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罗马世界的边缘
公元70年至132年间，灾难降临罗马，但是罗马终于有了几位神志正常的皇帝。
公元70年9月，耶路撒冷的城墙终于被攻破，整座城市化为一片火海，第二圣殿也在熊熊大火中被烧毁。犹太起义军并未被完全打败，但韦斯巴芗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可以离开前线了。他于当月动身返回罗马，此时距离他被册封为第一公民已经过去了九个月。
韦斯巴芗作为士兵身经百战，他很清楚士兵心里都是怎么想的，也知道军队的力量不可小觑。回到罗马后，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调整军队的指挥官，并重新拆分军队，打破了兵将之间原有的效忠关系。
在他统治的10年间，罗马城平静、有序、管理得当——这正是元老院希望看到的，一切都回归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样子。帝国外围还有一些战事：在罗马最后占领的不列颠行省还有一些战斗，耶路撒冷战争也出现了可怕的后果。公元73年，犹太起义军的残兵被困于马萨达（Masada）要塞，他们誓死不向罗马人投降，最后这些人先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犹太人失去了他们最后一个据点，一同失去的还有犹太和以色列古国的其他残余部分。
但罗马城基本上处在和平之中。韦斯巴芗避免进行叛国审判，并且减少了赋税，这两项举措为他赢得了民心，也使罗马变得更加平静。
公元79年，韦斯巴芗去世，终年70岁，他很可能死于流感。[1]元老院确立他的儿子提图斯为继承人，不过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不无担心。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提图斯就是一位残酷无情、恶名远扬的指挥官，他对待耶路撒冷的方式更是特别暴烈。不过在获得第一公民的头衔后，他便效仿他的父亲，得体有序地治理着国家。
然而，罗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三场灾难就接踵而至。
第一场灾难——维苏威火山爆发——发生在他即位两个月后。维苏威火山位于意大利西南海岸附近，离那不勒斯湾不远，在罗马人的印象里，维苏威火山一直发出低沉的隆隆声。住在火山脚下的庞贝城中的居民更是习惯了接二连三的小地震，虽然近期震感越来越强，但并没人在意；没有人知道地震可能是火山爆发的先兆。
公元79年8月23日，亦即火山爆发的前一天，罗马作家小普林尼恰在庞贝城中。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之前很多天大地都在震动，这在坎帕尼亚很常见，所以大家都未因此感到恐慌。但是那天晚上，大地震动得越来越厉害，人们觉得那不是地表的晃动，而是地壳上下颠簸……现在白昼来临，但黎明似乎非常慵懒，来得犹豫不决。我们周围所有的建筑物都在震颤。我们站在露天的地方，但那只是一块小小的区域，我们都很害怕，担心房屋会倒塌。最后我们决定离开镇子，身后有一群茫然无措的人跟着我们，他们觉得我们的计划有道理（这是恐慌中智慧的灵光一现）。他们人数很多，拖慢了我们行进的步伐，随后很多人赶了上来。直到所有的建筑物都被甩在身后，我们才停了下来。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这让我们更是忧心忡忡。虽然地面明明是平的，但我们叫来的马车却朝相反的方向移动，我们用石头挡住车轮都无法使它停止不动。此外，海水看起来像是被什么吸走了，海面退回去，就像是大地的震动在将海水往外推。我们清楚地看到海岸线在向后退，很多海中生物就被遗弃在沙滩上。我们身后乌云压境，令人胆战心惊，闪电猛地将乌云撕开，露出后面巨大的火焰。这一片火焰如闪电一般亮，但是规模要更大……不久，乌云就压到了地平面，覆盖了整个海面……此刻一片灰尘扑面而来，起初只是薄薄一层。我回头看去，只见密集的乌云笼罩在我们身后，像洪水席卷大地般跟着我们。趁着还可以看清楚，我们赶紧靠边安顿下来，否则我们就会被困在大街上，被人群推倒，遭其踩踏。还未等我们坐下，四周就陷入一片漆黑，这漆黑不似没有月亮或者阴云密布的夜晚，而像是密闭无光的黑屋。你能听到妇女的哀叹、儿童的哭号和男子的叫喊。有人在呼唤自己的父母，还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孩子或配偶；他们只能通过声音辨认亲人……天变亮了一些，但这似乎并不是白昼回来的迹象，倒更像是预示大火正在逼近。不过大火在距我们还...
地图3-1 罗马帝国
那些没能逃脱的人被埋在7米多厚的火山灰下，有的被热气和毒气呛死。一晚上就死了2000多人。
提图斯立即从罗马派人来救灾，而且待那里安全以后，亲自视察了现场。他第二次去庞贝城视察，看看还能提供什么救援时，罗马城内发生了火灾，烧毁了很大一片地方。火灾过后又暴发了传染病，罗马城中很多灾民因为拥挤在一起而染病丧命，死者无数。
公元81年，还在为灾后事宜尽力工作的提图斯突然发烧，随后就去世了，时年42岁。他任罗马第一公民不到三年，结果这三年里发生了如此多的可怕事件。也许他发的这场烧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
提图斯死后，禁卫军推举他的兄弟多米提安（Domitian）为最高统治者，第二天他又被元老院确立为第一公民。多米提安从来都不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不知他是不是因此而不自信，他开始对罗马采取蛮不讲理的措施，对元老院根本就不尊重。
这倒不完全是件坏事。苏维托尼乌斯说他的严厉只是体现在法律和发号施令上。苏维托尼乌斯写道：“他执政公正，恭敬严谨。陪审团成员若是受贿，将同其他相关人员一起被降职……他严格管理城市官员和各行省总督，他们从来都没有如此诚实公正。”他还严格监督公众道德。苏维托尼乌斯评论说：“他将一名前财务官从元老院驱逐出去，因为此人喜欢演戏和跳舞。”他还规定妓女继承遗产是非法行为。他发现一名女祭司有很多风流韵事，就命令按传统惩罚她：她被处以活埋之刑，她的情人也被当众杖毙。[3]
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只是过于严厉。多米提安并不想要展现仁慈，他对待自己的权力非常严肃。他在继位后不久就接受了“主和神”（dominus et deus）的称号。他还下令所有公文开头都要冠以“主和神的旨意”。苏维托尼乌斯说：“于是就有了这一习俗。自此之后，无论是在书信还是交谈中都要这样称呼他，再不用别的尊称了。”[4]
与卡里古拉不同的是，多米提安神志清醒，没有用神权来破坏法律。他的谨慎和公正使罗马没有出现早期第一公民滥用权力而导致的社会不满。元老院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反对意见，禁卫军也没有立即想要暗杀他。
但是我们回过头看“主和神”这个头衔时，就会发现，到了这时候，共和制政府一直戴着的那个面具终于被摘了下来。此前，哪怕最差劲的第一公民也是元老院确立的，不论其有多么不情愿。但是没有人会说，称呼统治者为“主和神”需要自己的人民的批准。多米提安并不是第一个将多种王权融为一体的罗马统治者，却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第一公民终于变成了皇帝（emperor）。[5]
多米提安要求最大的权力，实行他制定的严格的法律，这与中国皇帝要求官员相互告密，或是斯巴达要求每个人都监督自己兄弟的规定一样，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罗马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塔西佗挚爱的父亲阿格里科拉（Agricola）是在多米提安统治之前去世的，他对父亲的去世表示非常欣慰：
多米提安已经不再给人喘息的时间和空间……在他的统治下，很多人都生活在监视和被监视中，叹口气都可能引来别人去告发你……阿格里科拉，你光辉的一生是快乐的，而你在适当的时间去世是再幸福不过的一件事了。[6]
对不法行为的无情惩罚导致不满，不满导致抱怨，抱怨导致阴谋，阴谋导致嫌疑，嫌疑导致判罪，判罪导致无情的惩罚，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下去。
多米提安和提图斯及韦斯巴芗一样，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何处。为了保证军队效忠于他，他提高了军饷。但他的家里人就不那么感激他了。公元96年，他的侍从、侄女（她丈夫因为信奉无神论而被处死）和一些禁卫军的头头合谋将他刺死在寝宫。[7]元老院立即宣布任命他们中的一员，即61岁的执政官涅尔瓦（Nerva）为皇帝。
这取悦了罗马人民，却没有取悦军队。公元97年，禁卫军（并没有全部参与刺杀多米提安的阴谋，部分禁卫军和军队对他还是很忠诚）将涅尔瓦关在他自己的宫殿里，将那个允许暗杀多米提安的人进入寝宫的内侍拉了出来，割掉了他的生殖器，把它塞进他嘴里，然后割断了他的喉咙。[8]涅尔瓦马上宣布他的继承人是图拉真（Trajan）将军，图拉真这会儿正驻守在莱茵河附近，很受军队的拥护。他可能是被告知只有这么做才能避免被暗杀，但是没有任何谈判记录留存下来。短短几个月后，涅尔瓦死于高烧。这种死法比其他可能的难看的结局要好得多，算是一种不错的解脱。
图拉真听说他现在已是皇帝之后，没有急于回到罗马，而是首先花时间检验自己的军队是否完全听从指挥。他一路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境地带行军，以确保自己绝对安全，然后才往南开拔。涅尔瓦去世18个月之后，他才到达罗马。
在这期间罗马城一直平静无事，这倒检验出图拉真适合这个岗位。首先，军队尊重他的本领。其次，罗马人民从多米提安的统治中解脱了出来，还避免了涅尔瓦去世后原本可能发生的内战，因此大家都准备好欢迎他。
罗马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对图拉真称赞不已。他修缮了公路和港口，修建了图书馆，挖掘了运河，修理了污水系统，还发誓“绝不引起流血”，这使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9]他的几番征战则使他赢得了军队的爱戴。106年，他将西奈半岛和多瑙河以北地区纳入罗马帝国的疆域。他每次都亲自率军出征，凯旋时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为了纪念他的胜利，他北征多瑙河的故事像连环画那样被刻在了一根柱子上，这根柱子被称为图拉真纪功柱，至今仍矗立在罗马。
图拉真之所以能享有贤君的美誉，是因为他遵循最起码的公正原则，不偏不倚，将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愿意为罗马的荣耀亲自出征。除此之外，贤君的美誉还与他谨慎处理与元老院的关系有关，他尊重元老院的那些无意义的繁文缛节。4世纪时的《古罗马帝王列传》（Augustan History）记载道：“他很敬重议员。”[10]他在贯彻元老院的规则时也很谨慎。
他和元老院之间这种融洽的关系，几十年来都不曾见到。罗马共和国这个名字本身实际上是禁止皇帝控制国家的，但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有人开始试图解释其合理性。几百年来，罗马一直在教授禁欲主义哲学，禁欲是罗马美德的基础之一。禁欲主义者不受欲望的支配，他能超然于快乐和痛苦，这样就能客观地判断如何做是好的。
此时，一位名叫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哲学家开始将禁欲主义哲学运用到解决皇帝名分的问题上。他写道，“罗马”这个词在当下的含义就是“顺从皇帝之情形”，但这不是说它与真正的自由不可并存。哪怕是那些法律和宪法上的“自由人”，也要与威胁和奴役他们的外力抗争：
难道你不曾被你爱的女人强迫着去做你不想做的事吗？你从来没有讨好过你最宠爱的男奴吗？你从未亲吻过他的脚吗？但是，如果有人强迫你去亲吻恺撒的脚，你就会愤怒地说那是暴君的丧心病狂……难道你从来没有在你不想出去的晚上出去，花了很多你本不想花的钱，说了感伤抱怨的话……那你凭什么还说你自己是自由的？[11]
爱比克泰德的出身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奴隶，他很清楚什么叫顺从的生活。他的禁欲主义使自由成为灵魂的自由而非肉体的自由。他写道：“一个人，如果能按照他希望的方式生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避免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那他就是自由的。”皇帝反正已经在那儿了，既然如此，罗马人最好还是对自由重新进行定义。
在图拉真统治的最后几年，帝国出现了一种现象，而且国家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是好：基督徒的数量越来越多。执政官普林尼此时正担任着小亚细亚行省的总督，他对这些基督徒非常担心，遂写信给图拉真询问如何处理他们。基督徒一直声称，他们属于一个没有尘世统治者的国家；这种态度令人不舒服地联想到犹太人，犹太人一开始就拒绝崇拜皇帝，后来就出现了战乱。
实际上，基督徒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王国，王国的统治者是上帝而不是图拉真。不过他们与犹太人有很大不同。自亚伯拉罕以来，犹太人对上帝的崇拜一直维系在一片土地上：上帝将以色列这片土地许诺给他们，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信仰必然伴随着政治层面的诉求。基于神学，犹太人拒绝崇拜罗马皇帝（上帝说，除他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神），但是这同时也等于声称罗马人没有权力统治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它属于上帝。
而基督徒从来都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他们谈论的国家只存在于精神层面，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中，与他们现在身处的俗世国家平行存在。希伯来语的《新约全书》说，那是一座没有地基的城市，建造者是上帝。“基督徒”这个名字本身就表明，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那个在犹太地被钉上十字架的人——的追随者，而不是某个特定地方的居民。
罗马的皇帝及各行省总督从来都没弄明白这一点。普林尼的信中充满了谨慎和疑惑：如果基督徒不主动出击，他要对其穷追猛打吗？他是否应该允许他们在公众场合进行奇怪的宗教仪式？他应该如何应对？
图拉真建议采取不问不说的政策。普林尼认为，要压制基督教的公开活动，但也不必四处搜捕并处死基督徒。如果他们不惹麻烦，那就让他们和平生活。
图拉真对此事并不是太上心，部分原因是他把心思更多地放在了对外作战上。在他的领导下，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顶峰。他把疆土向南北两个方向都进行了扩张。他的最后一战是与帕提亚的战争，此时帕提亚的统治者是沃洛加西斯三世（Vologases Ⅲ）。113年，他亲自率领罗马军队东进，途经亚美尼亚（亚美尼亚败给了罗马，成了罗马管辖的一个行省），跨过幼发拉底河，长驱直入帕提亚。帕提亚人被迫撤退。图拉真继续进军美索不达米亚，攻占了巴比伦，最终夺取了帕提亚的首都泰西封。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是出了名的难以对付，那里更适合游击战而不适合大部队。116年，图拉真仍然在美索不达米亚打击帕提亚的抵抗力量，但总是不能将其彻底歼灭。在此之前，罗马的附属国发生了一场内乱。115年，散布在从埃及往北的帝国各处的犹太人趁罗马专心对付帕提亚之际发动起义。马萨达之战一直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犹太人希望要回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局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图拉真下令允许住在起义地区的非犹太人屠杀他们的犹太邻居。这场大屠杀暂时把这个问题压了下去。
不过，他还是决定暂停在帕提亚的军事行动，伺机再动，之后便率领军队打道回府。但是他只走到了小亚细亚。他在奇里乞亚得了中风，很快就病重不起，于117年8月9日去世，享年64岁。
由于图拉真没有做出明示，大家都不清楚应由谁来接任。他的法定被监护人哈德良（Hadrian）此刻任叙利亚行省总督，哈德良宣称图拉真打算立他为皇帝，但是图拉真的一些朋友则宣称图拉真打算立别人，也有人说图拉真故意没做选择，这样可以让最佳人选自动胜出。由于没有比哈德良更好的人选，而且在质疑声传播开来之前，他已经朝罗马进发，元老院便立他为皇帝。到了罗马之后，哈德良按照惯例大大地封赏了禁卫军：“士兵非常爱戴他，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军队，”《古罗马帝王列传》中总结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士兵慷慨大方。”
地图3-2 哈德良长城
在他统治的21年里，哈德良是一个谨慎、保守的人。他是一位中庸的皇帝，既不太受人爱戴，也不让人畏惧。他任上爆发的最大的战争不是侵略，而是因为错误的判断：他试图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再建一座新首都，甚至计划在第二圣殿的旧址上建一座朱庇特神庙。
这又引发了一场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对此狄奥·卡西乌斯是这样说的：“这是一场激烈而又持久的战争。”[12]犹太起义军的领袖是西蒙·巴·科赫巴（Simon Bar Kochba），据优西比乌记载，他有着“强盗和杀手的性格”，他向犹太人承诺，他会“为他们的不幸带来天堂之光”。[13]
哈德良派他最有经验的将军前去镇压起义。罗马军队对全国各地的犹太人游击战前哨阵地发起了多次小规模袭击：“抓获部分小团体……将他们包围，断绝他们的食物供应。”这个策略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导致了彻底的大劫难。优西比乌写道：“50个最重要的前哨阵地、985个最著名的村庄全被夷为平地，58万人在战斗中被杀，此外死于饥荒、疾病和火灾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整个犹太地区变得荒无人烟。”[14]此后犹太行省被撤销，成为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
这是哈德良取得的最重大的一次胜利，但这只是一次防御行动。他没有再夺回图拉真曾经入侵的帕提亚领土。他只想守住罗马现有的疆域。这种态度明确体现在他在不列颠的行动上，他决定修建一堵横贯苏格兰的城墙。
这道所谓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于122年开始修建。10年后，城墙接近竣工。城墙高达6米，由于城墙沿着山顶修建，地面在两侧顺着山势倾斜下去，更能凸显城墙的高度。这堵墙长达120千米，从北海一直延伸到爱尔兰海，横贯整个不列颠岛。
这座城墙成功地抵挡了来自北部的凯尔特人（他们是爱惹麻烦又好战的皮克特人）对罗马的不列颠行省的袭击，因为此时罗马人已经在不列颠岛上扎下了根。但是这道城墙并不只是一个防御工事。它不是顺着某条河流或是其他天然边界延伸，它是人为划定的分界线，它宣告墙这边是罗马，墙那边则不是罗马，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地带或缓冲区。
图3-1 哈德良长城
图片来源：苏珊·怀斯·鲍尔
就像占领亚美尼亚一样，修建这道城墙表明罗马人越来越不能容忍任何模糊的身份。皇帝的属民要么是罗马的公民，要么就是罗马的敌人。附属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它们要么彻底变成帝国的行省，要么就被摧毁。
[1]Hooper, p. 403.
[2]Pliny, Letter 6.20 in The Letters of the Younger Pliny (1963).
[3]De Vita Caesarum: Domitianus, in Suetonius, edited by J. C. Rolfe (1914), vol. 2, 339–385.
[4]Domitian 13, in Suetonius, Lives of the Caesars, sec. 13, p. 289.
[5]拉丁语中并没有与“皇帝”对等的词语，英语中“emperor”的词源是“imperator”。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撰写的历史中使用的是“第一公民”（princeps）这个词，即使这个词指的是奥古斯都或罗马帝国更早期的某位统治者，现在也常被译为“皇帝”。例如，塔西佗的《历史》第一章第七节中记载说奥古斯都死后罗马人更加小心，“ne laeti excessu principis neu tristiores primordio，lacrimas gaudium，questus adulationem miscebant”。这句话由丘奇（Church）和布罗德里布（Brodribb）译为英文“neither to betray joy at the decease of one emperor nor sorrow at the rise of another”（中文译文为：既不因一位皇帝的死亡而高兴，也不因下一位皇帝的崛起而悲伤）。这里英文译者就使用了“emperor”一词。这种做法把罗马统治者渐渐从“第一公民”变成“主和上帝”的转变过程给掩盖了，同时掩盖的还有共和的理想被慢慢埋葬的过程。对于多米提安之前的罗马领袖，我选择使用“第一公民”这个词，对其后的采用“皇帝”这个词，因为在我看来，多米提安的统治是一种思想变化成为另一种思想的转折点。
[6]Tacitus, “Life of Cnaeus Julius Agricola,” in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translated by Alfred John Church and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1964), pp. 707–708.
[7]Chris Scarre, Chronicle of the Roman Emperors (1995), p. 83.
[8]Ibid., p. 88.
[9]Trajan, in Anthony Birley, Lives of the Later Caesars (1976), p. 44.
[10]《古罗马帝王列传》是公元117年后罗马多位皇帝的传记集。这些传记署名是6位不同的作者，但实际上很有可能另有其他作者，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到底援引了什么资料。这些史料不是太可靠，但是，这本书提供了其中的几位皇帝仅有的详细信息。
[11]Epictetus, “Discourses 4,” in Discourses, Books 3 and 4, translated by P. E. Matheson(2004), i. 128–131.
[12]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1916), p. lxix.
[13]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A. C. McGiffert, 1890.
[1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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