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天，身在瑞士的卓别林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来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一位中国外交人员，用的是标准的美式英语，来电目的是告诉他：
我们周总理想邀请您及家人来吃个饭。
这样一个邀请，对65岁的卓别林来说，显然是件出乎意料的事。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位伟大的喜剧艺术家在欧美已经家喻户晓，鲜花和掌声曾是他生活的主色调。但此时的他及家人，却承受着各种非议。
因为拍了《城市之光》、《凡尔杜先生》等进步电影，卓别林受到了美国右翼势力的打压。他们跟踪他，派人指控他，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整他。同时，他们告诉所有影院：谁敢放卓别林的电影一律将受严惩。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好莱坞没有人敢再找他拍戏、也没什么圈内人士敢再跟他联系。甚至当时的美国司法部还宣布取消他的入境签证，无助的卓别林不得不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来到了瑞士。
艺术生命基本被宣告“死亡”后，卓别林一家在韦威镇找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他渴望在这里暂时地逃离纷争。这位曾给无数人带来欢笑的英国籍艺术家，似乎一下子被全世界给遗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卓别林怎能不兴奋？他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最近的瑞士的各大报纸上，都登着这样一张照片：
这是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中，留下的最珍贵的照片之一。没有摆拍、没有化妆、没有刻意做任何造型，拍出来时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很多外国媒体评价：其自信的动作、走姿是好莱坞的演员也模仿不出来的。这一点，从照片背景中众多外国人的表情中，咱们就能看得出来。
对这样的人物，一向好奇心很重的卓别林自然是要去“会一会”，这一次他打算带上家人一起赴宴。他让妻子给他准备好常穿的黑色西服，又把皮鞋擦了又擦，于几天后应邀来到了位于日内瓦莱蒙湖畔的花山别墅。
当汽车缓缓地停在了花山别墅时，卓别林看到的是一群身穿中山装的中国人，满面笑容地站在门口迎接他。汽车司机告诉他，站在最前面的高个子男子就是周恩来。“他亲自出来欢迎我？”卓别林再三确认后，才敢相信。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卓别林见过各类“大人物”，美国的一些州长、英国的一些郡长官，都曾请他去参加过聚会，但没有人会站在门口欢迎他。毕竟在那些人眼里，任你名气再大也不过是一个能让观众 开怀一笑的演员而已。一国总理站在门口亲自迎接，这种待遇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的。
还没等卓别林反应过来，周恩来就走上前去，握住了他的手。“四十年前，就在银幕上认识您了”，这是周恩来对卓别林说的第一句话。
周恩来没有说假话，这不是客套的寒暄。1914年尚在天津求学的周恩来，就听说过卓别林的名字。此后在欧洲各国勤工俭学时，他也经常在城市的街头看到卓别林的宣传照。只是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穷学生，根本没机会走进影院看一看，这也成为了他当时的遗憾。
事实上，此次周恩来决定邀请卓别林一聚，并不在日内瓦会议的行程安排内。1954年的这次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也是全世界认识新中国的一个窗口。为此周恩来废寝忘食准备了数日，带了180多人的外交团，包专机前来。
专机于4月24日到达日内瓦，当身着风衣的周恩来走出舱门时，各国参会代表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当天日内瓦的新闻上就赫然写着：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来了……此后的数日里，周恩来“舌战诸国”的事，一次次地登上报纸头版。
图：周总理和同事
这个会议对我国的外交官来说很重要，对其它国家也是一样。所以几乎所有外交官的行程都是满满当当的，他们都忙于和别的国家的人员私下接触，谁能有空见一个“过了气”、被美国当局取消了签证的喜剧演员。
周恩来原先的行程里，当然也不会有与卓别林见面的事，这是他自己临时安排的。来到了瑞士后，他偶然听说对方“隐居”于此地，才临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一方面，从私心上来说，他个人对卓别林本人做的一些事是非常钦佩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能让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让世界优秀的艺术走进中国。最好的外交从来就不是政客间耍耍嘴皮子，这一点周恩来很清楚。
和卓别林握完手后，周恩来把他一家请进了屋内，开始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见，会见时间这么长是当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的。周恩来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懂艺术的人，所以专门请来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电影节的一些中国电影人陪同。
面对老艺术家，年轻的中国电影人都不太敢说话。虽然有翻译在场，但他们还是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对，就会惹老先生不开心，毕竟他现在处于人生低谷。倒是周恩来先打开了话匣子，他表示：“我最喜欢先生的《城市之光》”。
为什么非得提这部电影？原因是它刚刚被美国人给禁了。这是卓别林的第74部作品，1931年一上映就受到了全世界影迷的喜欢，它讲的是一个流浪汉和一位卖花姑娘的爱情故事。多年后，它成了“世界最优秀的无声电影”，这个评价后面甚至不用加“之一”二字。但在当时，就因为它“无声无息”地把当时上层资本家的丑恶嘴脸批判得入木三分，硬是被美国当局给禁了。
周恩来一坐下，就提这样一部电影，对卓别林来说显然是莫大的安慰。终究，还是有识货的人。于是接下来的谈话，他也就不再拘谨了。他问了周恩来两个问题，每一个都问得挺直接。第一个问题是：
日内瓦会议进行得怎样？
会议每天的进程，其实一直占据着瑞士各大报纸的头版，关于它的信息卓别林是能从报纸上看到的。但他就是想听一听，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外交家，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的回答是：
一切都和平解决了！
好一个云淡风轻的回答！这么复杂的问题，周恩来之所以回答得如此轻松、简单，其实也是用心良苦。这次会议，卓别林的出生国英国、生活了40多年的第二故乡美国，都派了代表参加。虽然这两国代表都在会议上咄咄逼人，但周恩来却并没有说他们的半点不是，这是对卓别林的尊重。
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有国籍，周恩来不想在这样一个私人场合，伤害一个艺术家的感情。同时，他也是很了解卓别林的，从拍第一部电影至今，对底层普通人的关注、对各种不平事的不满，都是卓别林电影的主题。和平，是这位老艺术家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也正是他现在会陷入如此惨境的原因。
图：卓别林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的尖锐指数是3颗星的话，那第二个问题则妥妥的是5颗星，因为这一次卓别林回忆起了他以前见到的中国，他用了“悲惨”二字来形容。之所以会提到以前，是因为1936年他曾来过一次中国。
那一年的3月份，他的《摩登时代》刚刚问世，世界电影界都为此片“疯狂”了，卓别林与女友也乘坐着“柯立基总统号”进行全球巡游。当时上海和平饭店的经理是卓别林的老乡，应他之邀，卓别林在上海短暂地停留了十几个小时。
世界级艺术家来沪，自然会受到最好的礼遇。和平饭店给他准备了最好的总统套房，也就是那间著名的519号房间。上海的艺术家们，纷纷加入欢迎他的行列里，影迷和记者们更是天天围着他转。在这十几个小时里，卓别林对中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1936年的上海是何等繁华，我们完全可以从很多老电影上看得出来。有着远东国际之城之称的上海，在那时就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这里有亚洲最高配的电影院、装修最豪华的舞池；各大洋行里，卖着各式各样的新鲜玩意儿；大街上，随处可见身着洋装的时尚名媛。多少“许文强”和“丁力”式的人物，把这里当成了走向人生巅峰的舞台。这座不夜城，也成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向往之地。
但在无限繁华之下，这样的上海滩却同样有着让人不愿提及的另一面。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里的外国人，在这里享受着极致奢靡的上层生活，他们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和劳动，就能过上上海普通劳动人民想象不到的生活。而路边随时都有因吃不饱饭而走上街头卖报的孩童，他们的命甚至不如这些欧洲贵人们的一条宠物狗值钱。
这就是卓别林看到的上海滩，1936年的上海。对于这样的地方，从小家境贫寒、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来的卓别林其实并不喜欢。
那一次在上海，他结识了两位中国艺术家：梅兰芳和马连良。对于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演普通人爱看的戏，卓别林是非常钦佩的。此后，卓别林也从这两位好友口中，打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消息：百姓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苦不堪言，上海滩也繁华不再。
图：卓别林和梅兰芳在上海合影
很显然，卓别林之所以跟周恩来回忆起从前的中国，就是想听一听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毕竟，眼前这位从容、儒雅的外交官，让卓别林很难把他与记忆中的中国联系到一起。
如果周恩来否认我们曾有过这样一段岁月，那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周恩来的跟他说了近些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两件事：一件是长征，另一件是新中国的成立。
周恩来细细地跟他讲述了，我们为什么要长征。对此，卓别林很幽默地回答他：“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而后，周恩来告诉了他新中国开国大典时的盛况。最后真诚地发出邀请：
希望您再到中国看一看。
卓别林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很欣赏周恩来的坦率。
谈话一直持续到午饭时，周恩来早早地备下了佳肴，其中让卓别林印象最深的是烤鸭。烤鸭是周总理宴请友人时常用的，但这次请卓别林吃烤鸭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坊间一直有人称，卓别林其实一直是不吃鸭肉的，原因是他的经典“鸭子步”就是通过观察鸭走路的姿态而学会的。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我们现在已无法得到卓别林先生的确认。但此次周恩来请卓别林吃鸭时，他并没有拒绝。席间，他甚至当众为周恩来表演了一段“鸭子步”。
以前大伙儿看到卓别林在屏幕上表演鸭子步时，都是化了妆、粘着两撇胡子、穿着夸张的舞台服的，但这次看到的却是他本人当面表演。没有了化妆，倒显得更加有趣了。事实上，卓别林是极少在私人场合为人表演的。
一方面，他对舞台艺术要求极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在拍摄《城市之光》的一个细节了解到，电影中卖花女有一个表情，后期加上配音就是“先生，要买花吗”这一句的场景。光是这一处，卓别林就要求女演员前后演了300多次。正因为对艺术有着这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在不化妆、没有舞美的情况下表演。
图：《城市之光》剧照
另一方面，卓别林身上有伟大艺术家的一个基本特征：不愿向权贵、政要低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给他颁发爵士封号时，他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媚态”。在受到其他政要接见时，他也是一样。这点骨气，他和好友梅兰芳先生都有。
所以，此次他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宴会厅为周恩来表演，绝不是冲着他总理的地位，而是因为他真的很欣赏对方的气度。对于这位65岁老艺术家的表演，在场众人无不鼓掌致敬。
酒过几巡，有了卓别林的表演，配上动人的音乐，本来一场简单的饭局，一下子就成了一场“盛大”的聚会。在场的艺术家们频频碰杯，好不热闹。
当大伙儿都乐在其中时，卓别林对着美食轻轻地感叹了一句：
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有一个孩子没有来，未能尝到中国的美味佳肴。
因为当时人比较多，在场的翻译硬是没有听到这句话，但在一旁的周恩来却听得很仔细。虽然周恩来和外国友人沟通时，出于对语言精确度的要求，会一直带着翻译。但事实上，他自己的英文水平是极不错的。这句话他一听就明白了。于是，他默默地叫来我方工作人员，让他们赶紧准备再做一份，打包好，让老艺术一会儿时带走。
7个小时过得很快，临别时周恩来提出要和卓别林拍张照，卓别林欣然同意，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
图：周总理和卓别林合影
照片中的周恩来，穿着他最爱的灰色中山装，虽然不如上文中那张风衣照那么飒，但却更接地气了。而卓别林则是很欧式的打扮，从上衣的白色口袋巾来看，他对这次见面是很重视的。大伙如果看了他在其它场合的穿衣风格就会发现，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平时的穿衣风格可算得上是很“另类”了。
笔者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就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点：周恩来和卓别林拍照的姿势很像，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手放在了身前。与人拍照时，这种姿势一般会出现在轻松愉悦的情况下。这种轻松，从他们的笑容中也看得出来。
这张照片洗出来以后，周恩来打算给签个名，他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卓别林先生惠存，周恩来一九五四.七.二一
字写完后，周恩来觉得字不够漂亮，就又另洗了一张，又签了一次。于是现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有两份，一份是给了卓别林先生，背后有周恩来的签名。另一份是作废了的，周恩来把它封套装好后，在封套上写下：此件是作废的，已另签送卓别林了。这张作废的照片周恩来一直珍藏着，如今它作为总理的遗物被收藏在纪念馆里。
就这样，这场颇受人关注的会见结束了。卓别林上车前，周恩来让人把打包好的东方美食亲自交到了他手上，这让他十分感动。他紧紧地握住了周恩来的手，对他说：
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又一次，周恩来用个人魅力征服了一位伟大的电影艺术家。此后卓别林曾多次对好友提到周恩来，称其为一位值得尊重的中国外交家。
也因为对周恩来个人的欣赏，卓别林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一直默默支持着中国艺术。听说中国拍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专门找来看。之后，他还当着记者的面替我们宣传，称“中国影片好极了”。中国木偶艺术团在巴黎演出时，他专门带着家人乘飞机前去捧场，以自己的影响力宣传着中国文化。
图：卓别林的银幕形象
不久，卓别林先生走出了人生低谷，他的成就终于再一次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而他与周恩来的这次会面，也成为了一段传奇。多年后，很多外国媒体仍然不明白，面对其他政要时那么倔强的卓别林，为何会为一位中国总理跳鸭子步。
这个问题，其实只要他们仔细梳理一下周恩来和卓别林见面的整个过程，就不难发现答案无非就是两个字：真诚。
这个真诚和送人家多贵重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毕竟周恩来送给卓别林的就是一盒打包好的饭菜、一张签了字的照片而已。这个真诚体现在待人接物的风度上，说话坦诚不来虚的，于细节处关怀他人，这才是周恩来的魅力所在，也是他屡屡能征服外国友人的根本原因。
一场67年前的饭局，一张老照片，一段尘封的历史，让我们对周总理有更深的了解。谨以此文纪念周总理和卓别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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