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政是以和《左传·子产论政宽猛》中论述了管理的宽与严子产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以宽仁服人，如果做不到的话，不如用严猛来治理，火燃烧起来非常猛烈，所以人们看到他都害怕得避而远之；水很平静，看起来很懦弱，我们就一点都不害怕地在水中玩耍，这样被水淹死的人就很多，所以实行宽仁的治理比较难孔子说，实行宽仁的治理，人们就会懈怠，这就要用严猛来纠正它，严猛的治理方式会残害民众，就会需要施用宽仁的治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治理，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历史上的治国奇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历史上的治国奇招
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左传·子产论政宽猛》中论述了管理的宽与严。子产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以宽仁服人，如果做不到的话，不如用严猛来治理，火燃烧起来非常猛烈，所以人们看到他都害怕得避而远之；水很平静，看起来很懦弱，我们就一点都不害怕地在水中玩耍，这样被水淹死的人就很多，所以实行宽仁的治理比较难。孔子说，实行宽仁的治理，人们就会懈怠，这就要用严猛来纠正它，严猛的治理方式会残害民众，就会需要施用宽仁的治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治理。
历史上，周朝崇尚以德治国，德盛的时候诸侯就亲附中央政权，周朝末期，德衰败了，周朝就灭亡了，这就是因为周只会用宽而不会用严的缘故。秦朝暴虐天下，劳苦百姓，传之二世遂亡，这就是不会以德治民的结果。汉朝做到了文武齐备、宽严相济，所以汉朝取得了较好的治理。
唯宽或唯严都有害处。《旧唐书·郝处俊传》中说：“政宽则人慢，政急则人无所措手足。”《明经世文编》卷五十也提到：“用法不可以太宽，太宽则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惧。施恩不可过当，过当则得之者以为易得而不知感。”这两段话论述的就是执法“宽”与“严”的利弊问题。
上官均在《上哲宗论宽猛二道》中说：过于宽则凡事迟缓而有伤于义理，会导致政事废弛的弊端，过于猛则急躁而有伤于恩惠，会导致官吏回避法规苟求免过的祸患。方式虽然不同，其损政害民的结果是一样的。他说明了“宽不纵容恶行，猛不伤害恩惠”的意思。
有人说宜先严后宽，立法宜严、执法宜宽，大事宜严、小事宜宽，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
要根据社会安定状况掌握宽严尺度。李觏在《安民策第七》中说：“宽”“猛”，应针对“善”“恶”两种不同情况，同时并行，不可偏废。什么是“宽猛并行”呢？就是对于善者则宽，对于恶者则猛。皋陶说：无意的过失，无论多大都可以宽赦，故意违犯，无论多小都处以刑罚。过失虽然大而可宽宥，这是“宽”的体现；过失虽小而要处刑，这是“猛”的体现。贤明的君主确实应该正确处理宽猛并行的关系，以此号召群臣，谨慎地考察其所作所为而决定兴废升黜，这样，治国之道稳定而百姓可以丰足安康了。
《荀子·正论》中说:“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意即在治世用刑要重，在乱世用刑要轻。理由是，在社会安定，法制健全，风气良好的状态下犯罪，那是明知故犯，只有重罚才能禁绝违法行为；而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之中犯罪，或是迫不得已，或是随大流，而且犯罪人数往往较多，只有轻罚才能安定和争取多数，防止矛盾激化。但是，中国历史上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主张却一直占上风，即“乱世用重典”。理由是，社会动乱，法纪无存，坏人横行，不用严刑峻法则不足以惩暴止奸，拨乱反正。表面看起来这两种主张针锋相对，其实它们所针对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对于天灾人祸、官逼民反造成的违法行为，应采取轻柔的政策，重在安抚；如属邪恶势力祸国害民，人所共怨，则应从严从重，狠狠打击。
需要指出的是，宽或严还与执法者的素养和威望密切相关。《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子产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只有德行很高的人才能以宽和的政策治理民众，因为他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如果自己达不到这个水平，则不如严厉些为好。在禁暴止乱方面，宽和之仁政就不如严猛的刑政有效用。因此，“宽和”是需要条件的，实行起来也比较难。但反过来说，德行不厚、威信不高的执政者单靠严法酷刑来慑众治民，其效果也是暂时的和有限的，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所以，加强德行修养，增强自身的威望，是“宽和“与“严猛”对执法者的共同要求。
现代管理也是这样，需要深刻理解“宽猛中庸”的真谛，宽严并用，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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