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彻，其名在《史记》、《汉书》中因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名被改成蒯通，在此我且就恢复他的正身。蒯彻祖籍、生卒不详，在史书中属于空降一类，大约是秦末楚汉相争关键时节，突然闪现。并且以辩士的头衔出没于刘邦大将韩信大帐，他是一位极其擅长谋略之人，甚或有人将其埒于苏秦、张仪、公孙衍之徒，倘若孟子、扬子多活几百年蒯彻也得遭遇恶评。不想凭借其在韩信大帐里和韩信半小时的聊天记录，却让史家为其列传，并受到司马迁和班固等一些史学家的肯定和褒扬。
诚然，不可否认蒯彻还有另外两件功劳，拯救范阳令徐公，和害死刘邦派往齐国的密使郦食其。这里，我们只看一件：劝韩信三分天下。
原文: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欲说信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信曰：“何谓也？”通因请间，曰：“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飘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汉王将数十万众，距巩、雒、岨山河，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还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荥阳，乘利席胜，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三年于此矣。锐气挫于险塞，粮食尽于内藏，百姓罢极，无所归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贤圣，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之时，两主县命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心腹，堕肝胆，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天下孰敢不听！足下按齐国之故，有淮、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图之。”《汉书·蒯通传》
这段话把当时楚汉相争的天时、地利情况分析的极为透彻，可以看出蒯彻不是意外出现在韩信大帐里的，一定早有预谋的，他的理想远远不是只当个辩士，军师。
当此之时，韩信听后一脸蒙圈他的反应是：信曰：“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
蒯彻并没有因此放弃：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与为刎颈之交，及争张黡、陈释之事，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借兵东下，战于鄗北，成安君死于泜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灭亡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释之事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足下，过矣。大夫种存亡越，伯句践，立功名而身死。语曰：‘野禽殚，走犬亨；敌国破，谋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则不过张王与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则不过大夫种。此二者，宜足以观矣。
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下井陉，诛成安君之罪，以令于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遂斩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略不出出者也。今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为足下危之。”
信曰：“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韩信这次犹豫了，没有像之前井陉被水陈军、风卷燕赵、横扫齐楚的绝决，也没有之前对李左车、蒯彻完全信任。
蒯彻最终摇摇头，撂下一句狠话“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然后佯装疯癫而去。
从蒯彻的谋划看，这一个经过精心考虑的计划，他不仅透彻分析了楚国当时的难处，也看准了汉王绝望。把握了战争中的关键：时机。楚汉两军兵困京、索之间三年，人疲马乏，智勇俱困，功败垂成悬于一发。没有任何一方能腾出手来对付韩信，也没有一方敢对付韩信。
如果韩信接受了蒯彻的建议，凭借当时人口、钱粮富足的齐、鲁、燕、赵之地，他将是三分天下中最具实力的一方，即使不主动出击，他可以堂而皇之的做他的齐王，不用看任何人脸色，这会将史书中的三国演义年代提前至少400年吧。若一不小心做到了卞庄子的效果，那么史书将会把此次对话上升至国史，记录于《齐史》中，我们欣赏的可能会是齐帝韩信和齐相蒯彻的对话了。
对于韩信来说这是绝对是老天给他翻身做主人的机会，是天上掉下的肥肉。但，对蒯彻来说，他精心的计策里忽略了对人物性格的分析。
从韩信早年受胯下之辱、蹭饭于漂母到后来弃项羽投刘邦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个性是满足于做良弓、做猎犬而非人主。
蒯彻，一个从天而降的小人物，差一点改变了历史，带来了天意却忽视了人性。
由此看出，凡事在人不在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