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被改造之前的沙坡尾避风坞 许路 图
20世纪上半叶，一艘长度五至六丈的厦港大型钓艚渔船，配置老（舟代）1名、副（舟代）1名、男性渔民14-16人，女性渔民3-4人。春冬两季子母船延绳钓作业，母船搭载4-6只舢舨或竹排，每只配备3名渔民，春季2人司橹、1人收绲，冬季1人司橹、1人收绲、1人搭饵。遇到风大流急时每只舢板常增至5-6人，竹排则使用较少。
每年渔期分春、夏、秋冬三季，每季决算一次。每艘船的渔获交给鱼行销售，所获现金扣除渔具损耗和伙食费用之后的利润，船主取35%，老（舟代）与副（舟代）各取10%，老（舟代）的太太如果也上船工作取8%，其余37% 由船上的其他渔民分享。 这样，船主每年大约有3000-4000元收益，每个渔民则大约有500-600元收入。
厦门港渔民主要源自九龙江流域七县的张、阮、欧、黄四姓渔民，部分来自惠安和晋江的王、洪、郑、郭四姓渔民，少量来自粤东沿海的陈姓、苏姓渔民，以及东南沿海蔡氏、林氏水上居民。厦门港渔民人口的迁入，在南明郑氏政权主政厦门时曾经达到高峰，惠安籍渔民部分擅长延绳钓，部分擅长网捕渔法，九龙江流域渔民擅长定置网渔法。有趣的是，同期或稍后期移民到台湾东海岸的漳泉渔民，其后裔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也还延续着这样的传统渔法区隔。
民国时期厦门港延绳钓渔业著名的船老（舟代），有文帝、全财、十一、进春、钉财、陈自来陈黑糖父子、张炎东、华山、苏门等。迄至今日，最后一批掌握延绳钓传统技艺的厦门港渔民，尚有张铜陵、余龙发、阮青天、黄朝乞、张亚贵、张荣华、阮新山、欧天地、欧天飞、阮石奴、张亚包、阮国辉、张发明等。
张铜陵，1939年出生，12岁上船，祖籍龙海石码，父亲来自东山。祖父张垃圾为自有钓艚渔船的船老（舟代），南普陀寺中殿柱子的捐赠者，父亲张新福也是船老（舟代）。1951年，张铜陵在其舅舅章碰自有钓艚渔船出海作业时遇台风，在海面漂流了36小时之后避靠香港。1970年代初，张铜陵担任厦港渔涝公社钓艚机帆船的老（舟代）。1992年自置小船，退休之后从事延绳钓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24。
1948年底至1949年10月，为了躲避国共内战，厦门港有二十余艘大型钓艚渔船、600多名渔民及家眷逃往香港。这些厦门港渔船和渔民除了部分又转去新加坡讨生活，大都定居在鸭脷洲和涌尾，并带去了延绳钓渔法在香港海域作业，渔获则交由福建行销售。该鱼行由厦门港渔民小学原校长、龙珠殿产权登记代理人王庆和到香港之后开设。张铜陵所在的章碰号钓艚全船28人，搭载5只竹排，停泊在鸭脷洲对面的小香港，很快根据当地海况改进渔具，仍采用延绳钓渔法用子母船捕红鱼，渔获也是福建行销售。因渔民们的家眷都在厦门，该渔船在香港滞留一年之后，悄悄驶回厦门港。
余龙发，1952年出生，1962年正式上船下海作业。其外公实力坡曾任大钓艚渔船副（舟代），传其舅舅张福春，后者曾任厦港渔捞公社社长。余龙发在厦港渔捞公社201号渔船做到甲板长，因熟练掌握海上作业及各种渔法，渔获效益甚丰而被称为“海上一条龙”。他早在老余1990年就开始用小舢板在港外讨近海，1993年开始自置小渔船，1994年退休后正式从事延绳钓单船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78。
阮青天，1945年出生在自家渔船上，祖籍龙海石码，世居厦门港屎漕尾，祖父阮和、父亲阮鼎底都在自家夫妻船上从事定置延绳钓作业。1962年进入厦港渔捞公社第五大队，在506号机帆钓艚渔船上当渔工，2000年从第二海洋渔业公司退休。阮青天在退休之前就是厦门港第一批自置个体小船的渔民，自1984年起在大渔船靠泊等候渔汛的间隙，从事单船单人小型延绳钓作业，退休后至今坚持常年出海，渔船编号闽厦渔85055。
黄朝乞，1940年出生在自家渔船上，祖籍龙海石码，在船上居住成长。其后进入厦港渔涝公司，在渔船上当渔工。黄朝乞也是厦门港第一批于1984年自置个体小船的渔民，从事单船单人小型延绳钓作业，并因常年居住生活在停泊于沙坡尾避风坞的小船上而闻名，渔船编号闽厦渔85074。
张荣华，1944年出生，祖籍龙海石码，自小在渔船上长大，祖父张狮碰为自有钓艚渔船的船老大，父亲张亚良、母亲阮金兰皆为钓艚船上的渔工。50年代后进入胜利渔业合作社当钓艚渔船的渔工、经历合作社、互助组、渔捞公社，第二海洋渔业公司，职务至甲板长。张荣华1999年退休之后，自置小船恢复延绳钓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73。张荣华的延绳钓技艺传给王裕荣（1953年出生），后者于1997年置备闽厦渔85041号小船，从事定置延绳钓作业。
张亚贵，1944年出生，自小在渔船上长大，祖父张亚英少时从龙海石码移居厦门港中埔头，为三桅大钓艚渔船的船老（舟代），父亲张德曾任厦港前锋渔业合作社第五组三桅大钓艚渔船的船老（舟代）。张亚贵少年时代即进厦港前锋渔业合作社随父上船当渔民，1994年开始自置小船恢复延绳钓个体作业，1997年之后渔船编号闽厦渔85065和85070。
阮石奴，1946出生，生长于厦门港渔船上，祖籍龙溪，先辈移居厦港大学路，祖父阮天金、父亲阮阿通都自备小船从事延绳钓作业。阮石奴12岁起在自家小船当船老（舟代），16岁进鼓浪屿渔业大队大钓艚渔船当渔民，24岁先后在鼓浪屿1号、5号任船老（舟代）直至退休，其后在重建的龙珠殿任理事。
张亚包，1948年出生，世居厦港围仔内，父亲张水寿从事延绳钓业。张亚包五十年代后随父母亲加入渔业互助组，后转入合作社，再转入厦港鱼捞公社，1974年起任二大队202号钓艚机帆船的船老（舟代），1985年承包第二海洋渔业公司闽厦渔0003号、0002号机动渔船任船老（舟代），作业海域在上海至广西、海南岛的东海和南海。2004年开始自置小船从事延绳钓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97。
阮新山，1951出生，祖籍龙海石码，祖父和父亲都是钓艚渔船的渔工。阮新山自小讨海，1967年进入思明区渔业队，后合并到第二海洋渔业公司。退休后于2006年开始自置小船从事延绳钓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35。
欧天地（1949年出生）、欧天飞（1958出生）兄弟，世居厦港南大埕，祖父欧山场、父亲欧亚佬皆为厦门港钓艚渔船渔民。欧天地自1965年下海捕鱼，在欧来发号渔船任至轮机长。兄弟二人后来各自置备小船从事单人小型延绳钓作业，欧天地船号闽厦渔85054，欧天飞船号闽厦渔85069。
阮国辉（1967年出生）、阮国明（1968年出生）兄弟，世居厦港配料馆，祖父阮祝、父亲阮小狮都是钓艚渔船的渔工。兄弟二人自小跟父亲上船下海捕鱼，先后进入厦港渔捞公社当渔工，2005年第二海洋渔业公司解散，自置小船继续从事定置延绳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64。阮国辉的延绳钓技艺传给郭勋行（1969年出生），后者于2004年置备闽厦渔85058号小船，从事单人小型延绳钓作业。
张宝金，1967年出生，世居厦港，祖父方火炎为钓艚渔船船老（舟代），父亲张国安也自小从事延绳钓业。张宝金自小跟祖父上船下海作业，后进入厦港渔捞公司任渔工，再改制为第二海洋渔业公司。2005年公司解散后自置小船继续从事单人小型延绳钓，渔船编号闽厦渔85014。
黄星龙，1968年出生，世居厦港，祖父黄金、父亲黄赞成皆从事延绳钓业。15岁起跟父亲下海从事延绳钓业，后进入第二海洋渔业公司任渔工。2005年公司解散后自置小船继续从事定置延绳钓，渔船编号闽厦渔85074。
张发明，1968年出生，世居厦港屎漕尾（很古老很独特很小的地名，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在沙坡尾避风坞边的一个角落，整体数量不多的厦港水上居民的聚居地），外公阮亚狮、外婆张好腰、父亲张灯斗、母亲阮亚周都从事延绳钓渔业，张灯斗自1977年担任船老（舟代）。张发明于1979年开始下海学习延绳钓作业，1983年正式进入第二海洋渔业公司闽厦渔0025号船，后任轮机员。1991年自备小船从事个体延绳钓，渔船编号闽厦渔85017。
成立于1959年的厦门市海洋渔捞公社，下设5个生产大队。 1984年海洋渔捞公社改为厦门市第二海洋渔业公司（简称二渔），1992年又改名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1996年股份改制后挂牌上市，下辖境内外作业渔船65艘、渔业运输船2艘。1998年公司渔船分别承包给船老（舟代），渔民双向选择。2002年因演武大桥建设，沙坡尾避风坞港嘴封闭，大渔船不能再停泊进出，尽管厦门港的远洋渔业发展，原二渔还是宣告解散，余下的十几艘渔船分别让船老（舟代）承包。
厦门港近2千名渔民，除去小部分跟承包原二渔渔船的老（舟代）继续出海，大部分按通知去跟公司结算，未到退休年龄的渔民大约领了1万元出头，便算是跟公司切断了关系。到了2008年，这些渔民又花了1万多元，到劳动局社保公司缴交自费部分的劳动保险金，到满55岁才开始领退休金。其退休金由最初的每月900多元，一点一点升到了现在的近2000元。而在原二渔尚未解散时已经退休的老渔民，退休金则从最初的200-300元，逐步升到现在的2200-2300元。
彼时下岗和退休厦门港渔民的收入，主要依靠此前和随后各家自置的单人近岸延绳钓作业小船。这些持有渔船证照手续的个体渔民，每年只需缴交建港费（港务费）、资源费和捕捞证马力费合计200-300元，而管理部门发放的燃油补贴，自2008年开始根据渔船马力的大小，每年则有数千元至1万元。
更为可观的收入，则是来自延绳钓小渔船出海作业的渔获。厦门港沙坡尾避风坞内有证照手续的69艘船，坚持常年出海作业的有二十多艘，最高单日渔获达2000元，比较差的也能卖500-600元，通常每趟出海能实赚1000元。每艘小渔船的造价4万多元，每年再投入1000多元维护费，一艘船能用15年。这样，继续从事近海小型延绳钓作业的厦门港老渔民，渔获部分每年都能实赚到5-6万元，差的也有4-5万元，最好的有到8-10万元。
更重要的是，这些六、七十岁的老渔民还能够很自在地老有所为。
（作者系海洋考古与海洋社会学学者，本文收录于云南大学首届非遗论坛会议论文，分6部分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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