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他是gmp合伙人群体中历史上第一位非德国人，他带领团队在中国深耕二十年，在国内建成了130多个项目。他在工作中不断为中国建筑师创造锻炼和发挥才能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在gmp公平、开放的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担当重任。在个人专业上他经历了从激动的自由几何形体到理性设计的转变，通过中国、瑞士的建筑教育和实践，确定了自己的建筑理念。
他是从中国设计院走出去的建筑师，从一句德语不会说到德国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在这个过程中面遇到过诸多的挑战与困难，他是如何一步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请听他的娓娓道来……
本期嘉宾：吴蔚
建筑师，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 建筑学硕士，瑞士工程师建筑师协会会员，gmp合伙人。1971 年生于甘肃兰州，1992 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2000 年于冯·格康，玛格及合伙人事务所任职，2001年起任gmp 北京、上海分部首席代表，2004 年起任gmp 事务所项目合伙人，2009 年成为gmp 中国区合伙人，2019年成为gmp合伙人。
吴 蔚
gmp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一) 建筑启蒙
上小学前，跟着母亲去她工作的学校，教美术的王老师喜欢逗我，并给我画飞机，启发了我对美术的爱好。从小学开始，课堂上我常开小差，在本子上乱画各种题材，主要还是以飞机大炮为主。到了高中，受其他同学的点拨，开始学国画，虽然进步不快，但自己沉迷其中。午餐钱一点点省下来，去买各种画册来临摹，周日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画画。当时的偶像是范曾，不仅临摹他的书画，而且读了五六遍关于他的报告文学。高二时甚至流露出将来想学习美术，并以此为职业的想法，吓了父母一跳。因为当时看来学美术的出路太窄，很容易“沦为”学校的美术老师。母亲有位很要好的同事徐老师，她告诉母亲，喜欢美术的可以学建筑，因为报考建筑学的还须加试徒手画，她儿子就在学建筑。在暑假的某一天，徐老师带着她儿子到家里玩，并和我讲述建筑学是什么。她儿子还带来了自己在学校的美术作业，有素描也有水彩，非常灵动。他鼓励我也像他一样学习建筑，将来成为一名建筑师。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学建筑了。他就是王方戟，也是我之后三十年的良师益友。
图1：与王方戟在上海合影（1998年）
(二)大学生活
1988年夏天参加了高考，当时建筑学已很热门，竞争非常激烈。在一番有惊无险的经历后，终于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当时的重建工正处于发展的巅峰阶段，学术气氛特别活跃，无论是老一辈的唐璞，还是中年教师白佐民、尹培桐、万钟英、马武定，或是年轻教师汤桦、罗瑞阳、余加等，都在国内建筑界名声显赫。同学们学习的热情都很高，设计作业打完分后下发到手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去找到自己的那份，上面的成绩会影响大家好几天的心情。当然，找不到自己的作业是最高境界，因为“留系”了！
图2：在重庆磁器口写生（1989年）
作为低年级的学生，我们羡慕地看到不少高年级的同学参加各种日本的设计竞赛并获奖。得知王方戟和朱涛合作设计的移动的乡土博物馆在日本获奖，我也兴奋地从宿舍四楼跑到五楼，让王方戟当面细细解析他们的设计，也问问他好几万日元奖金怎么花。
当时大家的求知欲非常强，阅览室每天晚上坐满了人，新的国外建筑杂志例如a u等需要排队才能看上。而有的同学与老师有私交，能进入教师阅览室看到珍贵的原版书，这些书的复印件则被大家奉若圣经，不断翻印，直到看不清线条和字体。其中有本书印象很深，上面不是英文而是很多ü，ö，ä，平面图都很漂亮，几何形体、比例都很美，而且有张力。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德国gmp事务所的专辑。
在学习的四年中，感觉到86级是最活跃、最有思想的学长，这一届出现了朱涛、彭怒、王方戟、吕恒中、伍敬、龙灏等一批在建筑领域、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方式活跃的学者、建筑师、摄影师。我所在的88级是被寄予厚望的，但到今天再往回看，88级远没有超过86级。
我们88级的作业参加了建筑学专业的评估，89级改为五年制，我们于是成为了重建工最后一批四年制建筑学学子。同学们毕业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既有在大院里做设计、做管理的，也有在民营设计公司发展的，同时也有出国留学的。也有几个同学展现了惊人的商业才能，在其他领域内做的风生水起。
(三) 初入设计
我本来毕业想留学校的，但阴差阳错最后还是没有留，而是回到了我出生的城市——兰州，加入甘肃省建筑勘察设计院，一个令所有同学惊诧的结果，因为1992年分配形势很好，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边远省份。这是我第一次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也是我需要一个人独立做出决定。而之后的十几年里陆续遇到两次类似的人生抉择。
一加入甘肃省院就被安排到院里头号项目——亚欧商厦方案组，有三位前辈范玉庆总建筑师、倪丙森总建筑师和刘纯翰大师带着我们三个年轻人做三个方案。作为晚辈，我们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拖地板。大家在一个办公室里集体办公，图板是标配，电脑还没有应用。我们按照老总们的思路完善、深化方案，并用水粉、喷笔绘制效果图。清华毕业的范玉庆总建筑师是院领导，主要抓设计的全局和大方向，非常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真诚，从来不打官腔。同样是清华毕业的倪丙森总建筑师性格开朗，没有任何架子，性情中人，对不好的设计和不认真的建筑师丝毫不客气，会劈头盖脸地批评。西冶毕业的刘纯翰大师是甘肃省唯一的全国勘察设计大师，时任一所主任建筑师，性格沉静，寡言少语，对设计非常执着，经常仔细推敲。跟着他们三位前辈一起工作的那半年是一段珍贵的、美好的回忆。而得知倪丙森总建筑师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倪阳大师是亲叔侄则是2017年的事情。
图3：与倪丙森、倪阳在上海合影（2017年）
亚欧商厦方案审批通过后，方案组解散，我到了一所。正如所有国内设计院一样，年轻建筑师，特别是老八校毕业的，特别被倚重去做方案。到所里的一段时间里，的确也中了几个标，心里有了很大的满足感。刘大师也派我去敦煌机场踏勘现场，准备进行机场候机楼的扩建工程，而原来的候机楼就是刘大师的成名之作。上海分院接到了一个在彭浦住宅项目，面积不小，业主要求老总坐镇，倪总于是带着我飞到上海，加强方案设计实力。不出两个星期，上海的业主已经非常认可这个师徒二人组，每次开会一定要求倪总和小吴到场。
就在感到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将来的路可以预见越来越宽时，有两件事情将我惊醒。我在倪总和刘大师指导下做的中国援建项目——几内亚总统府中标，我只身一人前往北京，在业主单位——中成公司的直接指挥下修改方案。中成公司的项目经理带我去一家设计院，准备让我在那里办公，但一看电脑就傻眼了，尽管毕设也用CAD画了两张图，但在工作上再没有触摸过电脑，业主方项目经理不得不带我去了另外一个办公室，安排我坐在绘图桌旁边，整个图板、一字尺上蒙着厚厚一层灰。
第二件事则是我干“私活”时的经历。工作之余，经常帮兰州的一家装饰公司做设计，绘制效果图，收入比设计师的工资和奖金要高很多，当时也做得小有名气。直到有一天看到福建投资商展示的效果图，彻底惊呆了，不敢相信同样使用喷笔，能画出如此棒的效果图。这两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二十年、三十年工作事业的发展轨迹，也看到了自己在专业方面还需要继续提高，而处于西北的兰州在经济技术，特别是观念方面和沿海开放地区以及大都市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就在那时，一帆风顺的我正好在遇到了事业上的一个挫折，让我走到了职业的第二个十字路口，我也下决心试一下另外的发展——出国留学。
(四) 欧洲求学
1993年底，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自己的申请资料寄给了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ETH），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这反而让我有些惊慌了，因为入学的条件是要通过ETH的德语考试，但我当时一句德语都不会说。在办理护照、签证时经历了很多有惊无险的事情后，我于1994年7月飞到了苏黎世，直接转车前往弗里堡（瑞士）参加语言班。
图4：与德语班同学在瑞士弗里堡合影，1994年
1995年10月我正式开始了在ETH建筑系的课程。由于在国内读过建筑学的学士，ETH免去了我一年级的课程，从二年级开始读起。设计课就只有一个教授Wolfgang Schett,是名声显赫的Diener & Diener 事务所的前合伙人，不苟言笑，教学严谨、细致。从利马河的小栈桥到Letten 附近的中学，教授和助教在一点点地把空间、构造、材料等内容传输给学生们。我看到同组其他同学的那些“无聊”的方盒子，怀着亮一手的心理玩起了旋转、错位，有几个瑞士同学看到墙板上我的平面图，啧啧称赞，满眼羡慕，有一个甚至更疯狂地“转”了起来。在中期作业评讲时，我们这几个“离经叛道”的作业均被教授和助教下狠手灭掉了，因为我们无法让他们理解这些设计手法背后的逻辑关系。再加上配合建筑设计作业还需做一个结构计算作业，我比较明智地回归了四四方方的建筑形式。自以为这下可以令教授满意了，但在最终作业评讲时，Schett教授突然问我，你的设计概念是什么？我想了一下说：有两个，一个是给学生创造一个面向绿地的视野，另一个是再创造一个围合的内庭空间。Schett教授说：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想法太多！从那一刻起我才意识到，我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筑学教育……
二年级结束后就是残酷的第二淘汰考（2. Vordiplom），每年约有30%左右的学生会倒在这道坎上。由于语言上的劣势，从二年级一开始就卯足了劲去啃那些建筑艺术史、城市规划史，大量的生词夹杂着英、法、意、拉丁文。近三个月的暑假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复习，考试后张榜的那个傍晚，战战兢兢走向名单，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整个人的思维几乎暂停了，不是喜悦，不是兴奋，而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通过这个淘汰考也就意味着有95%以上的几率最后拿到ETH的金字文凭Diplom，人的确放松下来了，想去仔细学习ETH的设计。经历了PeterEisenman、Daniel Libeskind、Frank Gehry在ETH担任客座教授的时期，但报名的学生扎堆，最后电脑随机分配，到了Hans Kollhoff教授的设计教学组，学习城市设计，做了鹿特丹市中心的城市设计。本以为只是大尺度的城市空间关系，但到最后大家却常常讨论一个城市细小的感受，谈沿街入口的标高、台阶、门廊、雨棚、窗子，这种颠覆式的教学反而引发了我对城市设计的浓厚兴趣，以至于第二学期依然师从Kollhoff教授，进行了柏林马恩广场(Max Engels Forum)的城市设计，通过恢复城市原来肌理、密度的方式修补城市空间。二十年后的2019年6月，再次路过当年的场地，没有任何新建项目。课题还是停留在研究层面上。
三年级结束后，我并没有一鼓作气读完剩下的一年和毕业设计学期，而是去了一家瑞士建筑师事务所实习，而这段不同寻常的实习工作也开启了我在瑞士、德国工作的序幕。在这个不大的瑞士事务所Skyline Architecture里遇到了另外一个我生命中的贵人-- 事务所的老板Patrick Hüppi。他当时也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ETH毕业后去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苏黎世创立事务所。因为纽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事务所的标志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
图5：实习所在苏黎世事务所入口（1996年）
事务所和他本人不属于新锐派的，而是更现实，通过家庭的关系也拿到了不少项目。他对我这样一个德语都不是很流利的中国人没有任何成见，给予了极大的信任。而且在第二个月就涨了薪水，比一般实习生薪水高出一截子，而且这笔薪水他一直支付到我离开瑞士，包括我回校做毕业设计。
作为实习生，我承担了各项工作，既有设计工作，也有三维建模（用ArchiCAD），甚至还用MacroMedia制作多媒体。而中国人对电脑技术掌握的速度，也使得我成为事务所的快枪手，很多救急的事情都是我来做。我还从事了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就是把各个厂家的资料输入Lotus Notes数据库，甚至还要和他们通电话。但从中学习了很多关于瑞士建筑业的分类、特性，对很多建筑材料和产品也有了深入了解。
图6：实习所在苏黎世事务所（1997年）
1998年ETH建筑系负责机电设备和生态建筑的Klaus Daniels教授把我介绍给德国gmp事务所创始人玛格教授，因为当时他正在做深圳会展中心的竞赛。我向实习单位请了假飞赶到了亚琛，协助gmp亚琛办公室进行竞赛工作。当看到东南亚格调的大屋顶时，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当时主持设计的玛格教授的韩国助教李恩永并没有理会一个中国学生的意见。最后，gmp铩羽而归，老对手海尔穆特·扬获得胜利，而这个项目中途发生变化，在2001年再次招标时gmp获胜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图7：与玛格汇报深圳会展中心竞赛方案（2001年）
1999年春季的一天从家里乘车前往学校，在公共汽车上偶遇东南大学的鲍莉老师，她把当天刚收到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给了我，因为上面有一则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国际方案竞赛的启事，而这次偶遇和这份报纸却成为我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也拉开了gmp全面进入中国的序幕。我作为瑞士Skyline Architecture的代表给gmp提供咨询和协助，参加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竞赛。幸运之神再次眷顾我，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中标了！
图8：南宁会展中心竞赛方案汇报（1999年）
2000年夏天我结束了在Mario Campi教授教席的毕业设计，正式从ETH毕业。毕业设计的题目还是一个学校项目，但那时的我已经完全接受了ETH的教学思想，再加上国内本科教育和工作的底子，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毕设，并获得了5分。
图9：ETH毕业设计模型（2000年）
图10：ETH毕业设计展览（2000年）
其它科目成绩普遍不错，法律、景观设计获得了5.5分，要不是有一科出了些小状况，差点获得了ETH给优秀毕业生颁发的毕业奖学金。当时还同时帮gmp做一些国内项目的工作，以履行我当时的老板Patrick和gmp和合作协议。
就在毕业前后，冯格康先生正式邀请我加入gmp。而对我来讲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当时在瑞士事务所工作比较顺利，Campi教授也邀请我作为他的助教(Part-time)，这两件事情是大部分瑞士年轻建筑师心目中的最佳组合。如果在ETH做助教，接下来再读博，有可能走上一条学术职业生涯，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有一次陪Klaus Daniels教授访问同济大学时，吴启迪校长对着我这个小校友说，如果你想来同济，最好接着再读个ETH的博士。而且当时我已手握瑞士来之不易的工作签证，瑞士的高工资、高福利、低税收以及熟悉的工作环境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而在gmp那里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但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成功自己的事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当时经历了职业的第三个重大抉择，没有问家里人的意见，也没有征询其他朋友，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放弃了在瑞士的居留和工作，2001年1月正式加入gmp。
(五) 回国发展
2001年起我担任gmp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办公室落脚在北京亮马河大厦的德国中心。
图11：非典时期的北京办公室（2003年）
德国中心能给中小型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和可变化的办公面积，我们于是从50平米慢慢增加到后来的300、600平米，2002年从柏林也派来了五个德国建筑师的团队，搭建了北京设计团队，招募了中国建筑师，而这几位中国建筑师到今天已成为gmp北京的中流砥柱。
也在这一年，我们汉堡团队获得了一个住宅项目 - 北京鑫兆佳园（又名：柏林爱乐）。这个具有欧洲围合街区概念的方案经过辗转终于实施，东西向的住宅也被业主接受，通过价格差也很快在市场上消化了。
图12：gmp设计的北京鑫兆佳园小区（2002年）/摄影师 Jan Siefke
由于柏林爱乐的成功，不少开发商慕名而来，我们也和北京的多个知名开发商合作过，但基本都半途而废。我逐渐发现，住宅是一个对gmp这样的事务所不适合的项目类型，中德两国生活方式差异巨大，而开发商只需gmp的立面设计和名字/名声，同时对成本的严格控制很难达到gmp对建筑品质的要求。经过再三权衡，我于2003年正式建议，不再在国内接纯住宅项目的设计，把自己有限的精力放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上 -公建。幸运的是，我们紧接着获得了中关村文化商厦的设计。而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在经历了不少失败和沮丧之后，gmp北京办公室在2003年获得了中青旅大厦的设计权，2004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国际方案竞赛中战胜各路强手中标，使得gmp在中国的设计实践进入了新的纪元。
我作为gmp的中方代表，在国博改扩建项目中起协调沟通的作用，也深知这个在首都北京最核心位置的项目背后各种复杂的情况，特别是2005年项目在顺利获得方案审批，初步设计完成后突然遇到新的情况，主管部门否定了原来的设计，并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大幅调整方案。gmp内部对这个突变表示很大的震惊和疑虑，而且“退出”这个项目也在gmp内部被多次谈及。我向大家说了一句话，这样一个博物馆，一个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展示五千年文化的博物馆，估计建筑师们只能遇到这一次了。大家终于坚持了下来，而保留原馆三个立面的改扩建新方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批准。
图13：国博建筑设计展开幕（2012年）
作为一个外国设计公司的中国人面临的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也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从一开始，我就在问自己，gmp在将来会是什么？是一个更包容的、更国际化的设计企业？还是继续典型的德国事务所的路径？对中国建筑师而言gmp是一时的驿站还是永久的家？
我通过中国、瑞士的建筑教育和实践，确定了自己的建筑理念，而这种建筑理念和gmp的设计哲学是契合的。我每天做的事情是我认同的，这个很重要。而中国需要这样一种成熟的理性的建筑设计理念。我也经历了从激动的自由几何形体到理性设计的转变，也深刻理解建筑的功能合理性是多么重要。特别是一个建筑建成的质量是检验设计的最重要标准之一。而这种认知和观点上的契合使得我与德国合伙人的合作非常顺利和融洽。而且，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随便附和他人。这种保持自我的工作方式也赢得了德国合伙人和同事们的认可。2004年，在我不到33岁时，也是我进入gmp三年后，成为gmp事务所项目合伙人(associate partner)，正式进入gmp的领导层，也成为gmp合伙人群体中历史上第一位非德国人，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项目合伙人。
就在这年，我建议将北京办公室的中国建筑师放在项目负责人的位置，发挥他们各方面的能力和专长。与德国合伙人商讨后同意试点“双项目负责人”，一德一中，每人有50%的表决权，这意味着，重大事项均需要两个人协商并达成共识。这种貌似外交技巧的组织方式一开始被当作低效率的“摆设”。但没过多久，大家发现这种内部沟通锻炼了中国建筑师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思考。不少我们的国内同事，尽管没出国深造过，外语也不过硬，但在gmp公平、开放的平台上获得了锻炼的机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担当了重任。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办公室里中方建筑师均挑起了大梁，公司设计总监级别的高管在三地有六个人，都是中国人。而现在上海、北京的设计小组负责人中，绝大多数也是中国人。
由于中国项目在gmp占据的重要地位，我本人从2009年成为中国区合伙人，全面负责中国区的项目运营。我亲自面试几乎每一个新入职的中国员工，想判断一下他们是不是符合gmp团队的气质和气场，也同时告诉他们，在gmp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工作团队中，要专业、敬业、认真，同时要对内对外不卑不亢。
在gmp中国办公室，我想营造一种公平、友好、人性化的工作氛围，团队精神最为重要。公司有很多规章制度，但基本都是靠员工的自觉性，信任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尽管在实际工作中会常常遇到失望和沮丧。今年是gmp在中国进行设计实践的二十周年，在这二十年里，gmp在全国建成了130多个项目，还有100多个正在设计和建设中。gmp对中国建筑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向中国同行展示了德国建筑师的工作方式和从业态度。在gmp工作过的中国建筑师前后也有数百位，有一部分离开后带着在gmp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在事业上进一步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我常说，gmp要做德国的Peter Behrens事务所，上世纪二十年代，四位现代主义大师中的三位：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和格罗皮乌斯都在那里工作过。我们实际上就是一座大学，对从业后的建筑师进行进一步的教育和培养，而在这里老师和学生的界限是模糊的，大家在相近价值观的吸引下聚在一起，在合作中了解彼此，了解gmp，了解建筑。
图14：gmp上海公司成立十周年晚会（2014年）
2018年11月，gmp的两位创始合伙人冯格康先生和玛格先生，以及其他三位合伙人一致同意吸纳我成为新的合伙人。少了原来在我合伙人头衔前面的定语“中国区”，也意味着我进入了gmp最核心的管理圈，而这恰恰发生在中国项目在gmp整体业务占比回落的时候。回落的原因是gmp在德国的项目的份额由于过去几年德国经济的强劲势头而不断增长。在gmp进入中国做设计后，一直还是把德国作为最重要的根基，没有在德国项目上松劲。而在其它国家的建筑实践特别是在中国的设计工作，给予了gmp很大的反哺作用，对在德国的项目起了很大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建筑设计市场早已经不是民间谈论的试验场，而是国际一流建筑师的竞技场，和其他出色的同行竞争会不断激发建筑师的创作激情。
薛求理教授曾经写过一篇关于gmp的文章《德国种子，中国开花》，讲述gmp在中国的建筑实践之路。我觉得，gmp是在德国而生，有着很强的理性主义基因，由于在中国二十年的深耕，从而获得了中国的阳光和养分，而且越来越茁壮。中国已经不仅仅是gmp的一个市场，而且是gmp的一部分，gmp也是中国建筑的一部分 -- 我个人在gmp的职业发展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图15：在汉堡和冯格康等合伙人度过自己47岁生日（2018年）
而我的三次职业生涯中的抉择，从重庆到兰州，再从兰州到瑞士，最后瑞士再回国，既有历史背景下的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每一段经历都丰富了我的人生，开阔了眼界。对我而言，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要努力把事情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除标注之外，配图由作者提供
编辑整理：“建筑匠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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