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相声演员的社会地位变了，由“说相声的生意人”变成了“文艺工作者”，可这些“文艺工作者”呢，还说着未经整理的传统相声，里边夹杂着不少的侮辱劳动人民、羡慕富贵权势的内容，演出中陈旧低俗的气味浓重，演员呢，口沫横飞、五官挪位，这个江湖气也没有改变，社会舆论呢，也不断的批评相声低级庸俗，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相声就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危机。那时候，谢纯一呀，在《我对于“相声”前途的展望》一文中，是这么说的：“由于各个段子的胡说八道，相沿的相声流品日下，多半是演员们为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于是形成了撒村、骂大街，父子玩笑，甚至于祖宗奶奶胡骂一气，不但没有技术上的价值，相反成了社会上的垢病，倘若有人说‘听相声去！’就有人批评他‘低级’，尤其是演员们自己还常说‘相声啊就是无招对的瞎话儿’。有个学校里头对学生有过禁听相声的告诫， 那时候相声这门玩意儿，简直成了洪水猛兽了，是我本人原是曲词编作者，可是我也瞧不起相声。”
下面呢我再读读我师哥于世德在回忆录《我这半辈子》中提到刚建国的时候，相声演员出丑的情况：
“一次，演唱“拆唱八角鼓”的两位演员在白纸坊印刷厂礼堂，”这是北京，白纸坊是个地名，“演出前使用相声 “垫话”《反正话》垫场，用谩骂博取笑料。如：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等，”我在这儿再解释一下，这是传统相声《反正话》的老底，“西游记”，这一点儿，应该是前边的原词儿是这样的：“——我看西游——我西游看——我唐三藏——我藏唐三——我沙和尚——我和尚沙——我猪八戒——我戒八猪——我孙猴子——我猴孙子。”底下是“瞧西汉”，张良、韩信，最后是楚霸王。那个时代说这个，都出丑了，你怎么还说呀？我要不说怕您笑话，笑话我不会啊，“王八杵”后边儿还有啦！这可不能说了。你怎么不怕笑话了？爱怎么笑话怎么笑话吧。咱们接着说这个怎么出丑，“结果被观众轰下台去。自轻自贱，咎由自取。”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可笑，可在当时，是实实在在发生了这回事儿，在回忆录中还描写了一九四九年末相声受指责的情况：
“十一月的某天，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在散会做小结说：“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像京剧、评剧、鼓词不是都有新节目了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捧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它的前途哇……唉！”演员认为她是政府干部，是代表政府的，这个“唉”声对大家震动很大。摆脱危机，推陈出新，是相声的唯一出路。”
面对这上述的情况，演员的情绪也低落了，对自己的艺术也失去信心了，有的人甚至于要改行，也有一部分演员不甘心，他们参加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开办的北京市戏曲演员讲习班，通过学习那些有觉悟的相声演员，有了以相声为社会服务的信心，其实解放前哪，也有创作、改编和积极因素，相声的传统从穷不怕、万人迷、焦德海、张寿臣、张杰尧，到常宝堃、侯宝林，都搞过，只是在解放前没有正确方向，也没组织起来，为了彻底改变相声被冷落的这个状况，他们从一九四九年冬季开始酝酿，把这个相声演员组织起来，成立改进相声的团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著名的作家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相声演员侯一尘、侯宝林得知，马上到他居住的北京饭店找他，他们知道老舍熟悉民间的说唱艺术，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还自己创作过、表演过抗日相声，这几位也深信，老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出主意，改变相声的现状，老舍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答应他们改编传统相声。
老舍呢，就是作家舒庆春的笔名，北京市人，满族正红旗，著名的作品有《骆驼祥子》、《茶馆》、《月牙儿》、《方珍珠》、《鼓书艺人》等经典之作，五十年代晚期他曾给我老师张寿臣先生寄过信，先生对于他的作品中老有说相声的有误解，所以没回信，老师呢跟我提到过这个事情，当时我对于老舍也不太了解，只是在文化局安排下跟老舍先生见过一回面儿，后来我看的资料多了，我了解老舍先生对相声这门艺术他是非常喜欢，同时他的作品也融进了相声的因素，像《茶馆》，王掌柜跟唐铁嘴有一点儿对话，就是说相声的东西，算卦的唐铁嘴说：“我最近呐，把大烟戒了。”大烟就是鸦片烟哪，王掌柜说“您长出息了！”这唐铁嘴儿说“我改白面儿了。”这一铺一垫，整是相声东西，白面儿就是海洛因哪，白粉。完全是相声，后边呢，唐铁嘴坐下了，说“您瞅见没有王掌柜？英国人的烟卷儿，一蹾空大半截，正好装日本人的白面儿，您瞧，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儿”就这段台词，帝国主义用毒品掠夺中国人的财富、残害中国人，唐铁嘴呢还引以自豪，这个自嘲的包袱儿揭示了列强的侵略、掠夺和唐铁嘴那样的人的愚昧、无知、没有骨气的中国人的心理，这个包袱儿是苦涩的包袱儿，比相声包袱儿深刻多了。打住，咱们接着还说老舍。
老舍先生答应了，改编传统相声，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一文中，描写了他们访问老舍先生的情况，关于介绍北京市相声改进小组的过程呢，我引用了王决等几位同志撰写的《中国相声》[注]的第三编第一章，就是“1949年到1956年”，第一节。
[注]书名应为“中国相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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