降米于道场，杲誓之曰：“福佑非吾愿，所求唯是道德耳。”从声已矣。故人谓：“南山宥快得空海之皮，赖喻得空海之肉，杲宝得空海之骨。”所作有《真言本母集》《大日经》《演奥钞》并十卷，《疏钞》《东宝记》等数百卷。世称“三宝”：赖宝、杲宝、元宝。而元则杲之遗弟也。
自笔圣教一箱，在观智院，俗谓伞之圣教。佐介法印。[20]
这篇《杲宝僧都事实》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文库所藏的《续群书类丛》原本（现存252卷及目录2卷，均为室町至明治时期的写本）。其中有些记载与《本朝高僧传》中杲宝传所记可相互补充印证，有些则比《本朝高僧传》记载更加详尽充分，是了解杲宝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
其次，关于空海法师与《世说新语》关联的考察。《东寺观音院沙门杲宝传》和《杲宝僧都事实》都特别强调了杲宝得空海之骨的说法。这里提到杲宝与空海师承关系的说法也为考察杲宝拥有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背景，乃至《世说新语》在日本传播历史和线索都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向。金程宇教授文章已经就此做过一些挖掘探索，笔者以为还有进一步挖掘梳理的空间和必要。
杲宝藏有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以及与空海形成师承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东寺。东寺始建于公元796年，也就是日本迁都京都（平城京）后的两年。当时的平城京东西两边各建一寺，分为东、西两寺，现只剩下东寺。公元823年，当时的日本嵯峨天皇将东寺赠给空海（弘法大师），使这里成为真言密宗的根本道场。近代，东寺真言宗又从真言宗东寺派中分离出来，这里成为东寺真言宗的总本山。
传记材料所云杲宝得空海之骨，不仅是指杲宝从空海那里得到佛教真言密宗真传，还包括从中国文化中吸收的文学和历史精华。空海深谙中国历史文化，所撰《文镜秘府论》更是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大思精巨著。空海给予杲宝的“骨髓”影响，自然包括中国文化的精神，其中也就包括《世说新语》。此前关注《世说新语》在日本传播的学者都程度不同注意到空海著作中使用《世说新语》典故的情况[21]，但或未能展开陈述，或点到为止，未能全面挖掘相关信息。这里将空海著作中使用《世说新语》典故情况胪列如下，以飨同好：
1.戴渊变志，登将军位。[22]
出典：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颍，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23]
2.周处改心，得忠孝名。[24]
出典：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25]
3.嗜酒酩酊。[26]
出典：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27]
4.提觞捕蟹之行。[28]
出典：毕茂世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29]
5.若如是，则“汪汪万顷”同彼叔度“森森千仞”比，此庾嵩观者，深浅不测。[30]
出典1：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日：“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31]
出典2：庾子嵩目和峤：图片“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32]
出典3：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33]
6.世异子登。[34]
出典1：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35]
出典2：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36]
仅《龟毛先生论》一篇文章，空海就使用了包括刘孝标注在内的9个《世说新语》典故。可见他对《世说新语》一书是何等烂熟于心。另外，由于空海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尤其是对《世说新语》的谙熟，他还奉旨书写《世说新语》主题屏风文章：
《敕赐<世说>屏风书毕献表一首》：
《世说》书屏风两帖
右伏奉今月三日，大舍人山背丰继奉宣进止，令空海书《世说》屏风两帖。空海缁林朽技，法海烂尸，但解持钵锡以行乞，吟林薮而住观宁，有现鬼墨池之才，跳龙返鹊之艺。岂图燕石鱼目，谬当天简。天命难逭，敢污真缯，既无惊人之拔剑，还绕秽目之死蛇。悚之栗之，心魂惘然。谨付丰继，敢以奉谨，谨尽。[37]
其三，空海稔熟《世说新语》的史料事实对研究认识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最早面貌和传承关系，日本《世说新语》传播历史，乃至唐代《世说新语》版本原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日本历史文献中对于《世说新语》一书的最早记载是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即中国唐昭宗大顺二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空海作为遣唐使到中国留学的时间为延历二十三年（804），而他完成《三教指归》的时间为延历十六年[38]。当时空海只有二十四岁，也就是说，空海在来到中国之前，早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半个多世纪的时候已经谙熟中国文化，熟读《世说新语》[39]。据《三教指归》所涉《世说新语》文本内容，空海不仅谙熟《世说新语》本文，而且还使用了刘孝标注的材料（见前）。《隋书·经籍志》著录两种《世说》版本，分别为八卷本和十卷本。其中十卷本含刘孝标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小说家之部著录：“《世说》十，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40]可知为含刘孝标注之十卷本。空海《三教指归》所用《世说新语》典故，涉及《德行》《赏誉》《自新》《任诞》诸门类，并且含刘孝标注，则当为《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之十卷本。而出自东寺杲宝之手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恰恰也是含有刘孝标注的十卷本。把以上现象联系起来分析推测，有理由认为：杲宝所藏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有可能就是来自空海阅读并传授者。白化文先生认为，空海谙熟《世说新语》的情况为“《世说》在日本流传的第一条信息”[41]。那么，这部唐写本《世说新书》原件则有可能为最早在日本流传的《世说》版本。这个《世说新语》海外传播史的重要史实，尚未引起《世说》研究史、空海研究乃至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
九．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文献价值
由于唐写本《世说新书》为现存最早《世说新语》原始面貌，尽管并非完璧，但文献价值依然十分重要。前贤对此已有过不少研究积累，这里在梳理总结前贤研究基础上，略陈己见。
其一为关于写本残卷对澄清“世说”书名参考价值认识问题。因写本残卷末尾署有“世说新书第六”，后人多以此为据，证明其书唐代名为《世说新书》。但在“世说新书”与“世说”“世说新语”三个名字关系的理解上，学界众说纷纭[42]。其中也包括对写本残卷所涉书名文献价值理解。神田醇跋语谓：“此书旧题云“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尚云“新书”，《菅家文草》有《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诗。黄伯思《东观余论》辄云“新语”，则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后来沿称新语，无知其初名者矣。”[43]神田醇将写本残卷与段成式《酉阳杂俎》、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学者菅原道真《菅家文草》等相近时间文献共同作为该书唐代书名为“世说新书”的证据，这自然成立。但神田醇关于“新书”改为“新语”之名在“五季宋代”之说却因其未能准确理解黄伯思原文含义致使结论有误而受到质疑，他说：“《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近，出入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澡豆事以证陆畼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44]两相对比可以看到，黄伯思只是见到一种题为“新语”的版本，感觉与以往“新书”之名不同，记下备考而已，并非如神田醇断言“黄伯思《东观余论》辄云”新语”。罗振玉未加详考，也承袭神田醇之误，故而一并受到王利器批评，他说：“疑神田初未见黄氏书，仅就《提要》为说，而又以臆妄改，徒知掠美，遂昧探原，致有此失耳。不然，则黄氏原书具在，其文文初非有阙误者，何至郢书而燕说之如此也。罗氏乃从而为之辞曰：“其说至精确。”可谓阿其所好者矣。余考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十卷，《新唐志》列入杂家，而不列入小说家刘义庆《世说》之后，盖已不知《世说》有“新书”之名，故相抵牾如此耳。然则《世说新书》与《世说新语》之名，自唐五代，盖已两施；故《史通·杂说》中称曰《世说新语》，《日本国见在书目》小说家类亦称曰《世说新语》也。”[45]神田醇为了强调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书名文献价值，曲解黄伯思《东观余论》原意。王利器依据《史通·杂说》和《日本国见在书目》，纠正神田醇关于《世说新书》改为《世说新语》书名“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之说。应该说，这样更有利于准确、客观把握认识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书名文献价值。
其二为写本残卷对于了解其书原貌的文献价值。不但能印证早期原始文献著录《世说》其书原始面貌的准确，而且还能把唐宋以下各类书名著录《世说》一书的舛误迷雾荡然廓清。《隋书·经籍志》著录：“《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46]本来这里交代的信息很清楚：《世说》原本为八卷，刘孝标加注后增补为十卷。但由于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抄写传本传播不畅，后代目录学家很少依据原书著录，而是依据前代目录著录，致使出现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的著录情况。如《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世说》八卷，刘义庆撰；《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注。”[47]《新唐书·艺文志》也依样画瓢：“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世说》十卷。”[48]宋代以下目录书普遍抄录旧目，未详原委。尤其是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将《世说》一删削为三卷之后，目录书对于《世说新语》著录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抄录旧目，一是据实物原书著录。以至鱼龙混杂，扰人耳目。学者或有讥之者。
予按《世说》临川王本，原分八卷,孝标作注,以其繁重,厘为十卷；《隋志》之言,简明可据；两《唐志》不得其解,因谓十卷者孝标续作,诬矣。自董弅并十卷为三卷,杀青者率依董式,而《世说》遂有三卷本,如《直斋书录》《宋史艺文志》《明文渊阁书目》，叶氏《菉竹堂书目》，以后所纪是矣。其仍有称十卷者,如晁氏《读书志》，马氏《文献通考》，焦氏《国史经籍志》，陈氏《世善堂书目》，以后所纪，或系因袭旧说，未曾检校,或不采董刻，据旧藏十卷本入录，未可知也。王氏于晁、马诸书，概诋为钞前人之说，博储藏之名,诚未见其可。然自明以来,诸收藏家所著录，从未见有十卷本者;而孝标分卷之原型,于是不可复考。今唐写本,于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千年队璧，顿复旧观。庐山之面目可识，中郎无虎贲之叹，岂非艺苑中所同声称快者乎！此唐写本足以上探《世说》卷帙之源泉矣。[49]
在刘盼遂详论基础上，王利器又进一步分析写本残卷与《世说》原书八卷本、十卷本的关系，以及对揭示《世说》原书原貌的重要价值，他说：“然唐代传本，正文则存临川之真（八卷本），注文则仍平原之旧（十卷本），虽名称或舛，而卷帙未乖；……今此卷子，于“豪爽”篇之末，以“世说新书卷第六”总摄之，其在日本影印三卷本之宋本为“世说新语中”，吴春生过录沈宝研（砚）校传是楼藏宋本为“世说新语中之下”，明袁氏嘉趣堂刻本同，取相乘除，适得三分居二，其后自“容止”篇起至“仇隙”篇止，尚有三十二篇，成非两卷所能容，然则此卷子盖亦十卷者，此可断言。今十卷本之完整者，不可得见矣；即此残存，亦可窥见一斑云。”[50]刘盼遂与王利器两位前贤殊途同归，尽管角度方法不尽相同，但结论完全一致：写本《世说新书》是现存能够借以了解窥见《世说》刘孝标注十卷本原始面貌的唯一凭据。这对于《世说新语》的版本演变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价值。
其三为写本残卷对于《世说新语》的版本校勘价值。由于《世说》其书历代版本嬗变频繁，内容变化巨大，故而给《世说新语》版本校勘带来巨大难度。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作为存世最早的《世说》版本，其版本校勘价值无可比拟。从该残卷发现起，其校勘价值就一直受到关注，并逐步走向深入。
最早发现收藏刊印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其版本校勘价值，但基本只是笼统概述，未能具体展开[51]。稍涉具体校勘问题者如神田醇跋谓：“与今本异同甚多，可补正敚误者不胜枚举。”杨守敬跋则以所见神田醇一节残卷中刘孝标注文所引《管辂别传》文字与传本文字差异之大（多七十余字）说明倘能得全本校录，则“宋本不足贵也”。前辈学者中对写本残卷版本校勘价值考虑比较深入细致者为刘盼遂和王利器两位先生。二人所论偶有交叉，但各有重要发现，但也未必全然得当，故缕而述论。
刘盼遂先生的重要发现是用写本残卷内容来否定此前所有《世说新语》探佚工作的可靠性。此说极有创意，但也可斟酌：
孝标《世说》注，虽更晏元献、王元美，迭施刊剟，而临川原本，从未寻斧柯，尚称全璧。自《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等类书，引《世说注》，及《幽明录》，滥称《世说》，而后人疑《世说》有残佚矣。长沙叶焕彬先生曾辑《世说》佚文八十余则，余亦随平昔翻阅，于叶辑外，复得若干则，皆今本所无。予尝依类编入《世说》各篇。如……。今唐写本，存凡“规箴”至“豪爽”四篇，乃不见以上所举佚文。纵使辨章佚文，非能吻合原篇。然此百许条中，不应尽属他篇，此四篇独无一条，亦事理中所不必然者矣。由此可证群书中所引《世说》佚文，必非临川原本，实出于注语，或临川别书矣。然不得唐本，迄难能证成此说，此写本可以破从来佚文之谬说矣。[52]
因《世说》一书版本几经删削，前后面目迥异，加上刘孝标注文字穿插其间，给《世说》原书文字辨认带来很多障碍困扰。除刘盼遂所列唐宋类书外，唐宋后其他文献也多有征引《世说》文字者，如《文选》六臣注，郦道元《水经注》等。这些引文或能见于今本，或不能见。刘盼遂先生此举重要价值在于，不能完全轻信这类书中所引《世说》文字即为其书佚文，尤其是写本残卷中覆盖的《世说》原文。但笔者认为，把诸书所引《世说》佚文凡不见于今本者完全定为非《世说》佚文，也未免有失绝对。这是因为，《世说》其书版本形态变化复杂，如此简单一刀切未必完全符合实情。《世说新语》现存版本的三十六个门类为删改后的面貌，原本曾有过四十五门、三十八门和三十九门几种情况。而四十五门本就是原来的十卷本，董弅跋语说：“古《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53]三十八门和三十九门本都见于汪藻的《叙录》，他说：“三十八篇：邵本于诸本外，别出一卷，以‘直谏’为三十七，‘奸佞’为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录。三十九篇：颜氏、张氏又以‘邪谄’为三十八，别出‘奸佞’一门为三十九。按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余二门亡其事。张本又升‘邪谄’在‘奸佞’上，文皆舛误不可读，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载亦有与正史小异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十六篇为正。”[54]
既然宋代世传十卷本中有过多种分门版本，其中最多的竟然有四十五门，比定本三十六门多出九门，那么刘盼遂先生所举例证就不能完全排除出自三十六门类之外其他被删削门类内容的可能。所以笔者仍然还是认为不能把已经发现《世说》佚文全部废弃，而是应该先留存，再考证，或存疑的谨慎态度来把握操作。如此庶几才能避免遗珠之恨。
王利器先生的重要发现是他注意到写本残卷文字与现存最早《世说》残留文字敬胤注的关系，认为写本临川原文文字与敬胤注文字吻合度高，或即出于敬胤所据本：
《世说》传本，今以敬胤所见宋齐旧本为最古，敬胤者，不知何许人，日本景印宋本附有敬氏《考异》[55]，汪藻云：“其所载以宋齐人为今人，则敬胤者，孝标以前人也。”今案“尤悔”篇“刘琨善能招延而拙于抚御”条注引敬胤案云云，即其人，“胤”误为“彻（徹）”，此盖晏元献辈刊落未尽者，其《考异》所据旧本往往与此卷子合，有如：
“规箴”篇“元帝过江犹好酒”条：“命酌酒一酣”，卷子本“酣”作“唾”，敬胤《考异》云：“旧云：酌酒一唾[56]，因覆抔写地，遂断也。”今案《考异》引旧本作“（左日右垂）”是，卷子本作“唾”形近而误。（下文王氏考证”“唾”“当作“喢”相关文字从略）……
又“陆玩拜司空”条，……
“捷悟”篇“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条，……
“豪爽”篇“王大将军少时旧有田舍名”条，……
又“王大将军眉目高朗疎率”条：卷子本“眉”作“自”，《考异》引正文亦作“自”，今案据注引《晋阳秋》曰：“敦少称高率通朗，有鉴裁。”语，作“自”为是。
又“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条，……
疑此卷子，即出宋齐旧本，其“酌酒一喢（”及“自目高朗疎率”诸条，皆绝胜今本，此其佳胜者之一。[57]
前人对于《世说》敬胤注的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敬胤本人生平，敬胤注的体例，与孝标注的关系等。而王利器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就已经注意并挖掘梳理出唐写本《世说》残卷与敬胤注的关联，惜为后来学界所忽略。
刘盼遂最早注意到写本残卷中孝标注文字与今本的诸多差异，举出五例残卷孝标注文字多于今本处，认为残卷对于补充今本孝标注文字具有重要价值。王利器所列写本残卷孝标注多于今本处五条，全见于刘盼遂文。但二人对于写本残卷孝标注文字的其他文献校勘价值，则各有所见，本文前引刘盼遂云：“是《世说》刘氏注后，多有后人所考订引据，以妄行沽益者。如’文学’篇注之’一本注’，’假谲’篇注之’谷口云’，’尤悔’篇注之’敬彻按’，’惑溺’篇注之’臣按’，’贤媛’篇注之’臣谓’诸则，皆舛于孝标注例，显系涂附。然非得唐本，作两造之质，将亦无征不信，是又唐写本可以徵注文之增渻矣”。[58]今本《世说》注文中，的确存在孝标注之外的几处旧注痕迹。但对于这些旧注应该如何评价和处理，笔者以为在未有实证的情况下，简单得出“皆舛于孝标注，显系涂附”的结论，尚为时过早。刘氏所列五例，均在写本残卷内容之外，也无法用写本残卷文字来校证其得失。当然，在可能情况下用写本残卷文字来发现上述线索可能踪迹，到不失为充分利用写本残卷校勘作用之举。上文王利器考证写本内容与敬胤注之关联，即为一例。
相比之下，王利器先生使用写本残卷文字来参证校勘他书的做法，为写本残卷文字校勘价值的发现则另辟蹊径，本文前引王利器先生：“又‘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条注：‘案桓谭《新论》：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问其远近，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近者，曰：初出大如车盖，日中裁如盘盖，此远小而近大也。言远者曰：日初出怆怆凉凉，及中如探汤，此近热远怆乎。明帝此对，尔二儿之辨耶也。’此注凡八十六字，今本全佚。”[59]接下来，王氏以此注所引桓谭《新论》文字中“怆怆”二字，为孙冯翼辑《桓子新论》和严可均辑《全后汉文》涉此二字校勘分歧做出裁定，他说：“今卷子本注引此文正作’怆’，可以涣然冰释矣。’’如上来所述，此其一隅耳，其他小小出入，尚多不可计极，就中如’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注，尤足以存《新论》之真，此其佳胜者二也。”[60]雕版印刷普及之前，文献珍稀，能将有限文献多方利用，是明智之举。写本残卷作为难得唐代文献，用来校证汉代文献，已经超出《世说》版本校勘价值范围，堪称目光宏阔。
除以上所述外，关于写本残卷对今本文字的校勘价值，后来学界不乏其人，兹不赘述。
附记：本文所用日本方面文献，多由门生章剑（现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从日本搜集提供，谨致谢忱！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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