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现代化问题，经济史上大致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认识范式：一是以刘易斯−舒尔茨为代表的要素结构变迁论；二是以赵冈−黄宗智为代表的人地关系中心论；三是经由布罗代尔、诺思等发展而来的制度结构互动论。
（一）要素结构变迁论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范式，要素结构变迁关注的重点是现代化进程中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按照这一理论，经济发展就是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因此只要工业化过程中提供一个略高于维生水平的工资，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当劳动力达到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拐点时，城乡整合的单一劳动力市场便告形成。舒尔茨也是从要素结构角度来分析发展问题的。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传统要素结构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受到压抑，对传统要素投资的边际收益很低，农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增加投资，即便对传统要素追加投资也难以带来高增长。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引入现代农业要素，这既包括现代的物质资本也包括现代的人力资本。舒尔茨与刘易斯的观点主要有两点不同：
第一，刘易斯认为传统乡村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舒尔茨则认为传统乡村经济处于要素均衡状态。在舒尔茨看来，传统农业中劳动力既不存在隐蔽失业，也不存在就业不足，即便最小的孩子也没有出现“零边际产量”。很多人强调这一分歧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两人关于“零值劳动”的分歧只是由不同的假设引发的，并无本质意义。刘易斯要探索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解释框架，至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绝对过剩还是相对过剩，以及现代要素如何导入传统农业等问题，在他那里都是给定条件和外生变量。如果存在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互动，农业劳动生产率会大幅提升，自然会有劳动力解放出来（变为零值），这是寓于刘易斯基本假设当中的。而舒尔茨要研究的正是这个互动如何发生−即现代要素如何导入传统农业，所以必须假设一个相对静态的工农关系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第二，刘易斯目光集中在工业部门，只考虑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在劳动力一般均衡中寻找答案；而舒尔茨的目光聚焦在农业部门，希望探索的是工业化成果如何导入传统农业的问题。这一点上舒尔茨更有远见。因为现代化虽然从宏观上表现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在微观上，不通过农业现代化以解放劳动力、提高余粮率，工业化、城市化也难以进入高水平均衡。舒尔茨的研究中实际隐含了传统乡村如何进入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与今天中国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共同性含义。
刘易斯和舒尔茨之间尽管存在认识分歧和工作重心的差异，但他们都是从要素结构的角度来考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只告诉了人们经济转型的抽象结论，但对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操作过程缺少细节的刻画，对于达成这一转型的政治经济条件更是缺乏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人的工作都只能为后发国家提供一幅理想图景，而不能提供直接参照。
（二）人地关系中心论
人地关系中心论将人地关系作为分析传统社会形态的一个中心线索，认为人口压力是现代化起源与扩展的关键约束。在经济史界，论及人地关系问题的学者很多，但并非都能真正触及其中的经济学含义；在众多研究中，赵冈和黄宗智的论述较为深刻。
黄宗智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是从批判舒尔茨“零值劳动”假说入手的。他指出，舒尔茨首先把劳动力过剩定义为绝对过剩，即“零值劳动”，然后据此争论传统农业中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但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的是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过剩，而不是绝对的过剩，是劳动力的相对低报酬，而不是绝对的零报酬。借助这一阶梯，黄宗智提出了自己的“内卷化”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前工业社会甚至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业一直处于过密化状态，即农民的边际投入数倍于边际产出，导致了“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而言）”。他据此认为，生产的过密化导致中国没能像英国那样产生农业革命，是中国未能自发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根源；而受制于人地关系的历史局限，中国乡村只能走以小农户和小规模农场为主的现代化之路。
赵冈对黄宗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在新古典意义上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单独提出一个过密化理论实际是舍近求远，其本质上是一个边际产量递减问题，完全可以在新古典框架内得到解决；二是区分发展与增长意义不大，真正重要的是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亦即农业生产形态对工业化的影响问题。此外，赵冈从生产函数曲线出发批评了黄宗智“过密化拐点”理论存在的谬误。当然，这只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技术问题，认识上的瑕疵不影响人地关系紧张这一基本史实的判断。
赵冈在制度含义上对黄宗智的批评则更具根本性，其中包含两个重大问题：（1）所谓“过密化”本质上讲的是人口过剩时劳动力不再是可变要素而成为固定要素，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成为固定要素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很多情况下，劳动力存量固定下来，是制度要求的。（2）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象是市场经济，而对于前市场经济社会，是缺乏直接的解释力的。也就是说，黄宗智在批评舒尔茨的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与其通了家。他将边际方法直接套用到传统乡村以及传统−现代的转型过程，是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
上述理论对话，实际上已经将人地关系问题推展到了制度层面。从赵冈的批评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制度因素，仅仅基于边际分析来考虑中国乡村发展问题，是难以贴近真相的。黄宗智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把市场经济框架强加于传统社会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同时又将非经济壁垒所导致的人口布局、人地关系与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给定条件，这决定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源流以及走向的判断都很难站得住脚。赵冈虽然注意到了制度因素，但只关注了制度的经济学面向，而对制度与社会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则观照不足，也未能给出关于现代化的完整命题。
（三）制度结构互动论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物种”。传统农业生产包络十分狭窄，其本身不会产生要素更新和资本扩容的需求，更不会通过线性增长自然演进为现代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跃迁必须依赖农业文明之外的颠覆式创新−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创新就是工业革命的兴起。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讨论的中心都聚焦在现代化起源问题上，最终汇流为关于“李约瑟之谜”和“大分流”的长期讨论。黄宗智与彭慕兰围绕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化、人口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辩论。而在赵鼎新看来，彭、黄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但实际他们都把经济/人口机制看作“大分流”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两者争论的只是这种经济/人口机制的技术经济特征。而分析现代化的起源，需要在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说，彭、黄的讨论实际是同一抽象层次和逻辑框架内的工作，仍然没有跳脱出人地关系的局限，而赵鼎新说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是指广义的制度互动，可以理解为社会变革的政治经济空间的差异。比如说，布罗代尔认为中国没有形成商业统治阶层，从而抑制了与作为农业社会代表的官僚地主阶层的对抗；黄仁宇将之延伸为一个社会的上下层结构不能实现充分的互动，等等。
现代化起源问题有着很强的理论魅力，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的扩散问题则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这一领域，先后出现了新古典自由市场论、马克思主义农政变迁论、新制度产权中心论，等等。随着支撑政治经济体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被纳入分析，逐步克服了新古典模型中的“无摩擦”缺陷，从而将现代化问题转换为政治经济学问题。然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全然不同的，既有的现代化理论，大多只是契合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政治经济问题；即便是针对西方问题，通常也只聚焦于“什么使得西方达到门阶而不是什么使得西方走过转型”。一如发展经济学中的“要素结构变迁论”那样，现有“制度结构互动论”仍然是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全景描绘，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现代化扩散过程的分析与描述，却并未瞄准特定国家现代化的“特征性问题”。
总体看，上述三种认识范式的演进实际是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制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推展过程。三种认识范式或是与中国实践有深刻勾连，或是对中国问题有直接观照，为本文论题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比如，结构变迁论、人地关系论尽管未能瞄准时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但其框定了现代化问题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农政变迁理论看似高度抽象化，但其对生产关系变动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分析，为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框架；诺思将现代化扩散过程概括为“产权界定−分工扩展−交易费用−组织变革”，这一演化序列揭示了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性逻辑。分析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问题，实际就是在廓清三种认识范式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对如何根据自身的“体制存量”来选取和组合不同发展要素等问题进行适度概括。
[本文节选自陈明：《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引论》，《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作者陈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土地制度、农村改革，出版有《土地政治论》《直面中国种子问题》（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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