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存在相异的史源与不同的视角,才使三国人物魅力倍增,也使这段短暂的历史至今仍具生命力。
三国史影响甚广,相关人物事迹深入人心。概而论之,无论是否对魏晋史感兴趣,大多数中国人总归是听说过桃园结义、火烧赤壁、诸葛借风等诸多故事。
不过今日所见的三国人物形象,其实与人物的原始形象已经出现偏差。形象失真这一问题,并非始自《三国演义》成书的元明之际,而是在三国时代便已经开始。
魏晋之际,除《三国志》之外尚存在其他史料,诸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曜《吴书》等等。
陈寿著史时主要取材于上述材料,因此《志》中的诸多传主事迹,实乃杂糅各方史料所成。
这便造成同一人物在不同卷中的相异称谓,比如曹操在《魏书》中被尊称为太祖,在《吴书》则被蔑称为老贼。
(天子)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指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魏书 武帝纪》
(孙)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吴书 周瑜传》
当然,无论是“太祖”还是“老贼”,都不是曹操的真实形象,只是他在不同叙事立场下的不同称谓。刘备、孙权同理。
陈寿编撰《三国志》时,既然受到三国旧史的观念影响,那么今日所见的三国人物记载,便必然混入了魏、蜀、吴三方的价值观。本文想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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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群雄传》及其存在意义开国群雄传,也被称作“驱除传”,取义“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其目的在于借前代的末世群雄,衬托新朝的创业之主。
驱除者,一代之所因所胜也。凡断代史书,列所因所胜,皆在列传之首。--《三国志知意》
举例而论,项羽是刘邦的驱除,隗嚣、公孙述是刘秀的驱除,董卓、袁绍是曹操的驱除。
由于群雄与新朝的开国之主在身份上互不统属,因此往往被置于国史之中的显要位置。
《魏书》中的驱除传(《董二袁刘传》)被放在《后妃传》之后,《诸夏侯曹传》之前。
《吴书》中的驱除传(《刘繇太史慈士燮传》)被放在了《妃嫔传》之前,比《魏书》更进一步。
《蜀书》则干脆把驱除传(《刘二牧传》)放在了《先主传》之前,相当于承认刘焉、刘璋是益州政权的奠基者;侧面佐证了“群雄”角色的重要地位。
二牧(指刘焉、刘璋)不从董、袁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指刘备)于割据也。--《义门读书记》
《刘二牧传》列于《蜀志》之首
由于《开国群雄传》是构建王朝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因此魏晋之世的诸多史书,均设有专门列传记载前代诸侯。
按学者徐冲考证,包括陈寿《三国志》在内,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均设有开国群雄传。直到五代修《旧唐书》,仍为隋末群雄立传,可见这种传统的深远影响。
注:见徐冲《三国至南朝前期“开国群雄传”的存在》。
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即陈寿之前的旧版三国史,是否为汉末群雄立传呢?
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王沈《魏书》、鱼豢《魏略》还是韦曜《吴书》,均设置了汉末群雄传。
虽然上述诸书今日仅剩残本,但从辑录史料仍能大致还原它们昔日的面貌。
举例而论,王沈《魏书》中详细记载了刘备出任平原相时期的事迹,称他“外御寇难,内丰财施”,甚至还记载了刘备遭遇行刺的事情。
刘平结客刺(刘)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王沈《魏书》
鱼豢《典略》则记载了更早时期,刘备参与讨伐张纯时的事迹,甚至连刘备“中创阳死”这种细节都没有放过。
青州被诏,遣从事将兵讨(张)纯,过平原,子平荐(刘)备于从事,遂与相随,遇贼于野,备中创阳死(即装死),贼去后,故人以车载之,得免。--《典略》
这种以刘备为叙事核心,记录其早期事迹的史料,很明显不是源自其他人物的附传,而代表刘备单有列传。
类似的情况还有关羽、诸葛亮等人,他们的早期事迹亦零散见于王沈《魏书》、鱼豢《典略》、《魏略》当中。
比如对诸葛亮觐见刘备的始末,魏人与蜀人便有不同记载。《蜀书》称刘备三顾茅庐,《魏略》则称诸葛亮主动出山。
由是先主遂诣(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蜀书 诸葛亮传》
刘备屯于樊城……(诸葛)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魏略》
刘备君臣相见的过程并非重点;重点是陈寿之前的魏朝史家,在本朝国史之外,确实曾为汉末群雄立传。
韦曜《吴书》记载的群雄范围更加广泛。
从可见史料看,韦氏《吴书》不仅为曹操、刘备立传,甚至还为董卓、袁术立传。其中关于董卓与袁术的许多史料,后来均被范晔采信,编入了《后汉书》。比如袁术“求蜜不获,呕血身死”的记载,史源便来自韦曜《吴书》。
时盛暑,(袁术)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死。--韦曜《吴书》
六月,(袁术)至江亭。坐篑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后汉书 袁术传》
袁术求蜜不获,呕血身死
从《鲁肃传》的相关记载中,甚至可以推测出韦曜《吴书》应该还有为关羽立传,且吴国人把关羽视作半独立的诸侯,而不仅仅是刘备的附庸。
子敬(指鲁肃)答孤(指孙权)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不足忌。--《吴书 吕蒙传》
除韦曜之外,还有佚名的吴人修撰的《曹瞒传》,其中记录了许多曹操的丑闻劣迹。不过抛开叙事立场的影响,《曹瞒传》中的许多史料,与《魏志》并不冲突,甚至还可以补其不足,也具备较高的史学价值。
蜀汉的情况相对特殊。先主、后主在位时并未组织修撰国史,这与魏、吴不同。
按陈寿所言,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属于仅有原始资料,但没有史书成品;因此《蜀书》的篇幅在《三国志》中所占比重最少,可供记述的人物亦有限。
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蜀书 后主传》
魏、吴政权既然存在旧有国史,它便造成一个有趣的结果。即刘备在《蜀书》中虽是君王身份,但在王沈《魏书》、韦曜《吴书》中却是群雄身份。曹操、孙权亦同理。
修撰帝王本纪需要加以避讳,但修撰群雄列传则可以秉笔直书。换言之,三国时代的创业君主,在不同政权的国史中一定存在相异记载。这也决定了陈寿“鸠合三国史”时,必然会受到不同立场的影响。
三国旧史与《三国志》的叙事构建既然陈寿修史时受到各方史料的影响;那《三国志》中的人物形象,其来源记载也便五花八门。
陈寿再为著作郎,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蜀、吴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华阳国志》
如果仔细阅读《三国志》,会发现许多人物构建的底层逻辑存在严重问题。
此处以刘备为例。
《蜀书 先主传》称刘备早年“织席贩履”,看似秉笔直书,其实是严重的修史忌讳。
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蜀书 先主传》
按两汉制度,“织席”属于百工,“贩履”属于商贾。照此记载,刘备的身份便近似于贱民。
因为两汉规定,“巫、医、百工、商贾”之外的子弟,才配称作“良家子”。彼时从事商贾行业,甚至被认为是自轻自贱的行为,比如王烈避难辽东时,便“为商贾自秽”。
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史记索隐》
(王)烈避地辽东,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后汉书 王烈传》
在此背景下,即使刘备真的有过织席贩履的过往,在蜀汉的官方资料中也一定会被抹去。那么陈寿是从何处得知刘备“织席贩履”呢?
答案就是鱼豢的《魏略》。《魏略》直呼刘备为“卖履舍儿”。
太祖在汉中,而刘备栖于山头,使刘封下挑战。太祖骂曰:“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魏略》
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
这里要简单谈一谈《魏略》与《典略》的问题。
两部史书均是由鱼豢所著,魏朝人物被划入《魏略》,汉朝人物则被划入《典略》。按照此条史料辑录的上下文推断,“卖履舍儿”应是源自《魏略》中的曹彰传。
太祖骂曰:“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乃召(曹)彰。--《魏略》
不难想象,刘备在鱼豢《典略》与王沈《魏书》中的个人列传,也必然涉及织席贩履之事。陈寿修撰《先主传》,无疑受此影响。
另外刘备的“大耳”记载,也很可能源自魏、吴史料。
东晋学者常璩修撰《华阳国志》时,曾称刘备为“大耳翁”,这种诨名明显蕴含了戏谑嘲弄的意味;更为重要的是,此条史料的上下文,说的是刘备在建安四年(199)在曹操麾下韬光养晦之事。
先主还沛廨,(曹)公使觇(即监视)之,见其方披葱,使厮人为之,不端,正举杖击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觉也。”--《华阳国志》
常璩所处的时代,距离汉末已有一段距离,其记载的事件(刘备披葱)又不见于《蜀书》,无疑另有来源。合理的解释,便是“大耳”亦来自同时代的魏、吴官修史,因此《先主传》中的“顾自见其耳”,很有可能也是源出一脉。
(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蜀书 先主传》
事实上无论是“织席贩履”还是“大耳长臂”,应该均属史实;但陈寿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禁忌一般的秘闻,恰恰在于他阅读了不同出处的史料,也因此兼听则明。
如果三国时代只有一种声音,一本史书,那刘备的形象必然会陷入“一元化”的误区。或者卑劣不堪,或者英明神武,绝不会出现今日所见的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
客观来说,“卑劣”确实是刘备早期的标签,他屡易其主,乃至被吕布集团鄙视为“反复难养之徒”;但“宽厚”也是刘备的个人标签,他能够偏霸西蜀,恰恰是因为知人善用。
诸将谓(吕)布曰:“(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王沈《魏书》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蜀书 先主传》赞语
传统观念中,很难把“卑劣”与“宽厚”两种截然相反的秉性联系到同一个人身上,但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是多元的,也恰恰是因为《三国志》能够博采众家,才塑造还原出许多性格丰满的英雄人物。
小结三国史之所以魅力无穷,播流千载,恰恰是因为它容纳了不同的声音。
这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因为《三国志》成书于西晋,所以除了“魏晋嬗代”的问题需要加以避讳,其他关于魏、蜀、吴的相关记载,忌讳则相对较少。
因此《周瑜传》可以骂曹操为“老贼”,《陆逊传》可以骂刘备为“猾虏”,《典略》可以骂孙权为“貉子”。不难想象,在魏、蜀、吴的当朝史书中,这种诽谤之语无疑是不可能存在的。
(陆)逊曰:“(刘)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吴书 陆逊传》
(关)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即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孙)权闻之,知其轻己。--《典略》
大一统的时代的史书,往往会陷入“一言堂”的弊端,比如开国之君永远是“隆准龙颜,姿貌雄毅”。刘邦如此,朱元璋亦然。
(朱元璋)姿貌雄杰……志意廓然,人莫能测。--《明史 太祖纪》
实际关于朱元璋的相貌问题,自明代肇始便出现相异记载。今日所见的明太祖“月牙脸”画像,至晚在明代中叶已经广为流传。
隆庆年间的工部尚书张翰,便称朱元璋在武英殿中的御容,与民间的奇异画像大相径庭。
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指月牙脸)大不类。--《松窗梦语》
明太祖的不同画像
至于刘邦的真实相貌,其实也颇有争议。学者辛德勇在《海昏侯刘贺》一书中,便认为刘贺(刘邦后代)的形貌过于猥琐,违背了遗传学的规律。
故(昌邑)王(刘贺)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汉书 昌邑王传》
皇帝既然掌握了天下最大的择偶权,累世优生优育,那么后代也理应继承良好基因(比如刘贺的祖母李夫人便是著名美女),按理不可能出现丑陋的子孙。
(李夫人)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即刘贺之父)。--《汉书 李夫人传》
(李)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汉书 李夫人传》
如果刘贺的相貌确实如史书所述,其先祖刘邦是否真的“隆准龙颜”便需要打个问号。隆准代表高鼻梁,龙颜则没有明确定义,或许它与朱元璋的“奇骨贯顶”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汉书 高帝纪》
比(朱元璋)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明史 太祖纪》
不同于大一统之世,《三国志》成书于乱世之末。陈寿、裴松之在著书、校补时可以充分比对不同立场的史料,也因此互文见义,留下了更接近真相的记载。
刘备“大耳无须,垂手下膝”,曹操“姿貌短小,轻佻简易”,孙权“方颐大口,长上短下”,人物形象极为生动,充满了烟火气息,远非千篇一律的“容貌奇杰,姿颜雄伟”可比。
先主无须,故(张)裕以此及之。--《蜀书 周群传-附传》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曹瞒传》
(魏)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魏氏春秋》
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指会稽太守孙权)。”--《献帝春秋》
王沈《魏书》、韦曜《吴书》、鱼豢《魏略》、《典略》等前朝旧史,虽然各自秉持了不同的修史立场,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多种视角的记载。陈寿去粗取精,裴松之兼采众家,最终描绘出一副生动活跃的历史画卷。
换言之,正是因为存在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同的史源,才使三国人物魅力倍增,也使这段区区百年的断代史,至今仍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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