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雪（“祥哥说史”团队成员）
提起中国的近代史，就不得不提起“通商口岸”这个词汇。1840年开始，世界列强开始大局侵华，和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开辟通商口岸往往出现在这些条约中。从1842年南京条约划定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五处通商口岸开始，近代中国被迫开放了104处（亦称110处）通商口岸。这些通商口岸的开辟，像一把双刃剑，对近代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通商口岸是在华外国人主要生活的地方。南京条约的签署赋与了英国人的居留权以及在通商口岸内派驻领事的权利，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更允许了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内建立医院、教堂等设施，自此通商口岸成为在华外人的聚集地。另外，在通商口岸内，外国人享有与华人截然不同的待遇：在通商口岸的租界中，外国人享有免受中国司法制度审判的特权，而普通的华人连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保证。虽然名义上主权依然归清政府所有，然而实际的掌控权却归外国政府所有，形成了所谓的“国中之国”。
在文化方面，通商口岸成为了近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事业的中心。随着大批外国人的涌入，给闭关锁国已久的旧中国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不少西方传教士还在通商口岸开设教育机构和文化机关，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迪、改革、传播的意义重大。此外，通商口岸内外国居民享有的特权以及华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有利于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借由西方文化的传入，培养出了一群接受西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后来逐步成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
当然通商口岸对文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此，它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也产生深远影响。近现代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率先由封闭走向开放，不断适应时代潮流，从而带动了中国饮食文化的近代化的进程。西方的食品工业产品，如罐头、饼干、蛋制品，在20世纪初长江流域各大城市中有了可观的销量，丰富了食品的种类。民国时期，西餐开始在各大沿海城市流行，到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各式西菜馆多达数百家，广州也有三十余处，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
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在各大通商口岸设立租界，也就是所谓的国中之国。外国人在此享有最惠国待遇、外交豁免权等，使得中国民众人权大大降低。所谓租界,按照最初的关于划定租界的章程上讲，就是由中国地方政府划定一块地皮,租赁给外国人寄居,其土地的领土主权、管辖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但是，在其后的岁月里,英、美、法等国并未遵守先前的规定,清政府由于软弱也没有选择继续坚持规定，放弃了应有的权益。就这样一方巧取豪夺,另一方昏庸软弱,这块土地也就成为了当时的政府无法管辖的地带。在这里,外国人设有类似于议会的纳税人会议，有相当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还设立了巡捕、监狱；而中国军队不得随意进出。这样一来，租界就成了一个脱离于中国管辖的“国中之国”，这对于中国的领土主权无疑是个极大的侵害。
在医疗方面，由于汇集了众多的外国人，通商口岸逐渐建立起了拥有先进设备与技术的医院，这些医院虽然名义上是为洋人服务，但是其救助的华人数量也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发扬博爱的国际主义精神，大量救死扶伤，为地区内中外人士的医疗保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通商口岸的开辟是我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典型标志之一，每一座曾经的通商口岸都记载着中华民族那段受压迫、受剥削的屈辱历史。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通商口岸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我们才够放眼看世界，才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新的思想；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我们才能有机会去追赶列强的脚步，从被动挨打的东亚病夫，成为今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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