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境内的三级阶梯上，山地、丘陵的面积高达663.6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69.1%。屹立于平原、河谷、高原之上的高大山岳、低矮丘陵，自然也构成了华夏先民认知自身所处地域的巨大而鲜明的地标。它们也随着华夏文明的演进，而被用来指称一座座城镇，并随着城镇的兴衰、区划的调整、政权的更迭，而逐步遗存到今日之中国地名当中。
三山五岳与五镇：华夏山岳崇拜的顶流名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5000余年甚至上万年信仰推崇的名山，无外乎三山、五岳与五镇。除了三山的传说过于古远难寻外，五岳五镇则随着唐宋为首的中原王朝不断认证封禅而在中华大地上留下深刻的“地名烙印”。
“三山五岳”原本可能只是华夏族群最初定居之地周边的群山。“三山”在秦汉以前往往指昆仑山、不周山等为首的一众远古神山，在秦汉以后则随着秦皇汉武大力从事的求仙升仙活动而衍生出蓬莱、方丈、瀛洲的海上仙山追求，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成熟的道教也把“三山”作为求道升仙的追求目标融入道教神话体系之中。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燕齐两国所处的山东半岛与河北平原是距离中原地区最近的海滨，海市蜃楼的频发促使燕齐诞生了大量求仙方士，方士与道教徒对于海上仙山的追求，自然就落实到了河北、山东的滨海之地。2020年撤市设区的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原蓬莱县级市），便是因为海上仙山“蓬莱”而得名，方丈与瀛洲就没那么幸运了，都没能成为一个地名，这也使得“蓬莱”成为我国境内唯一因为文化信仰中虚构仙山而命名的“山名地名”。
五岳五镇本来只是先秦时期各地邦国在自家境内祭祀的名山，比如嵩山就是夏禹夏启部落联盟的祭祀神山，各邦国也会根据自身所在地域的实际去祭祀不同的高山。秦汉帝国的统一方才为华夏文化整体意义上五岳的成型奠定基础，而我们今日的五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自从汉宣帝确定后就再无变动，南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一直是指安徽天柱山（古称霍山），天柱山也曾被称作“潜山”，所以它所处的县级市，如今仍旧被叫作“潜山”，到隋文帝时则下诏把南岳的名头给了如今的衡山。北岳在明清以前一直是指河北曲阳大茂山（古称恒山），恒山在汉代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也被称为“常山”，所以东汉末年名将赵云的老家“常山”，其实本质上就是指古北岳古恒山脚下的土地，也即今日河北省中部地区。直到明清时期才因为京师在北岳之北，北岳迁移到了今日之山西恒山。
东岳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区、新泰市，地名中的“泰”“岱”便分别是泰山的大名（泰山）与别称（岱岳）的体现，其中“新泰市”的“新”字则来自其境内的另一座山峰“新甫山”。这座“新甫山”之所以会被西晋羊祜选为地名，也是因为此山正是秦皇汉武封禅泰山时的离宫。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市、华州区（原华县），中岳嵩山西侧的嵩县，南岳衡山脚下的南岳区、衡山县、衡阳市、衡东县、衡南县，自然均与东岳泰山相似，都是五岳崇拜在地名中的反映。相对而言，晚至清初才完成迁移的北岳恒山就很“无奈”了。由它影响的地名均曾出现于汉、魏、隋、唐、辽、元诸朝，以石家庄正定县为核心的冀中地区便是常山郡、恒山郡、恒州之所在，奈何明清以后便被镇州、真定所取代，这才没能传承至今日。
至于“五大镇山”，最初在唐以前其实只有“四镇”，北宋以后才把今日山西省霍州市的霍山（今名太岳山）列为中镇，其余四镇分别是北镇医巫闾山、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西镇吴山，地位低于五岳，却又高于各地名山。它们起源与五岳相同，均是被大一统王朝承认了的原地方山岳崇拜。除掉本质上是源自沂水的东镇沂山外，五大镇山影响的地名，如今唯余北镇医巫闾山，辽宁省锦州市下辖的北镇市便是因镇山而得名。南镇会稽山原本是会稽郡的得名缘起，会稽一度在秦汉时期包括今天的浙江省、福建省大部分地域，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缩小辖境，直到中唐时期被“越州”所取代，最终与“越州”一道，成为浙江省绍兴市的古称。
▲雪后的泰山银装素裹，美不胜收。（图片来源：中新社）
秦岭陇山与祁连：从中原山岳到北方天山
秦岭山脉是华夏文明腹地的高大山地之一。狭义上的秦岭仅仅指代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的高大山脉。如果我们从更广大的视域来看，就会发现秦岭余脉实质上既向东“伸向”河南的伏牛山、熊耳山，与桐柏山、大别山若即若离，也向西在甘肃境内与汉水、嘉陵江上游的群山相接，进而与青藏高原遥遥相望，是一个名副其实界分南北的高山。五岳中的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前南岳（潜山），五镇中的西镇吴山，其实都是大秦岭的余脉。河南平顶山市（伏牛山余脉平顶山）、鲁山县（伏牛山余脉鲁山），陕西山阳县（秦岭之阳坡），本质上都是受到秦岭向东延伸余脉山峰名在历史上与行政区划名的长期互相影响而形成的地名。
在秦岭主脉的周边，自然也有不少“以山为名”的地名，它们大多都是秦岭余脉名称的直接反映。除了华嵩二岳外，还有以太白山为名的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以武功山为名的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以陈仓山为名的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太白、武功、陈仓，在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河南岸依次分布，正是秦岭这一系列高山对于八百里秦川最为直观且深刻的“景观影响”。
自宝鸡向西北前进，顺着千河（汧水）古道而上，河谷的西侧便是陇山（今六盘山南段），东侧则是岐山。“陇”通“垄”，“岐”通“崎”，陇山如同田垄一般屹立于秦川之上，岐山则崎岖不堪，“田垄”与“崎岖”均是古人对于山形地貌的常见概括。不过由于关中平原之于华夏文明的重要性，以及西周王朝崛起时“凤鸣岐山”的文化影响力，这才把陇山、岐山专门用在了关中西部。如今的陕西省陇县、岐山县便是对其境内陇山、岐山的“文化投射”。自陇山继续北上，便是道教名山——崆峒山，平凉市的崆峒区便因此而得名。崆峒之名，可能与此山洞穴较多有关。自崆峒山进一步北进，就会进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界，在自治区的西部，有一座南北向分布的贺兰山，与宁夏北部的黄河平行，这里的贺兰山很可能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此的游牧族群贺兰部曾在此驻牧，山下的贺兰县，也便因此得名。匈奴鲜卑人口中的“贺兰”，后来演变为蒙古语的“阿拉善”，意为“五彩斑斓之地”。
越过陇山、崆峒山、六盘山、贺兰山所形成的断断续续的地理界限，便是古代的“陇西”或“陇右”地区。如今的陇西县距离严格意义上的陇山山脉已有将近150千米的距离，这是因为历史上的陇西郡郡治就在今陇西县及其周边，一度囊括今日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洮河流域以及西汉水上游谷地，把整个黄河与陇山之间都纳入了治下。然而地跨三个流域，自然难以实现有效治理，这就使得秦汉以后的“陇西”逐渐缩水，而且郡级政区本身也大幅贬值，这才导致今日之陇西县形成一个并不与陇山相邻的状态。古“陇西”的南界大致由岷山与今日之“川西”界分。岷山是青藏高原东缘群山与秦岭、大巴山诸脉交汇处的一座大山，在岷山北部，洮河岸边的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便是因“岷山”而得名。自岷县东进，陇南市的宕昌县、徽县，也是因为境内的宕昌山、徽山而得名。岷县、宕昌县、徽县的群山，正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姜维北伐与邓艾、钟会灭蜀的主要军事行动区域，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巴氐流民南下建立成汉、氐人杨氏建立仇池国的氐人活动区。群山并未挡住周边的族群，看似处于华夏腹心与青藏高原双重边缘的陇南川西山区，其实也是周边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汉水流域、关中平原、陇西山地相互交流的交通中心。而这个“交通中心”的文化就是大山里的“羌文化”，岷、宕昌与徽，很可能都是来自古代羌语的音译。
自陇西西进，抵达黄河岸边，便是如今甘肃省省会兰州之所在了。兰州在汉魏南北朝时期古称“金城郡”，隋唐时期因其城南有座皋兰山而逐渐启用“兰州”之名。而皋兰山的得名，最初很有可能来自西汉军队到来之前的羌人或匈奴人，很可能就是“河”的意思。如今的蒙古语依旧把河流称为“郭勒”，便很有可能是对羌人或匈奴人的继承。所以，皋兰山本义或许就是“河流旁的大山”，入汉以后，被附会上了高岗、山岚、兰草之含义，这一现象在兰州及其以西的整个西北地区其实都很常见。如果我们自兰州溯黄河而上，又能在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的地方，见到一个名唤“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地方，它的得名便是源自祁连山的东南余脉——积石山，积石山及其所属祁连山脉，也构成了接下来青海省与甘肃省长达1000千米的天然界山。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越过黄河，来到在祁连山脚下自东南延伸向西北的河西走廊，就会在这个祁连山下的雪山融水绿洲走廊间看到大量用祁连山及其余脉命名的地名。“祁连”二字在古代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中，就是“天”的意思，它往往也被音译为“撑犁”“狄历”“敕勒”“腾格里”，所以祁连山如果意译过来，就是“天山”的含义，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群自古以来对于“天”的崇拜。而祁连山之所以一直被叫作祁连山，完全是因为汉武帝君臣的“强力认证”，这才把昆仑山、祁连山、天山三山的名号，从公元前2世纪末一直用到了今天。
祁连山处于甘肃省与青海省之间，山脉深处属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便是直接以祁连山为名，因为它恰好处于青海北出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脉深处。张骞与隋炀帝当年进入河西走廊，便是通过如今的祁连县地界，抵达扁都口，直接进入张掖地区的民乐与山丹两县地界的。山丹县，本名删丹，因其境内有座删丹山而得名删丹，王莽时期方才改名山丹。河西走廊地区的低海拔高山也多呈现丹霞地貌中的丹朱色，所以更名“山丹”倒也算是对当地地貌的一个如实反映。至于“删丹山”之本义，很有可能也是北方游牧族群语言词汇在汉代的音译，或许就是蒙古语里的萨日朗，一种火红的百合花，也被称为“山丹花”。
我们继续西进，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这个绝大多数地名均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或汉代绿洲古国的省级政区，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直接用汉语山名命名的政区。比如乌鲁木齐市的天山区，作为自治区党、政、军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所在地，天山区无疑是现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天山”本身既是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对于新疆中部高大山系天山的称呼，更是匈奴以来各大草原游牧族群进行“天山”崇拜的自然对象。从斯基泰人、匈奴人到鲜卑人、突厥人，再到回鹘人、蒙古人，在草原上笼盖四野的“长生天”，无疑是一个超越一切自然地貌的客观存在，而那些能够“峻极于天”的高大山系，自然会被视为是接近天神的存在。处于东西草原丝绸之路正中间的天山，往东是孕育着东亚北部游牧族群的蒙古大草原，往西是孕育着欧亚内陆游牧族群的欧亚大草原，自然会成为“天山”信仰的中心。
▲武夷山国家公园。（图片来源：中新社）
风景名胜区：山岳崇拜的现代回响
如果说，天地崇拜、圣贤加持、仙山追求是助推山岳名号在历史时期便逐渐成为地名并影响至今日的区县级以上的三大历史动力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旅游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刺激，则为一些从未在历史时期从山岳名号变成县市地名的山岳提供了一大良机。而这一部分地名变动，也是近30年来地名变动的一大缘由。
处于东南地区的武夷山、黄山、庐山、井冈山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武夷山县级市原为崇安县，是北宋淳化五年（994）沿用至1989年的千年老县名。黄山地级市的历史名称主要为新安郡、歙州、徽州府，1986年至1988年的区划调整中才逐渐设置黄山县级市与黄山地级市，取代了原本的徽州。庐山山区原属周边的九江县、星子县，庐山管理局、庐山区、庐山县级市先后设立，就是为专门管理庐山所进行的不同时期的尝试。井冈山县级市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其红色圣地的地位而逐渐取代原本的宁冈县，成为如今之规模的。除却行政管理的因素外，旅游市场的勃兴、名胜文化的传扬，无疑是上述四地“以山为名”的主要动力。
另外，在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省会城市或重要城市，因为市辖区的设置需要，而必须在原有地级市名外另选一名作为“区名”，从而在区县级、地市级之间，形成显著区别，避免混淆，城市古称、山川名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其中，选择山川名胜作为新设区区名的案例，除了本地名胜背后丰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个因素外，无疑都有运用旅游经济之思维选取地名的潜在动力。比如天水市麦积区（麦积山石窟的佛教艺术）、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岳麓书院的文化意义）、黄石市西塞山区（著名诗篇“西塞山前白鹭飞”）、合肥市蜀山区（大蜀山）、滁州市琅琊区（琅琊山上有欧阳修的醉翁亭）、无锡市惠山区（惠山上的惠山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徐州市泉山区（泉山公园）等。利用佛教艺术、儒家文化、升仙文化与诗歌典故为地方命名，使得当地得以闻名周边，甚至驰名天下，无疑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相结合的生动写照。
在山岳地名方面，我们也会经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奇妙过程。或者说，“因山为名”只是一个稍显粗大的线索，能让我们依托地理形貌，一窥大量地名之来历，明晰人文与地理的交互作用。在这个探究过程中，一个地名究竟是不是完全来自山岳，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因山为名的山岳地名更像是一个媒介，一个能够让我们发现人文与自然不断互动影响的绝佳媒介。（完）（文章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寒鲲
责任编辑：陶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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