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玛丽·伊尔纳（Marie Illner）翻译：刘风
许多理论概念与哈贝马斯联系在一起——从交往行动理论、非强制性对话到后现代社会。哪种理论在今天最具有现实性？
穆勒-多姆：不能将他提出的概念分割开来。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我们在2019年能从他那里学到的，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上能从他那里学到的，是一种战斗性民主——用他的话说就是——协商民主的构想。即一种从交往理念出发，依靠论证（论辩）的民主，从制度上看，法治国家和基本权利及人权就属于这种民主。同时哈贝马斯从哲学角度向我们指出，尽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历史的倒退，但理性仍然存在，它存在于语言的交往运用中，存在于论证性话语中。指出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沟通的公共运用理性地做出决策，是他伟大的哲学成就之一。他的对话伦理勾画了一种透明的、易于理解的说理过程，假定在经受所有检验之前无法说明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
作为自20世纪60年代起影响了德国战后知识分子文化的知识分子之一，哈贝马斯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独特性？
穆勒-多姆：让人们难以仿效的是他的跨学科思维方式。他集哲学、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于一体的综合研究和与之相应的跨学科工作方式，非常有成效。比如，他在将于今秋出版的新书中谈到，哲学这门科学的重要使命仍旧在于自我解释和解释世界。这种跨学科的特点及广泛的研究面，使他成为一个敏锐的时代诊断者，洞悉被生态、军事和经济风险所危及的世界面临的未来问题。他认为，单边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
（American-First-Politik）
以及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新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严重威胁到了当今的民主状态。他也不喜欢博洛尼亚改革对德国高校的现代化改造，因为通过这种改革洪堡的大学教育理念已所剩无几。
哈贝马斯
如何解释哈贝马斯作品在全世界——在西半球一在东半球——的影响？
穆勒-多姆：必须说，哈贝马斯在世界范围内扮演了思想激发者的角色，因为他谈论尊重民主游戏规则、稳定世界各国的民主和宪法等具有迫切性的争议性话题。他将社会批判视角与参与辩论的公共知识分子视角结合起来，表达政治立场，就如前不久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讨论中那样。这种政治介入行动独一无二——今天有多少知名科学家能做到不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走出象牙塔，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哈贝马斯作为理论家和实践家所推崇的这种理性的公用，对其作品在全世界的接受起了积极作用。在今秋将出版、我也是编者之一的《世界的哈贝马斯》
（Habermas Global)
一书中，来自20个国家的40位作者以在各自国家的经历和本国的科学文化为背景，讨论哈贝马斯及其现代性理论的演变。不光欧洲人和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其作品的深刻认识也令人惊讶。涉及对其作品的批评，哈贝马斯始终抱着开放的态度，因此这种论据和反论据的交换促进了全世界的科学对话
文化背景的不同是否会对阅读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造成障碍？
穆勒-多姆：不一定。比如哈贝马斯在中国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他在那里谈了违反人权问题，并原则上认为，要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民主条件。他坚持康德提出的“世界公民社会”主张一种，如他所说，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这种假设当然会流传开来。
哈贝马斯参与了联邦德国所有的理论大辩论，始终干预社会政治争端。他怎样影响了联邦德国的政治争论？
穆勒-多姆：历史学家之争、生物技术之争、德国统一、伊拉克战争、欧洲和欧洲宪法——所有政治性话题都让他思虑劳心，我不知道有什么话题是他没有染指的。显然他一生的课题是民主，在自决、团结和正义的问题背景下，其实在政治上一切都是可以讨论的。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伴随了联邦德国的历史，并通过自己的批评影响了我国的心态史。
公共知识分子如今是一个被危及的物种？
穆勒-多姆：是的，当然。如今靠做戏博人眼球的媒体知识分子占了主流。靠摆论据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招惹是非的严肃知识分子，是濒临灭绝的一类人物。这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对我们来说仍然如此重要！他怀着对“更佳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的信赖，走向公众，希望我们通过论证（论辩）经历学习过程，为有待解决的问题找到聪明的解决方案。
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在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之后被算作第二代。阿克塞尔·霍耐特被认为是第三代代表人物，不过霍耐特曾写道，哈贝马斯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的最后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吗？
穆勒-多姆：就批判理论而言，探讨其代际传承用处不大，因为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理解都有一个时间指数
（Zeitindex）
。阿多诺坚持如下观点：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有一个时间内核
（Zeitkern）
。批判理论具有自反性，不是教条。哈贝马斯继承了批判理论的传统，但已打破了早期的激进理性批判。他告别了阿多诺“一切非真”
（Das Ganze das Unwahre）
的诊断，发展了后形而上学理论，该理论不提供一种一成不变的对世界的解释。他认为不存在终极真理，我们在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思想，始终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假说性质的。不过，他某种程度上仍秉持了“老批判理论“的立场，即他坚持以批判的视角分析歧视和痛苦的根源。他无疑是大力推动批判理论继续发展的关键人物。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始终称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为项目——未完成、未终结的，是依托新知识和经验具备兼容性的理论。今天如何使之兼容并包？
穆勒-多姆：比如，哈贝马斯曾讲过，由于自身动力所推动的数字化进程，一场新的传媒革命就要来临。我们必须准备好在新的维度上进行交往。根据他的判断，目前尚不能断定这是好还是不好，新媒体会促进人们的参与还是具有离心化倾向。像推特、维基网、博客、新闻组这样的新媒体是有益于民主，还是会危及民主？哈贝马斯首先呼吁，各国媒体公共领域必须相互开放。哈贝马斯对后民主观点——即民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终结——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坚持认为，理性的公用仍然具有启发作用，启发我们找到聪明的问题解决方案。
您自己会问哈贝马斯什么问题？
穆勒-多姆：我会怀着崇敬的心情问：“亲爱的哈贝马斯先生，您如何做到以90岁高龄仍然在政治上这么活跃，在学术上这么有创造力，在出版了60本书之后还完成了一部1500页的著作？
不久将在法兰克福举行关于他的新书的讨论。您已读了书稿，可否向我们透露点内容？
穆勒-多姆：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回顾，解释他称之为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世俗理性思想是怎样发展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尝试。书的核心内容是信仰和知识的关系。他从现代世俗语境出发探讨了神学与哲学的相互渗透关系，并分析了这两种思维方式是怎样相互启发的。
作者：玛丽·伊尔纳（Marie Illner）翻译：刘风
编辑：徐悦东 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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