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出版人杂志
作者：杨帆
在自称或被称为“作家”的人之中，张嘉佳绝对属于比较坦诚的那一类，他可以告诉你他的版税收入、工作量、日程表，甚至他在手游“王者荣耀”里的段位；
但也有他说不清楚的事情，比如张嘉佳如何成为张嘉佳，一个千万册超级畅销书的缔造者，中国出版市场近八年无可动摇的单品之王。
2013年，张嘉佳终于被文艺之神缪斯垂青，与之一并光顾的，还有迈达斯那只点石成金的手。
这年十一月，他的短篇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市，在这之前，张嘉佳也出过书，最高的销量是八千册，尽管对自己的新作有信心，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全世界》出版之际，张嘉佳在微博立Flag：能卖过40万册，我就裸奔。结果新书上架即断货，发现形势“不对劲”的他赶紧删掉了那条“裸奔”的微博：“知道大家会喜欢，但卖到失控确实始料未及。”
同样失控的还有张嘉佳的人生：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写作者，大学几年留下的文字，写在纸上的，发表在网上的，林林总总，虽然小有才名，但更像一块璞玉，在颠沛流离间自娱自乐。
而在《全世界》洛阳纸贵，卖出上千万册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国家最炙手可热的作者，其话题性堪比今天的流量明星——当他现身书店签售，蜂拥而至的粉丝可以让交通堵塞，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甚至给他24小时贴身跟拍的“待遇”。
从落魄文青到舆论焦点，张嘉佳小心翼翼地适应着自己的新角色。他从不拒绝各种活动读者签名、合影的要求，还学会了寻找角度，把自己轮廓没有那么精致的脸拍得尽量让读者满意；
他也会和人争论，在各种场合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当初给《全世界》打9.1分的是你们，现在书卖得好，你们反而又瞧不入眼了，哪有这样的道理？
而命运的幽默之处在于，在他最努力、也最需要成功，倚马万言下笔如风的时候，成功并没有及时光顾，而在他步入中年，即将变得油盐不进、八风不动的当口，出版界又把他捧成了本世纪最卖座的畅销书作家。
他从此变得很拧巴，也变得很忙，终日觥筹交错，独独没有时间写书。
作为张嘉佳背后出版人，也是中国书业首屈一指的畅销书推手，中南博集天卷总经理黄隽青对此不无忧虑。
在其漫长的出版生涯中，黄隽青经手过唐家三少、大冰、郭敬明、桐华、唐七公子等数代超级畅销书作者的作品，因此他也深知张嘉佳的与众不同：尽管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个人从头到尾都与商业背道而驰。
黄隽青不担心张嘉佳的定力，却也疑心他的创作就此画上句点——在《全世界》问世后，整整五年时间，张嘉佳都没有再写小说。
而流量的时代本就残酷，千万销量很快也会变成过眼云烟，对于接棒流行文化消费主力的00后而言，张嘉佳三个字就是微博时代的古董。
“张嘉佳居然还活着吗？”有小读者问，仿佛这个名字是从文学史课本里走出来的一样。
五年太久，已经足以让《全世界》成为绝唱，当余温散去，读者还等不等得起这位天才？
因此当2018年，张嘉佳把自己的新长篇带到编辑部时，黄隽青的心情也格外复杂。这本名为《云边有个小卖部》的新作和张嘉佳此前的作品相比，尽管笔下的灵气更胜，但体例已全然不似过往，文本中的紧张感被温情取代，节奏缓慢得全然不像这个快餐时代的产品。
经过了五年的沉寂，读者的结构和习惯也同样发生了变化，这部赛道迥然不同的《小卖部》能否复制《全世界》的成功？张嘉佳和黄隽青心里都不太有底。
“赌一把，大不了从头再来。”张嘉佳说。
而这一次，他又赌赢了。
上市三年时间，《小卖部》的销量逐日攀升，并在2020年霸占文学类销售榜一年之久。
许多学校把它和《红岩》、《红星照耀中国》放在一起，作为新时代的课外必读经典。流行文化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只是相较《全世界》的激烈，这次《小卖部》的红更加温润、柔和。
“至少现在做什么，不会再有狗仔来拍了。”
体验过全民偶像的味道，也因为心脏不好进过手术室，有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直接体验之后，张嘉佳也在变得温和。
同时代的作家，无论成名早晚，都习惯以青春靓丽的形象示人，在张嘉佳这里则不然，尽管刚过四十，但就像他那一头灰白交加的头发一样（早就全白了，黑的是染的——张语），作家正在平静地面对创作、声誉乃至生老病死。
他审慎地保全、有节制地使用着自己的才能，时至今日也没学会职业作家的工作习惯；相较于早年那些带着浓烈逆反色彩的格言金句，如今的他更愿用一句“去球”表达自己的生命态度——去球，去球吧。
《小卖部》上市三年里，张嘉佳又回到了之前的节奏，直到最近才拿起笔。每天早上九点，他来到自己的工作室，玩会“王者荣耀”，写上几百到一千字——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接近百米冲刺的速度了——这样又过了小半年，一本书稿又交到了黄隽青手里。
《全世界》谈的是壮烈的爱情，《小卖部》则是醇厚的亲情，这一次的主题更加沉重，它关乎生死，又不仅仅是生死。
张嘉佳说，这是他最特别的一本书，里面有他生命中所有的病与药。
白天的张嘉佳云淡风轻，可以满足读者对一个成功作家的一切幻想，但在这本名为《天堂旅行团》的新书中，夜晚的张嘉佳得以为人所见。
这是一个焦虑症抑郁症惊恐怔三症并发的心脏病患者：焦虑症发作的时候，浑身蚂蚁在爬，砸墙，捏着拳头敲自己的脑袋。
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满脑子幻觉，哭，发抖。惊恐怔发作的时候，就是体验一次猝死的经过。
从未想过，会在如此绝望的情绪中，写完一本书。张嘉佳在后记里写道。
而市场也再一次给出了热烈的回应：8月12日，《天堂旅行团》的预售直播在开播一瞬间就涌入了近3万人，2个小时卖出7.6万本，销售额287万元，“张嘉佳新书终于出了”也藉此冲上当日抖音全站热榜第10位。
预售当日，《天堂旅行团》全网累计销量突破20万册。黄隽青一直悬着的心总算又能放下来了。
就在新书付梓前不久，在张嘉佳的工作室里，我们和前来探班的黄隽青撞了个满怀。
这本新书是公司一级保密事项，交稿之前就连黄隽青也只看到过提纲，正是因为这本书承载了作家生命太多无法承受的轻与重，张嘉佳也拒绝了过多的剧透，他更希望把作品交给读者去判断，而不是先经过媒体的评说。
当全国最卖座的作家和最顶级的爆款推手坐在一起，最终聊天的话题也回到了畅销书本身：如何看待《小卖部》的意外翻红与绵长“后劲”？畅销书是否可以实现工业化的稳定生产？
相较三年前前途未卜的焦虑，这次编辑和作家双方都学会了以一种更坦率的心态去面对一部作品：爆款或许有规律，但有些才能和苦心会凌驾于规律之上。畅销书究竟是不是薛定谔的猫？
生命会给出答案，这是只有张嘉佳才能做到的事。
《出版人》：在《天堂旅行团》之前，你一共有六部作品付梓出版，当然未正式出版的文字就更多了，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有那么一部作品、一个时间点让你觉得自己的写作达到了一个成熟的状态？
张嘉佳：我就没有成熟过，因为我写东西没有那种沉重的社会责任感，通常来说，我还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够保持一种原始的、有生命力的状态。你所谓的成熟，我想应该是就文学技巧而言的，它可能体现在一个作者在写作风格上面的定型。我觉得我没有定型，过去没有，未来可能也不会有，我的每次创作都有蛮大的改变，在写《云边有个小卖部》的时候，我的出版人吐槽，说我又在换赛道。我倒觉得这不是换赛道，而是你在什么时候想写什么样的内容决定的。与其他同行相比，我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优势的地方在于，我不用考虑太多，不用刻意地去迎合，因为我固定读者还比较多，我就可以任性一点，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可能以后读者也会越来越少，但是我对生活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要靠写作发大财，这件事不在我考虑的范畴内。
《出版人》：当一个作家前面冠上“畅销书”三个字，他的创作和生活是否会因此发生改变？
张嘉佳：这些年写书、出书，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社会给你的标签，你自己是无法抗拒的。这个标签未必是准确的，甚至标签自己也会变。比如《全世界》上市前，我的微博粉丝只有几十万，完全达不到“网红”的标准，所以当书大卖的时候，当时的报道把它称作传统文学对网络文学的一次逆袭，其实是把我归类到传统文学的这一边了。可后来人们看到我的微博有了一千万粉丝，于是就推翻了之前的结论，他们说是因为我有微博、有流量，我的书才能卖这么多。殊不知我微博的粉丝数都是一本本图书的销售带来的。无论是我的同行，还是出版行业本身，都拒绝承认这个逻辑，并把他们总结出的逻辑付诸实践——当他们再选择作者的时候，都是先看微博的粉丝数，再决定出不出他的书。
这个被总结出的逻辑可能更符合商业本身，但它和我遇到的实际情况是完全相反的。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评论对《全世界》中这些短篇的文学性和文艺性都予以了肯定，但当作品自身的属性发生变化，变成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围绕在作品周围的声音也变了。打个比方，“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古诗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诗词的意境上看，都是上上之选，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它俗不可耐？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都在用，用到大家已经不屑于用它了，这样一句诗就从雅落入了俗。
《出版人》：抛开销量不谈，单看三五年出一本书这点，似乎和流行文化的工业属性格格不入。你的编辑、出版商允许一个工业时代的畅销书作者以农业化的节奏生产吗？
张嘉佳：工业化是这个行业的支柱，而文学性是这个行业本身。出版的精神属性决定了，无论它如何改革、变化，它的灵魂永远是非工业的，当然这个行业需要一些工业化创造的东西来支撑，怎么权衡，那就是隽青的事情了，与我无关。
黄隽青：我始终觉得嘉佳是个真诚而可爱的人，而他真诚就真诚在、可爱就可爱在他不会强迫自己。《全世界》成功以后，他身边所有人每天都在催他赶快写续作，尤其是我，已经到了威胁的地步。我的理由也很简单，你现在正处于你的巅峰期，如果你不写，你所塑造的样本形式很快就会被别人代替。而从张嘉佳的角度来看，别人以为他有钱，实际上他负债一大堆，因为他乱投钱乱花钱——他对钱没有概念。那么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来说，或者按照普遍的生意逻辑来说，他都应该抓住他最红的阶段进行高效的产出，复制自己已有的成功。但张嘉佳并不这么想，他的写作是从心灵出发的，这样的写作也是无法复制的。
张嘉佳：我没有像隽青要求的那样写作，受损失的不是我，而是博集，甚至是整个中国出版业——这是玩笑。你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中国都在读金庸、琼瑶，他们的产量和写作水平都摆在那，是那个时代的现象级作家。如果我每两年写一本书，可能我的销量或者影响力也能触及这些前辈的高度，但我做不到。职业写作对我来说是过不去的一道坎。当然我也尝试过每天八点起床，跑步，然后固定写3000字，但是最后以惨败收场。
《出版人》：这种工作节奏你在什么时候，尝试过多久？
张嘉佳：那是写《云边》的时候，隽青他们催得急，这样写了一个礼拜。那段日子实在谈不上美好，把这本书写完之后，连续好几个星期，看到电脑就想吐。我不希望自己在生产，我本来就是一个讨厌劳动的人，写作变成生产，我估计我就会讨厌写作这件事。我想如果我还把写作视作我的工作的话，我就应该有自己习惯的工作节奏，如果自己实在做不到，那就去球吧，不行就是不行。去球。
《出版人》：你现在的工作的节奏是怎么样的？
张嘉佳：每天也不太一样，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表，我觉得这样既挺好也挺可悲的。我是一个40岁的人了，在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40岁就是半截入土了。而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某种程度上特别像一个大学生，一是缺乏规划，二是也没有某种生活的使命感。这就导致本人在很多时候特别无知，特别任性。这其实都是一个人在他的年轻时代，在没有被社会赋予太多东西时所有用的特权。一把年纪了，头发都白了，黑色的部分是染的，还这么无知、任性，这让我觉得挺可悲的，但幸好我也无所谓。
黄隽青：为这样的作者服务，作为出版商我们真的特别累。因为他完全没有计划。但在张嘉佳身上，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大家都不讨厌他的这点，甚至习惯了还会有些喜欢。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超出了生意范畴的交流也难能可贵，哪怕在张嘉佳身上我们赚不到钱，我们也愿意进行这种丰富的交流，当然张嘉佳也让我们赚到钱了——因为他带来的每部作品，都能让人感到惊奇。
《出版人》：接连两本书都卖得很好，嘉佳是否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畅销书之神垂青的天才？只要是你的作品，不论隔多久，本本都能大卖。
张嘉佳：我从没这么想，真的，我始终觉得，我的书对于博集而言就是薛定谔的猫，没有打开盒子，谁也不知道它是生是死。
黄隽青：因为《全世界》的成功确实很难很难复制。我也和我们的编辑说，如果《小卖部》失败了，可能我们在中国文坛上就看不到张嘉佳了。《全世界》是那样一个高峰，如果后面的作品卖不出去，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笔生意失败了，我们还可以做别的生意，但对嘉佳来说，这就不仅仅是生意了。他会不会觉得读者、社会抛弃了他？他本来就是一个懒散的人，本来就没有动力去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他为什么还会去做这件事呢？我是这么想的。
《出版人》：嘉佳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焦虑？
张嘉佳：抛弃就抛弃吧。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一种流行文化，如果三年之内没有出续集，不能继续在这个市场上面抢占基本盘，就一定会换代。从《全世界》到《小卖部》隔了整整五年，所以后者的基本盘远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牢固。它和《全世界》也完全不一样，《全世界》那会太爆了，整个社会都在讨论，无论你觉得它好还是不好，你总得买来看看。《小卖部》卖得也好，但它是一本畅销书正常的好，不像《全世界》那样变成了一个社会性话题。这是我希望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不希望自己变成话题。
《出版人》：嘉佳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创作者？
张嘉佳：我没有觉得自己幸运。我刚开始写作的十年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状态，写了两本书，每本销量只有8000多册，收入几乎没有，生活状态也是很辛苦的，也有抑郁症，每天拿药当零食吃。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才能让我在30岁之后写出《全世界》这样的书，这都是生活赋予我的。很多人说《全世界》矫情，但我在那段时间情感的激烈程度本就如此，所以它对我来讲一点都不矫情，我没必要背叛自己。
《出版人》：然而这一切也在《全世界》问世之后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张嘉佳：我始终觉得自己和商业是违背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接受采访，没在视频里露脸，原因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全世界》最火的那会儿，我在一家饭店吃饭，川菜，特别辣，吃到一半就想上厕所，从我站起来到走到洗手间，那条路我走了40分钟，全餐馆的人都认出我来了，每个人都要合影。我发现这样不行，如果全社会每个人都知道你，你的生活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如果一直生活在那个状态里，生活的烟火气是会拒绝你的。很多年少成名的作家都有这个问题，如果我第一本成功的时候只有20来岁，那我就不会有后来生活中的那些颠沛流离，而这才是赋予我作品灵魂的部分。文章憎命达是有它的道理的，我觉得这是颠覆不破的真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试图回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是我喜欢的生活状态。
当我在创作《小卖部》的时候，生活已经没有那么窘迫了，所以这部书也不像《全世界》那么激烈，但是我还是有自己悲伤的地方、痛苦的地方。我现在要写的新书也会有新的问题，它承载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市场认不认，但这就是这几年我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一只新的薛定谔的猫，又摆在隽青面前了。
《出版人》：最后还想请你再聊几句新书。
张嘉佳：新书名叫《天堂旅行团》，是我最特别的一本书，这里有我生命中所有的病与药。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和一群人如何从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走出来的故事，我相信它会带给很多人力量，因为它也带给我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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