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存在相异的史源与不同的视角，才使三国人物魅力倍增，也使这段短暂的历史至今仍具生命力。
三国史影响甚广，相关人物事迹深入人心。概而论之，无论是否对魏晋史感兴趣，大多数中国人总归是听说过桃园结义、火烧赤壁、诸葛借风等诸多故事。
不过今日所见的三国人物形象，其实与人物的原始形象已经出现偏差。形象失真这一问题，并非始自《三国演义》成书的元明之际，而是在三国时代便已经开始。
魏晋之际，除《三国志》之外尚存在其他史料，诸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曜《吴书》等等。
陈寿著史时主要取材于上述材料，因此《志》中的诸多传主事迹，实乃杂糅各方史料所成。
这便造成同一人物在不同卷中的相异称谓，比如曹操在《魏书》中被尊称为太祖，在《吴书》则被蔑称为老贼。
（天子）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指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魏书 武帝纪》
（孙）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吴书 周瑜传》
当然，无论是“太祖”还是“老贼”，都不是曹操的真实形象，只是他在不同叙事立场下的不同称谓。刘备、孙权同理。
陈寿编撰《三国志》时，既然受到三国旧史的观念影响，那么今日所见的三国人物记载，便必然混入了魏、蜀、吴三方的价值观。本文想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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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群雄传》及其存在意义开国群雄传，也被称作“驱除传”，取义“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其目的在于借前代的末世群雄，衬托新朝的创业之主。
驱除者，一代之所因所胜也。凡断代史书，列所因所胜，皆在列传之首。--《三国志知意》
举例而论，项羽是刘邦的驱除，隗嚣、公孙述是刘秀的驱除，董卓、袁绍是曹操的驱除。
由于群雄与新朝的开国之主在身份上互不统属，因此往往被置于国史之中的显要位置。
《魏书》中的驱除传（《董二袁刘传》）被放在《后妃传》之后，《诸夏侯曹传》之前。
《吴书》中的驱除传（《刘繇太史慈士燮传》）被放在了《妃嫔传》之前，比《魏书》更进一步。
《蜀书》则干脆把驱除传（《刘二牧传》）放在了《先主传》之前，相当于承认刘焉、刘璋是益州政权的奠基者；侧面佐证了“群雄”角色的重要地位。
二牧（指刘焉、刘璋）不从董、袁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指刘备）于割据也。--《义门读书记》
《刘二牧传》列于《蜀志》之首
由于《开国群雄传》是构建王朝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因此魏晋之世的诸多史书，均设有专门列传记载前代诸侯。
按学者徐冲考证，包括陈寿《三国志》在内，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均设有开国群雄传。直到五代修《旧唐书》，仍为隋末群雄立传，可见这种传统的深远影响。
注：见徐冲《三国至南朝前期“开国群雄传”的存在》。
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即陈寿之前的旧版三国史，是否为汉末群雄立传呢？
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王沈《魏书》、鱼豢《魏略》还是韦曜《吴书》，均设置了汉末群雄传。
虽然上述诸书今日仅剩残本，但从辑录史料仍能大致还原它们昔日的面貌。
举例而论，王沈《魏书》中详细记载了刘备出任平原相时期的事迹，称他“外御寇难，内丰财施”，甚至还记载了刘备遭遇行刺的事情。
刘平结客刺（刘）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王沈《魏书》
鱼豢《典略》则记载了更早时期，刘备参与讨伐张纯时的事迹，甚至连刘备“中创阳死”这种细节都没有放过。
青州被诏，遣从事将兵讨（张）纯，过平原，子平荐（刘）备于从事，遂与相随，遇贼于野，备中创阳死（即装死），贼去后，故人以车载之，得免。--《典略》
这种以刘备为叙事核心，记录其早期事迹的史料，很明显不是源自其他人物的附传，而代表刘备单有列传。
类似的情况还有关羽、诸葛亮等人，他们的早期事迹亦零散见于王沈《魏书》、鱼豢《典略》、《魏略》当中。
比如对诸葛亮觐见刘备的始末，魏人与蜀人便有不同记载。《蜀书》称刘备三顾茅庐，《魏略》则称诸葛亮主动出山。
由是先主遂诣（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蜀书 诸葛亮传》
刘备屯于樊城……（诸葛）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魏略》
刘备君臣相见的过程并非重点；重点是陈寿之前的魏朝史家，在本朝国史之外，确实曾为汉末群雄立传。
韦曜《吴书》记载的群雄范围更加广泛。
从可见史料看，韦氏《吴书》不仅为曹操、刘备立传，甚至还为董卓、袁术立传。其中关于董卓与袁术的许多史料，后来均被范晔采信，编入了《后汉书》。比如袁术“求蜜不获，呕血身死”的记载，史源便来自韦曜《吴书》。
时盛暑，（袁术）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死。--韦曜《吴书》
六月，（袁术）至江亭。坐篑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后汉书 袁术传》
袁术求蜜不获，呕血身死
从《鲁肃传》的相关记载中，甚至可以推测出韦曜《吴书》应该还有为关羽立传，且吴国人把关羽视作半独立的诸侯，而不仅仅是刘备的附庸。
子敬（指鲁肃）答孤（指孙权）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不足忌。--《吴书 吕蒙传》
除韦曜之外，还有佚名的吴人修撰的《曹瞒传》，其中记录了许多曹操的丑闻劣迹。不过抛开叙事立场的影响，《曹瞒传》中的许多史料，与《魏志》并不冲突，甚至还可以补其不足，也具备较高的史学价值。
蜀汉的情况相对特殊。先主、后主在位时并未组织修撰国史，这与魏、吴不同。
按陈寿所言，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属于仅有原始资料，但没有史书成品；因此《蜀书》的篇幅在《三国志》中所占比重最少，可供记述的人物亦有限。
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蜀书 后主传》
魏、吴政权既然存在旧有国史，它便造成一个有趣的结果。即刘备在《蜀书》中虽是君王身份，但在王沈《魏书》、韦曜《吴书》中却是群雄身份。曹操、孙权亦同理。
修撰帝王本纪需要加以避讳，但修撰群雄列传则可以秉笔直书。换言之，三国时代的创业君主，在不同政权的国史中一定存在相异记载。这也决定了陈寿“鸠合三国史”时，必然会受到不同立场的影响。
三国旧史与《三国志》的叙事构建既然陈寿修史时受到各方史料的影响；那《三国志》中的人物形象，其来源记载也便五花八门。
陈寿再为著作郎，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蜀、吴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华阳国志》
如果仔细阅读《三国志》，会发现许多人物构建的底层逻辑存在严重问题。
此处以刘备为例。
《蜀书 先主传》称刘备早年“织席贩履”，看似秉笔直书，其实是严重的修史忌讳。
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蜀书 先主传》
按两汉制度，“织席”属于百工，“贩履”属于商贾。照此记载，刘备的身份便近似于贱民。
因为两汉规定，“巫、医、百工、商贾”之外的子弟，才配称作“良家子”。彼时从事商贾行业，甚至被认为是自轻自贱的行为，比如王烈避难辽东时，便“为商贾自秽”。
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史记索隐》
（王）烈避地辽东，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后汉书 王烈传》
在此背景下，即使刘备真的有过织席贩履的过往，在蜀汉的官方资料中也一定会被抹去。那么陈寿是从何处得知刘备“织席贩履”呢？
答案就是鱼豢的《魏略》。《魏略》直呼刘备为“卖履舍儿”。
太祖在汉中，而刘备栖于山头，使刘封下挑战。太祖骂曰：“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魏略》
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
这里要简单谈一谈《魏略》与《典略》的问题。
两部史书均是由鱼豢所著，魏朝人物被划入《魏略》，汉朝人物则被划入《典略》。按照此条史料辑录的上下文推断，“卖履舍儿”应是源自《魏略》中的曹彰传。
太祖骂曰：“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乃召（曹）彰。--《魏略》
不难想象，刘备在鱼豢《典略》与王沈《魏书》中的个人列传，也必然涉及织席贩履之事。陈寿修撰《先主传》，无疑受此影响。
另外刘备的“大耳”记载，也很可能源自魏、吴史料。
东晋学者常璩修撰《华阳国志》时，曾称刘备为“大耳翁”，这种诨名明显蕴含了戏谑嘲弄的意味；更为重要的是，此条史料的上下文，说的是刘备在建安四年（199）在曹操麾下韬光养晦之事。
先主还沛廨，（曹）公使觇（即监视）之，见其方披葱，使厮人为之，不端，正举杖击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觉也。”--《华阳国志》
常璩所处的时代，距离汉末已有一段距离，其记载的事件（刘备披葱）又不见于《蜀书》，无疑另有来源。合理的解释，便是“大耳”亦来自同时代的魏、吴官修史，因此《先主传》中的“顾自见其耳”，很有可能也是源出一脉。
（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蜀书 先主传》
事实上无论是“织席贩履”还是“大耳长臂”，应该均属史实；但陈寿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禁忌一般的秘闻，恰恰在于他阅读了不同出处的史料，也因此兼听则明。
如果三国时代只有一种声音，一本史书，那刘备的形象必然会陷入“一元化”的误区。或者卑劣不堪，或者英明神武，绝不会出现今日所见的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
客观来说，“卑劣”确实是刘备早期的标签，他屡易其主，乃至被吕布集团鄙视为“反复难养之徒”；但“宽厚”也是刘备的个人标签，他能够偏霸西蜀，恰恰是因为知人善用。
诸将谓（吕）布曰：“（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王沈《魏书》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蜀书 先主传》赞语
传统观念中，很难把“卑劣”与“宽厚”两种截然相反的秉性联系到同一个人身上，但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是多元的，也恰恰是因为《三国志》能够博采众家，才塑造还原出许多性格丰满的英雄人物。
小结三国史之所以魅力无穷，播流千载，恰恰是因为它容纳了不同的声音。
这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因为《三国志》成书于西晋，所以除了“魏晋嬗代”的问题需要加以避讳，其他关于魏、蜀、吴的相关记载，忌讳则相对较少。
因此《周瑜传》可以骂曹操为“老贼”，《陆逊传》可以骂刘备为“猾虏”，《典略》可以骂孙权为“貉子”。不难想象，在魏、蜀、吴的当朝史书中，这种诽谤之语无疑是不可能存在的。
（陆）逊曰：“（刘）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吴书 陆逊传》
（关）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即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孙）权闻之，知其轻己。--《典略》
大一统的时代的史书，往往会陷入“一言堂”的弊端，比如开国之君永远是“隆准龙颜，姿貌雄毅”。刘邦如此，朱元璋亦然。
（朱元璋）姿貌雄杰……志意廓然，人莫能测。--《明史 太祖纪》
实际关于朱元璋的相貌问题，自明代肇始便出现相异记载。今日所见的明太祖“月牙脸”画像，至晚在明代中叶已经广为流传。
隆庆年间的工部尚书张翰，便称朱元璋在武英殿中的御容，与民间的奇异画像大相径庭。
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指月牙脸）大不类。--《松窗梦语》
明太祖的不同画像
至于刘邦的真实相貌，其实也颇有争议。学者辛德勇在《海昏侯刘贺》一书中，便认为刘贺（刘邦后代）的形貌过于猥琐，违背了遗传学的规律。
故（昌邑）王（刘贺）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汉书 昌邑王传》
皇帝既然掌握了天下最大的择偶权，累世优生优育，那么后代也理应继承良好基因（比如刘贺的祖母李夫人便是著名美女），按理不可能出现丑陋的子孙。
（李夫人）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即刘贺之父）。--《汉书 李夫人传》
（李）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汉书 李夫人传》
如果刘贺的相貌确实如史书所述，其先祖刘邦是否真的“隆准龙颜”便需要打个问号。隆准代表高鼻梁，龙颜则没有明确定义，或许它与朱元璋的“奇骨贯顶”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汉书 高帝纪》
比（朱元璋）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明史 太祖纪》
不同于大一统之世，《三国志》成书于乱世之末。陈寿、裴松之在著书、校补时可以充分比对不同立场的史料，也因此互文见义，留下了更接近真相的记载。
刘备“大耳无须，垂手下膝”，曹操“姿貌短小，轻佻简易”，孙权“方颐大口，长上短下”，人物形象极为生动，充满了烟火气息，远非千篇一律的“容貌奇杰，姿颜雄伟”可比。
先主无须，故（张）裕以此及之。--《蜀书 周群传-附传》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曹瞒传》
（魏）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魏氏春秋》
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指会稽太守孙权）。”--《献帝春秋》
王沈《魏书》、韦曜《吴书》、鱼豢《魏略》、《典略》等前朝旧史，虽然各自秉持了不同的修史立场，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多种视角的记载。陈寿去粗取精，裴松之兼采众家，最终描绘出一副生动活跃的历史画卷。
换言之，正是因为存在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同的史源，才使三国人物魅力倍增，也使这段区区百年的断代史，至今仍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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