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要明白，史料价值是什么？靠什么去衡量？比较的标准是什么？
简单而言，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比较：
- 史料是否翔实全面
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是有天然缺陷的。
二十四史，除去《资治通鉴》没有记载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其他19部史书大概有3000万字。而《资治通鉴》仅有区区300万字，仅有24史的十分之一。
有人会问，字数有那么重要吗？当然。
司马光根据自身需要，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这样做当然有的时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原始资料可能过于繁杂，来源存疑，甚至彼此矛盾，互相冲突。所以去芜存精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这里不讨论司马光对史料的取舍是否得当，但这样大幅度的删改，必然导致大量原始史料的丢失。
我们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删改对史书造成的影响。
对二十四史稍有了解的都知道，二十四史并不对应二十四个朝代。有多部史书是重复的。
南北朝既有《魏书》、《周书》、《北齐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还有《南史》、《北史》两部通史；
唐书同样有两部，《旧唐书》、《新唐书》；
五代史也有两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这又是为何呢？别急，往下看。
《旧唐书》为五代后晋时刘昫张昭远等编纂，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于是下令重修，于是在宋祁、欧阳修两位大儒的主持下，历经17年，《新唐书》修成。
由于宋祁欧阳修在宋代的赫赫文名，《新唐书》修成之后，《旧唐书》被废弃。
但后人发现《旧唐书》虽然编纂时存在时间仓促，体例杂乱的毛病，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
我们知道，后晋本身就是个短命王朝，936~947年，一共只存在了11年，而且这短短的11年，一多半时间还在打仗，主持修史的赵莹、刘昫又都是宰相，本身就忙的不可开交，在这种局面下，修史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为了成书，编纂者不得不大量摘抄原始史料，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甄别筛选相关资料。这种做法自然使得《旧唐书》存在大量的错漏。
但正因为如此，《旧唐书》也就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比如诏书、奏折、文章等等。这些宋祁欧阳修们认为啰嗦无用有碍世道人心的原始资料，却让后人如获至宝。
因为这样的原始资料未经删改，结合后世的考古等等，更有利于复原历史的原貌。
所以后人就新旧唐书并行。所以你说谁的史料价值更大？无法比较。新旧唐书都是优秀史书的代表。
新旧五代史、南史北史与南北朝的断代史之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有优势，也都有自己的缺陷。既然如此，无分轩轾，干脆就相互印证，都列入正史。
再比如，元代修的《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由于修纂时，元朝已经岌岌可危，时间又短，仅有两年左右时间，而宋史又是中国断代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将近500万字，所以元丞相脱脱也顾不得删改提炼，各种原始资料一股脑塞了进去。
所以后人看宋史常有体例不一，前后矛盾等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宋史也是史料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史书。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 史料是否可信
有些朋友会问，修史书似乎也没什么难的，不就是抄抄抄吗？我也会。
有那么简单吗？真不是。
对于三国，许多人只知道三国演义，有部分人知道《三国志》。但你知道关于三国的史书有多少么？
据不完全统计，计有《三国志》、《后汉书》、《三国会要》、《汉晋春秋》、《华阳国志》、《魏略》、《九州春秋》、《晋阳秋》、《三国志集解》等二十余种。
太史公以《史记》留名千古，后世文人谁不想依样画葫芦？
但为什么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流传了下来？因为陈寿的史实最值得推敲，最重要的是，裴松之的注极大的增强了《三国志》的影响力。
裴松之是东晋到南朝宋之间的著名史学家。他的注是三国志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
据史书记载，为了注释《三国志》，裴松之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据沈家本统计：
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注释比陈寿原文多出三倍。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
严谨的治史态度，使得三国志的可信度大幅度提高。
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是不遑多让的。后人对司马光可能有一些诟病，但治学治史的态度，司马光是无可指责的。
据说司马光纂写《资治通鉴》参考的史书多达300余种，前后耗费将近20年。这部书是一部心血之作，司马光没有给他祖宗太史公丢脸。
所以，编史书光抄是不行的，最主要的就是史料的筛选、订正、组合，得让史料经得起验证，逻辑上说得通。而这需要严谨的治史治学态度。
总体而言，列入二十四史的史书都符合这个条件，但受限于史家自身的条件，不同史家接触的史料是不同的，能力也有高下之分，二十四史本身也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而司马光作为大文豪，又做过宰相，接触的史料自然非常全面。所以在这一点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有先天优势的。与二十四史相比，《资治通鉴》比其中大部分要强，属于史书中的上成之作。
- 史家是否客观
这点非常重要。这一点上最为人诟病的是《魏书》的作者魏收。
魏收有大才，但其所著《魏书》，后人褒贬不一，虽入二十四史，但有秽史之称。
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时论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馀人
死后魏收甚至被掘坟鞭尸。
司马光当然不至如此。他虽迂腐，但为人还是很正直的。但不代表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无可指摘。
比如，司马光为了将《资治通鉴》变成一本标准的帝王教科书，还有篡改史实的毛病。典型的如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是真正的忏悔。但这几句只有资治通鉴有记载，很多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司马光之所以从一本迄今已经不再流传的野史中摘录这几句，是因为他希望他的皇帝也要勇于承认错误。所以即使众多史书都没有采用这段记载，司马光却将其加入了他的版本的《轮台罪己诏》中。
用这几条标准一套，某部史书的价值几何，就昭然若揭了。
总体而言，《资治通鉴》是一部优秀的史书，尤其是在断代史为主流的情况下，这样一部通史更是难能可贵。与断代史的纪、传、表、志体例相比，史料相对分散；《资治通鉴》这种通史更便于了解事实全貌。但删减过多，更需要二十四史加以补充。
两者各有各的价值，是不可偏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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