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新科技的蓬勃发展和广泛运用，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并且这种发展速度呈指数倍增。智能时代的核心推动力和根本原理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超越，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和自主性能力日益增强，人的劳动被智能劳动逐渐替代并且后者做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丹认为，在这样的条件和趋势下，思考智能时代的劳动及其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完善有关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人机协同关系，真正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劳动解放。“
核心观点：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劳动解放
1.拓展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人类利用人工智能，不断突破人的体力、脑力、群体协同能力的极限，从而使人类的进化更加智能、更加健康、更具协同性。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实践”，为人工智能树立“人之为人”的标准。
2.人类生产生活的“计划”得以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类在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精准性、计划性能力不断增强，并且潜力无限。人工智能带来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
3.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降低人的劳动成本和劳动风险。渐次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形态。同时劳动环境改善，人的劳动成本极大降低；一些危险的、枯燥的、单调的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从而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救出来。
4.创造更加丰富的社会财富，增加人的自由时间，使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基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人们的自由时间增多。“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在智能时代及其智能劳动中，人的劳动解放具有最新的可能性和最大的可行性。”
与前三次科技革命相比，以人工智能为显著标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存在状态的革命性和颠覆性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集中表现在人的劳动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以智能的本质规定性回答劳动新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是探索人类智能（自然智能的最佳代表）的工作机理，在此基础上研制各种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机器，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实现对人脑智能的功能模拟，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智能化服务。人工智能的智能系统，虽然在技术逻辑上源于机器对人类器官功能的加强和延伸，但是相较于以往的科技革命成果，它带来更多自觉的、有意识的自主性劳动，为实现个人的生命主体性以及创造更多价值提供了更丰富、更可靠、更便捷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机器技术影响时代的方式。人工智能基于复杂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自主性”的技术系统，进一步实现了一般智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整合。一方面，人工智能改变和优化了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一条人的劳动解放的可预知路径；另一方面，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智能化表达，实现了生产力的智能化。
2.以智能的表现形式分析劳动新的具体形态
机器通过算法获得学习知识的能力，极大提升完成任务的效率和精准性，表达了智能时代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表现的新的劳动形态。一方面，智能化劳动所体现的“物质变换”更多地体现在劳动交换中不必依赖具体而直接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另一方面，智能劳动的劳动过程可以是零碎化、片段式地劳作，主要表现为获取数据、算法建模、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它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环境，而是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开放式作业和虚拟化操作。
当今世界，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从机械化生产转变为智能化生产，人工智能为人们重新定义“生产”“实践”“劳动”。人工智能与具体经济形态、具体生产劳动相结合，智能化的因素融入各方面、各环节，必然引发传统的生产形式、实践方式、劳动形态的变化，催生出智能劳动这一人的劳动新形态，使得非物质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一种主要形式。
在智能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而对于数据的生产劳动成为典型的非物质劳动形态。此外，譬如创意产业、创意劳动，借助人工智能，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非物质劳动形态。
3.以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构建直面劳动的价值
人工智能构建的智能系统不仅真正实现了产品生产的自动化，以其物的稳定性、力的持续性、量的一致性超越了人的生物机体有限性，而且还以因果推断、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向技术含量高、场景变化快、反应要求准的脑力与智力劳动领域进军。人工智能“以数据和信息为载体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主体建构方式，重新定义了生产主体的价值观念与活动逻辑”，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的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省了生产时间，还精确化了生产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做到了机器取代人。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和广泛运用，智能化的生产方式逐渐构建起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和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既然仍服从于“属人的世界”，那么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生产，就依然适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因为在实现智能化的过程中，智能系统只是将由劳动改造与生成的实践能力以不受限于人的生物有限性的方式再现出来，人工智能仍然是人的人工智能。
1.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智能化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分析指出，“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寻找到“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从逻辑上根本替代作为动力的工人。
一方面，从功能上讲，自动的机器体系仍然是人类器官的延长；另一方面，从生产机制上讲，“一般智力”对象化于自动的机器体系当中，不断加强了资本对人的物化控制。“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人工智能都作为固定资本而不断得到发展，从内容上要求机器能力全面化，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劳动力，进而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
从生产力发展看，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人工智能是历史的必然，“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个人自由时间的创造、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有赖于社会必要劳动的缩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自动的机器体系的进步。
2.人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是改变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
人工智能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对人的依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可变资本。“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实现了从人的‘具身化’向‘离场化’转变。人工智能使人类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场景中‘离场’，只是人类创造的汇聚性技术体系构造的劳动表象，劳动创造价值的本相没有改变。”这种“离场化”和“去时空化”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掩盖了资本的剥削属性。
在时空维度上，从机器大工厂变成了“没有围墙的工厂”，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活劳动转变为“数字”活劳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数字劳工”和“数字穷人”。传统认知的非劳动时间在边界上变得越来越模糊，并且这种“灵活”工作、“自主”工作，甚至“工作”和“生活”不分，让人们“乐在其中”，智能时代的“离场化”和“去时空化”的劳动至少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优越的”。
人们越来越多地以间接劳动的方式作用于劳动对象，然而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在根本上属于研发和使用它的科研人员、产业工人等劳动者。随着“离场化”和“去时空化”，相对的剩余价值增多，相对的可变资本减少，这意味着人们的被剥削程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智能机器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上，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此，创造价值的依旧是人的活劳动。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智能的资本化
“人工智能技术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所广泛使用，智能技术不断嵌入资本的运行，成为资本的一部分，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同时，人工智能也被纳入资本运作的系统，从而具有资本的属性”。
一方面，智能时代的机器体系充分运用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的强大能力，反映出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成就的理论观念、科学逻辑和政治秩序对于建构系统、激活物质和活化劳动的社会历史意义及其人类性价值，是人类自我认同与历史自信的存在基础与现实表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扩大了的固定资本将劳动力（固化在机器中的一般劳动）全面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这种资本的生产能力只为少数人掌握，而不是被全社会共同占有。
智能时代为机器的技术体系注入了社会历史的主体性，也为资本的抽象性找到了固定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技术性的机器体系替代传统劳动力，包含新形式的劳资关系，凸显资本逻辑的“机器替代人”的机制。
4.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加深了“技术控制”的生命政治学
人工智能以技术的封闭性和算法的独特性建构了智能化时代“数字圈地”的新形式，强化算法权力，从而以数据增长的需要形成对数据创造群体、数据运用群体的“定制”，将垄断与生命生产深层捆绑起来，产生一种以数据需要为目的的生命政治学。
其一，个体生命及其活动成为可以售卖的产品，实现了身体及其活动的商品化。其二，个体的生命本质、生产生活方式、价值理想追求都沿着由数据“精炼”而来的存在逻辑、认识逻辑与价值逻辑不自觉地往前发展。
人工智能对个体生命的介入，越来越像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著名论述——“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而且更“要命”的是，这种“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设定”和“加强”的。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把人工智能的“技术控制”功能发挥到极致。马克思说，“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人工智能的“技术控制”是传统的“技术控制”的升级版。
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智能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未来已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劳动解放的价值目标，我们要完善有关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人机协同、人机和谐、共同提升的新型人机关系，真正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劳动解放。
一是通过人工智能，拓展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
人对自己的器官功能和自然生理能力的要求是不断提高的，换言之，人类的进化和自然生理本质的生成仍然没有完美的方案。想要实现人的劳动解放，那么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就是必要前提了。人类利用人工智能，不断“武装”自己，不断突破人的体力、脑力、群体协同能力的极限，从而使人类的进化更加智能、更加健康、更具协同性。从精神的进化看，人类要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实践”，为人工智能树立“人之为人”的标准。“通过人性的光辉和行为示范‘影响’智能机器人，使人机协同创造的世界中，‘人’这一崇高的身份永远得到尊重、珍视和推崇。”
二是通过人工智能，人类生产生活的“计划”得以可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类在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精准性、计划性能力不断增强，并且潜力无限。人工智能带来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构筑灵敏反应市场需求并呈现动态变化的经济模型，实现经济和社会有计划地‘又快又好’发展。”这种“计划”能力，从总体和整体来看，是一种统筹协调、综合创造的能力；从个体和细节来看，是一种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能力。这种“计划”能力表现出宏观调控“稳”和微观处理“活”的特点。
三是通过人工智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降低人的劳动成本和劳动风险
人工智能带来的革命性，不囿于某一行业领域，而是分布于所有行业领域。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手段。通过群体智能、混合智能以及人机交互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链接协同，以及跨行业、跨地域、跨时空的资源快速汇聚，产业创新成本持续降低，成果转化更为迅捷，资源禀赋驱动的规模式扩张日益向依靠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素质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渐次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形态。同时，随着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劳动环境改善，人的劳动成本极大降低；一些危险的、枯燥的、单调的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从而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救出来。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四是通过人工智能，创造更加丰富的社会财富，增加人的自由时间，使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
人工智能既是生产力（发展）本身，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人工智能开启的智能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时代形态，相较于以往的劳动形态，在效率和质量上都有新的飞跃。基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人们的自由时间增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才能真实发生，这也正是《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马克思强调，“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智能时代及其智能劳动中，人的劳动解放具有最新的可能性和最大的可行性。
原载：《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4月下（微信有删节）
来源：“人民智库”微信公众号2022-6-23
周丹，1985年9月生，土家族，湖南石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系中央实施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修订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拔尖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青年学者”，荣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青年”（五年一届）。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秘书长、价值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等。曾挂职任甘肃民勤县委副书记。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哲学等研究，出版专著《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研究》《新价值秩序研究》等，译著《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入选第十届“士恒青年学者”支持计划，荣获第二届高清海学术基金奖（论文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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