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李浩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王天迷 丁洁芸】编者的话:“刮‘中风’而不是‘北风’的大选。”对于9日即将举行的韩国总统选举,韩国MBN电视台的这一评论说出了很多人的“观感”:在以往竞选过程中,候选人的外交政策重点是朝鲜,这一次,他们聚焦中国,并且在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方位谈论韩中关系。这种突出的“中国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与中美关系现状有关,与韩国目前存在着一股令人担忧的对华负面情绪有关,也与选举形势胶着有关。随着一段时间以来涉华争议言论在韩国集中出现,一些当地媒体也在反思,韩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对华关系,总统候选人们提出了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吗?“韩国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最好是发挥桥梁作用,如果‘选边站’,就会将自己置于两大阵营的对立前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表示。

韩国那年大选(韩国大选不刮北风)(1)

2020年的中韩投资贸易博览 会暨中国(沈阳)韩国周活动现场。

“全面提及中国”

“本届韩国总统选举可以算是讨论中国议题最多的一次大选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以往的选举中,总统候选人往往是在谈论安全话题时提到中国,在此次竞选过程中,则是各领域“全面提及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葛小辉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次大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论是所谓进步势力还是保守势力,都在借各种机会谈论中国。

的确,近几个月来,韩国总统选举主要候选人的涉华言论在媒体中的“出镜率”颇高。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被广泛认为主张推行实用主义外交。他表示,不必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没有必要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李在明于2月下旬在美国《外交》杂志阐述外交政策时说,自己上台后将升级韩美同盟,同时继续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中对立不仅违背韩国国家利益,对韩美同盟也没有任何帮助。李在明在首场大选电视辩论中强调,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对外贸易中有1/4要依靠中国,每年对华贸易顺差超过50万亿韩元。

李在明被认为与文在寅政府的“均衡外交”思路基本一致,但由于被在野党攻击“低姿态外交”,并对韩国社会的对华负面情绪有所顾忌,他不久之前对于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所谓的“争议判罚结果”表示难以理解,同时称要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

韩国最大反对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继承保守阵营传统思路,主张巩固韩美同盟以应对中国和朝鲜带来的挑战,强调追加部署“萨德”的“必要性”。

“刮‘中风’而不是‘北风’的大选。”韩国MBN电视台报道称,在以往大选过程中,对朝政策议题相对突出,而这次刮起了前所未有的“中风”,韩国社会的对华情绪成为选举结果的重要变数之一。葛小辉则认为,韩国国内议题以及对朝政策在大选舆论场的重要性并未因涉华话题增加而明显下降,“毕竟目前韩国经济民生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交织叠加,社会难题盘根错节,而朝鲜是韩国一直以来的外交优先课题,因此候选人也必须重点围绕这些问题阐明立场,以回应选民诉求”。

“结构性因素”与“偶然性因素”

本届韩国大选“中国现象”突出的成因是复杂的。詹德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历届韩国大选往往都有“势”,也就是说一旦形成某种势头,那么位居于此的候选人就会胜选,但他并没有在本届大选中看到某种“势”。而且过去的韩国总统在执政末期往往面临支持率下降至20%甚至更低的情况,文在寅如今的支持率却仍然保持在45%左右,同时高于两名主要候选人的支持率,这加剧了本届大选的胶着局面。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美国因素”。詹德斌说:“前几届大选期间,中美关系并未像现在这么紧张,韩国在外交上‘选边站’的压力也不像今天这么大。”同济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丁榕俊也表示,美国近年来在贸易、科技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发起攻势,导致韩国更加倒向美国阵营。

这位来自韩国的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除了“美国作用”,本届韩国大选频繁谈论中国的原因还包括,当年中韩的“萨德”风波至今影响着韩国社会,以及北京冬奥会期间两国发生了一些争议事件。在他看来,“美国”和“萨德”是“结构性因素”,最近的短道速滑比赛、韩服等风波则是“偶然性因素”,中韩民间对彼此的情绪会继续在紧张和平静之间波动。

回顾中韩建交近30年的交往历程,詹德斌认为,韩国以前主要讨论 “中国机会”,即如何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进入中国市场,但近些年逐渐演变成谈论“中国风险”。由于这种倾向愈发明显,加上美国施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韩国人因此更加主动、全面地谈论中国。

葛小辉表示,近年来,对华负面情绪在韩国社会日益蔓延,一些总统候选人想利用甚至刺激这种情绪来迎合激昂的民族主义倾向,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此次韩国大选频繁谈论中国反映出,社会中部分人士的反华情绪开始通过‘选票政治’机制对领导层的涉华决策氛围产生影响”。她认为,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外交日益成为韩国不同势力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倾向与民粹主义情绪结合后,一些韩国政客选择了自认为“安全”的路线,而回避了那些很困难却必须作出的决定。

有韩媒评论称,从相关言论看,部分总统候选人是想借助中国议题来吸引年轻人的选票——今年1月韩国一项有关“对周边国家好感度调查”的民调显示,在20岁至39岁的受访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对华持负面看法。

针对韩国年轻人的对华态度,《京乡新闻》引述首尔市立大学教授许南植的话说,该群体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等接触少,相关认识浅薄,因此容易与中国网民发生摩擦。韩国文化交流活动专家金佑益表示,很多年轻人认为中国崛起会威胁韩国人的“饭碗”,因此韩服、泡菜等问题都会成为刺激此类不安情绪的导火索。

“与一些韩国年轻人对总统候选人的涉华强硬言论持肯定态度相比,多数年纪较大的韩国人依然重视与中国合作。”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相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在葛小辉看来,如今韩国社会对华负面情绪较重,与部分韩国媒体和一些所谓学者扮演的角色直接相关,比如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坰德。“或许因为是市场营销专业出身,此人十分擅长利用媒体和个人社交平台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为自己追名逐利。他经常鸡蛋里挑骨头般的对一些并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的网络信息或者大部分中国人并不太在意的事物‘下手’,进行歪曲解读并声称中国人在‘掠夺’或‘盗窃’韩国文化,再通过热衷此类言论的部分韩媒挑起‘文化争端’,在中韩网民之间制造许多不必要的误会。”

说到韩媒扮演的角色,葛小辉说,绝大部分韩媒持特定政治立场,这会导致舆论失真,尤其是保守派媒体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多数韩国人难以通过长期的亲身体验了解真实的中国,基本通过当地媒体认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在许多韩媒戴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的情况下,“信息茧房”就形成了——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可以说是由媒体控制的、精准“投喂”的。“媒体带有政治倾向并非韩国独有现象,但如今韩国在这方面有愈演愈烈之势”。

也有韩国媒体注意到这一问题。该国《时事IN》杂志近日刊文说,为解决中韩民间的情绪对立,要扩大两国之间的网络交流,并构建一个“虚假报道检测系统”,因为现在很多媒体为了商业利益而故意刊登刺激性报道,或者将少数不理性发言炮制成新闻激化矛盾。

“近而不亲”?韩国社会也在反思

对于在竞选过程中刮起的对华关系“逆风”,韩国社会也出现质疑和反思的声音。“‘击沉中国渔船’‘文在寅政府屈服于中国’是总统候选人应该说的话吗?”《韩民族日报》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反问,并呼吁政界人士在敏感时期就涉及利害关系的争议事件的表态都应该慎重。《首尔经济》对“攻击中国成为大选战略”也提出疑问并报道称,一些韩国民众为政界人士利用对华负面情绪的做法叹息。“我认为,在外交领域最重要的是采取自主、一贯的行动,”30岁的首尔居民金某表示,“但现在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似乎显示出(总统候选人)只重视选票。”他认为,韩国应该制定明确的路线。

韩国学者李相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总统候选人本应该对国家未来发展蓝图提出好的对策,但其中一些人未能做到这点,甚至部分韩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很难理解他们的对华外交政策是什么,在宣示政策时“不具备长远眼光,出现这种情况我很惭愧……一些候选人忽视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只采取消极的大选战略”。

有分析称,利用外交安保话题来提升支持率的做法将增加政治“成本”。《亚洲经济》引述韩国亚洲大学美中政策研究所所长金兴圭的话说,“加强韩美同盟、与中国保持距离”的言论虽然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有生存空间,但发出此类言论的政客或专家要为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反华到底谁在受益?”韩国《时事IN》杂志近日概述了该国出现的局面:政客对华强硬拉选票;韩媒渲染中韩矛盾吸引眼球;很多知识分子保持沉默。文章列举道,有韩国前高级外交官抛弃国家利益,鼓吹要选择“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型外交”,放弃“以实际利益为基础的落后国家型外交”,说明如今韩国的对华认识已经到了怎样一个不理性的地步。《时事IN》认为,中国在韩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是美国(排名第二)的两倍、日本(排名第三)的四倍,过度煽动反华情绪实际上失大于得。

李相万表示,韩国一些人不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忽视中韩之间有很多需要相互合作的领域的事实。他形容,目前中韩关系处于“近而不亲”的状态。

“韩国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最好是发挥桥梁作用,如果‘选边站’,就会将自己置于两大阵营的对立前沿。”詹德斌说,如何搞“平衡外交”是韩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他表示,中韩在半导体、医疗卫生、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国防安全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关键在于两国能否突破“第三方”的“束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双边关系。在未来的交往中,如何减少直至消除目前韩国的对华负面情绪并强化公共外交,也是需要两国努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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