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古希腊罗马哲学，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希腊罗马哲学剑桥哲学研究指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希腊罗马哲学剑桥哲学研究指针
本文来源：古希腊罗马哲学
摘要：古希腊哲学传入中国已有四百多年，但是中国哲学界尚未能统一其专有名词的中译名。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统一专名的中译名是一个不能说非常重要，但却无法完全回避的问题。只要我们的翻译和研究仍在继续，统一专有名词的中译名就是中国哲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发生学的基本方法，追溯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分期，盘点现存的古希腊哲学典籍，叙述中国学者为统一专名中译名而付出的努力与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哲学翻译；专名；译名统一
在西语语法中，专有名词（proper noun）与普通名词相对应，指的是特定的或者独一无二的人和事物的名称，包括人名、神名、族名、地名、国名、节日名、月份名，等等。古希腊哲学传入中国已有四百多年，但是中国哲学界尚未能统一其专有名词的中译名。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统一专名的中译名是一个不能说非常重要，但却无法完全回避的问题。只要我们的翻译和研究仍在继续，统一专有名词的中译名就是中国哲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发生学的基本方法，追溯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分期，盘点现存的古希腊哲学典籍，叙述中国学者为统一专名中译名而付出的努力与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一、古希腊哲学分期的拓展
古希腊哲学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人们一般把公元前7世纪末的泰勒斯当作第一位哲学家。然而希腊哲学诞生以后并没有止步于古老的希腊城邦，而是随着地中海世界的变迁，经历希腊化时期，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并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皇帝查士丁于公元529年关闭柏拉图学园，这是希腊哲学走向终结的外在标志。所以，我们通常说的希腊哲学不仅是指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哲学，而且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古希腊哲学”的完整说法是“古希腊-罗马哲学”。
在古希腊哲学研究中，“希腊化时期的哲学”（Hellenistic philosophy）与“晚期希腊哲学”（Later Greek Philosoph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era）的历史边界是清晰的。在史学家眼中，“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1]而在哲学史家眼中，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逝世于公元前322年，这个年份可以设为整个希腊哲学的两大部分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之前（含亚里士多德）是前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之后”则是后一部分。晚期希腊就是这后一部分，既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在内，也涵盖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
古希腊哲学前后延续的时间超过一千年。古希腊哲学的分期在学术界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但哲学史的划分又不能完全对应纯历史。笔者于2007年提出，古希腊哲学可以划分为六个时期（阶段），“拉丁哲学”、“早期希腊教父哲学”和“早期拉丁教父哲学”都应当纳入“希腊晚期哲学”的范围。[2]这种分期法突破了国际学术界的传统分期法，把古希腊罗马哲学与早期基督教哲学熔为一炉，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许多回应。后来出版的《希腊哲学史》第四卷[3]也将早期基督教哲学纳入“晚期希腊哲学”的大框架。
具体说来，我们对古希腊哲学的分期如下：第一时期——从开端至巴门尼德之前，或称“巴门尼德以前的时期”；第二时期——从巴门尼德至苏格拉底之前（包括爱利亚学派、自然哲学家、智者）；第三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及其学园、亚里士多德及其学园；第四时期——希腊化时期（学园派、逍遥学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主义、拉丁哲学、犹太-希腊哲学，等等）；第五时期——罗马帝国前期（原有学派延续，基督教哲学成形，早期希腊教父哲学涌现）；第六时期——罗马帝国后期（其他学派衰微，新毕泰戈拉学派、新柏拉图主义、早期拉丁教父哲学涌现和发展）。
二、古希腊哲学典籍及其中译本
上述各个时期的哲学家均有著述留存至今，这些著述就是我们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史料，亦称哲学典籍。在古代即已编撰成书的哲学家本人的著作和言论集，加上现代学者辑录的可靠残篇，代表古代哲学家本人的观点，这些材料被称作“一手文献”；古代注释者的注疏、哲学史料的记录者对先前哲学观点的证言，代表古代学者对先前哲学观点的理解，这些材料被称作“二手文献”。随着中国哲学界对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深入，这些哲学典籍大部分已经有了中译本，重要的哲学著作有了多个中译本。让我们对各个时期的文献状况及其中译本作一粗略的盘点：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早期）：
早期自然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均无完整著作传世，他们的一些言论和著作残篇保存在后来的哲学家、编纂家和注释家的著作中。德国古典学者第尔斯汇集、整理了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的各种史料，于1903年发表了《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他去世以后，这部书又由克兰茨修订，成为我们研究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的主要材料来源。这部书将每个哲学家的资料分为三部分：（A）后人撰写的有关哲学家的生平事迹和学说等言论汇编；（B）哲学家本人言论和著作的残篇；（C）后人的模拟之作或疑伪残篇。这本书中所辑的残篇中的B部分由弗里曼译为英文，书名为《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辅助读物》（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学界现在引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的残篇通常依循第尔斯、克兰茨编定的次序，例如DK22B32，即指这本书的第22章（赫拉克利特）B部分的第32则残篇，亦即赫拉克利特残篇第32条。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选译了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基本史料。
第三阶段（古典时期）：
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没有写过任何著作。研究苏格拉底思想的史料主要有四种：（1）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主要是公元前423年上演的《云》；（2）柏拉图的对话，早期和一部分中期对话中记述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大体上反映了苏格拉底的思想；（3）色诺芬的著述，主要是《回忆苏格拉底》；（4）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指名为苏格拉底思想的论述。柏拉图对话有多种中译本。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有吴永泉译本。
柏拉图：柏拉图留下的著作主要用对话体写成。其他古代著作中提到的有关柏拉图著作在现存柏拉图对话中都可看到。因此人们认为柏拉图生前写定并曾公开传播的著作，大部分或者全部保留下来了。柏拉图著作的编纂从古代就已开始。现在可知的最早版本是1483-1484年由斐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于佛罗伦萨出版的拉丁文版。最早的希腊文原版是由马努修斯（A. Manutius）1513年在威尼斯出版的。1578年，斯特方（H. Stephanus）在巴黎出版了希腊文版，他编定的分卷、页码和分栏（a, b, c, d, e）为各国学者广泛采用，成为标注柏拉图著作标准页的基准，大大方便了人们检索。例如《国家篇》429d，即指斯特方本第429页d栏。各种现代译本的柏拉图著作大部分亦将标准页的页码和分栏作为边码标出。柏拉图著作的总量译成中文约200万字。柏拉图对话有多种中译本，王晓朝译有《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原版和2015年增订版）。
亚里士多德：据古代记载，亚里士多德生前撰写并公开传播的也是一些对话，但后来佚失了，仅存一些残篇。现在流传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是他在吕克昂学院的讲稿、札记、提要，甚至还有学生的笔记，由学院的第11代继承人安德罗尼柯于公元前1世纪时整理编辑成书。从古代开始一直到中世纪，学者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了大量注释。近代公认的标准版本是由德国柏林研究院于1830-1870年校印的希腊文《亚里士多德著作集》（Aristotle’s Opera），称作贝刻尔（I. Bekker）本。学界引用亚里士多德著作时所用的页码就是贝刻尔本页码，例如《形而上学》1046a5-15，即指贝刻尔本第1046页a栏第5-15行。最有代表性的英译亚里士多德著作是罗斯主编的牛津版12卷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集》。吴寿彭翻译出版亚里士多德著作多种。中文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由苗力田先生主编，共分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97年）。
第四阶段（希腊化时期）：
伊壁鸠鲁：现存《书信》3封，由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哲学家的生活与著述》中全文引述而得以保存。《致赫罗多德的信》主要涉及原子论和认识论问题，《致皮索克勒斯的信》主要涉及气象学和天文学，《致美诺寇的信》主要涉及伦理学。第欧根尼·拉尔修还引述了伊壁鸠鲁的《要义》，共有格言40条。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选译了这些材料。
卢克莱修：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留有哲学长诗《物性论》。全诗约7400行，有方书春的中译本。
早期斯多亚学派：早期斯多亚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均未完整保存。德国学者I.A.Arnim编纂了《斯多亚文献残篇》（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SVF）四卷：第一卷是关于芝诺和涉及芝诺的记载；第二卷是克律西波的逻辑和自然哲学残篇；第三卷是克律西波的伦理学残篇及其继承者的残篇；第四卷是索引和词语解释。这部分材料至今未有完整的中译文。
西塞罗：西塞罗撰写过大量著作，基本完整保留至今。洛布古典丛书汇编的西塞罗著作集为“拉-英对照本”，共29册，分为修辞学（1-5册）、演说词（6-15册）、哲学（16-21册）、书信（21-29册）四大部分。译成中文总量约350万字。王晓朝已译成《西塞罗全集》五卷，已出版前三卷。
斐洛：作为犹太-希腊哲学的主要代表，斐洛的著作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下来。他的著作用希腊文写成，共36种。王晓朝已译成《斐洛全集》，待出版。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译者: 徐开来、溥林
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罗马帝国时期）：
第欧根尼·拉尔修所撰的《名哲言行录》产生于公元3世纪上半叶，该书记载了二百多位古希腊哲学家的生平与思想，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大量引用书中的材料。有徐开来、溥林中译本。
塞涅卡：罗马帝国时期斯多亚学派的代表人物，洛布古典丛书收录了他的现存著作，共10卷，其中有3卷《道德文集》（Moral Essays），3卷《道德书信集》（Epistulae Morales），2卷《论自然问题》（Naturales Quaestiones），2卷《悲剧集》（Tragedies）。包利民等译有《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
爱比克泰德：罗马帝国时期斯多亚学派代表人物，其思想由学生阿利安记录，编成《爱比克泰德论说集》和《手册》。洛布古典丛书收录了他的现存著作。《爱比克泰德论说集》有王文华译本。
马可·奥勒留：罗马帝国时期斯多亚学派代表人物，著有《沉思录》，洛布古典丛书收录。中译本有何怀宏译本，朱汝庆译本。
普鲁塔克：罗马帝国时期柏拉图学派哲学家、历史学家，撰有大量文章和著作，现存著作被编成《道德论集》和《希腊罗马名人合传》。有席代岳译《普鲁塔克全集》（全7册）。
普罗提诺：罗马帝国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哲学论文54篇。他的弟子波菲利将这些论文编成《九章集》，并撰写《普罗提诺生平及著作编定》一文作为前言。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s）收录该书，分为7册。有石敏敏中译本。
教父哲学家：基督教正统教会把早期和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威思想家称为教父。按类别分则有使徒教父、希腊教父、拉丁教父、东方教父等。教父思想家留有大量文献。法国学者米恩（A. Migne，死于1875年）编纂《教父著作全集》（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分为希腊文系列（Patrologia Graeca，简称PG）和拉丁文系列（Patrologia Latina，简称PL）。希腊文系列附有拉丁译文，共出161卷；拉丁文系列共出217卷；此外还有4卷索引，总计382卷。从收录的内容看，希腊文系列一直编至1439年佛罗伦萨大会会议；拉丁文系列一直编至1216年，即教皇英诺森三世之死）。出版时间：希腊文系列为1857-1866年；拉丁文系列为1844-1866年；总索引为1912年。出版地为巴黎。
早期教父思想家与古希腊罗马哲学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在开拓教父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以下希腊教父哲学家和拉丁教父哲学家的研究相对较多：[4]
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约100-165年）。最早的希腊教父，现存著作有：《护教首篇》68章、《护教次篇》25章；《与特里风的对话》142章。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60-215年），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哲学之父。现存著作有：《劝勉希腊人》《导师》《杂记》。《劝勉希腊人》有王来法中译本。
奥利金（Origen，约185-251年），希腊教父，基督教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现存著作有：《驳凯尔苏斯》《论首要原理》《论祈祷》《殉道礼赞》《与赫拉克利德的对话》，等等。《论首要原理》有石敏敏中译本。
欧西庇乌（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0-339年），凯撒利亚主教，教会历史学家。
现存著作有：《编年史》《教会史》《巴勒斯坦的殉道者》《康士坦丁传》《奥诺玛斯提肯》《康士坦丁颂》《福音的准备》《福音的证明》《反希洛克勒》《反马凯鲁》《论基督教神学》，等等。
阿他那修（Athanasius，约300-373年），尼西亚会议时期重要的神学家。现存著作有：《反异教徒讲演稿》《论道成肉身讲演稿》《反阿里乌的第四次讲演稿》《论三位一体与圣灵》《反阿里乌护教书》《致皇帝康士坦修书》《关于逃离的申辩》，等等。
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330-379年），卡帕多西亚教父。现存著作有：《反欧诺米乌》《论圣灵》《解经九篇》《论诗篇》《论以赛亚书第1-16章》《禁欲论》《道德论》《修道规则》《论洗礼》，等等。
纳西盎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约329-390年），卡帕多西亚教父。现存著作有：《演说辞》；《神学演说五篇》。
菲利克斯、菲利克斯的全名是米诺西乌·菲利克斯（Minucius Felix，约生于2世纪末），最早的拉丁教父，现存著作有：《屋塔维》。
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225年），北非拉丁教父。现存著作有：《护教篇》《致异教徒书》《致斯卡普拉》《反犹太人》《异端的传统》《反马其翁》《反赫谟根尼》《反瓦伦廷》《论洗礼》《论基督的肉体》《毒蝎》《论灵魂》《论肉体的复活》《反普拉克西亚》《关于改悔》《论祈祷》《论通奸》《论贞洁》《致殉道者》《论一夫一妻制》《关于贞洁的劝诫》《论演出》《关于偶像崇拜》《花冠》《论妇女的服饰》《关于贞女的面纱》《论遭受迫害时的逃跑》《关于大披肩》，等等。《论灵魂》、《论肉体的复活》有王晓朝中译本，《护教篇》等五篇论文有涂世华中译本。
西普里安（Cyprian，约200-258年），迦太基教会主教，现存论文有：《致多纳图》《致奎利努斯》《论处女的穿着》《论失足者》《论教会的统一》《论主祷文》《致德米特里安》《论死亡》《论工作和施舍》《论忍耐的好处》《论妒忌》《致佛图纳图》。
阿诺庇乌（Arnobius，？-327年），拉丁教父。著有《反异教徒》。有王晓朝中译本。
拉克唐修（Lactantius，约250-325年），拉丁教父思想家。现存著作有：《神圣原理》《神圣原理概要》《迫害者之死》《论神的作品》《论神的愤怒》。《神圣原理》有王晓朝中译本。
安布罗斯（Ambrose，约339-397年），拉丁教父，米兰大主教。现存著作有：《福音书合参》《论天堂》《论该隐和亚伯》《论挪亚与方舟》《论亚伯拉罕》《论以撒与灵魂》《论雅各与幸福的生活》《论族祖约瑟》《论族祖》《论托比亚》《诗篇诠注》《路加福音诠注》《论神父的职责》《论贞女》《论贞洁》《论圣洁的规则与永久的神婚》《对贞洁者的劝慰》《论忠诚》《论圣灵》《论圣餐与道成肉身》《关于忠诚的说明》《论奥秘》《论潜能》，等等。
杰罗姆（Jerome, 约349-420年），基督教学者、历史学家。现存著作有：《布道书》《希伯来文的创世记》《希伯来书诠注》《保罗传》《马拉基传》《杰出人物传》《反耶路撒冷的约翰》《反鲁菲努护教书》《反赫尔维狄》《反约维尼亚》《反维吉兰修》《反裴拉鸠对话》《信札》。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年），罗马帝国最杰出的教父思想家，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撰有大量释经著作、教义著作、布道文、书信、诗歌。根据他晚年撰写的《订正录》(Retraction)一书的统计，他一生著作共计93种，232部，总数1000万字左右。他的三部代表作是：《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还有：《反学园派》《论幸福生活》《论灵魂不朽》《论秩序》《论辨证法》《论自由意志》《论音乐》《论谎言》《论基督导师》《论异议》《论美与适宜》《论灵魂的量》。《忏悔录》有周士良中译本，《论三位一体》有周伟驰中译本，《上帝之城》有王晓朝中译本。
上述古希腊罗马哲学典籍中包含着大量的专有名词。在其中，人名的数量最多，神名、族名、地名次之。这些专名的中译名就是我们力图统一的主要对象。
四卷本《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2010年。作者：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包利民、章雪富
三、古希腊哲学典籍的翻译与诠释
古希腊哲学是所谓“轴心时代”的产物。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原先独立发展的希腊、中国、印度等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其所属的文化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定了向。他们是思想家，也是哲学家，他们的思维方式给后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世界各大文明起始阶段的独立发展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希腊人和中国人早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接触。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黑海北岸游历，在那里听说有一位伟大的前辈亚里斯特亚斯（Aristeas）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试图抵达中国。有学者考证，这位传说中的伟大旅行家的起点是顿河口岸，终点是阿尔泰山。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试图抵达中国，认识中国的西方人。不过，在那个时候，希腊民族刚形成不久，希腊哲学尚未诞生。
亚里斯特亚斯这种认识中国的尝试后来由西方的传教士实现了。从唐太宗的时候开始，基督教数次大规模地在中国传播。明朝末年，以耶酥会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远涉重洋，把一整套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大地，其中就有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当时中国杰出的基督徒李之藻与其他人合作，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两篇论文——《名理探》和《寰有诠》。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被译成中文的西方哲学著作。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诡秘，希腊哲学为中国人所全面了解还要再过300年。
1898年，中国大地上卷起了维新变法的风云，进入20世纪以后不久，在1911年又爆发了辛亥革命。这些社会变革推动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推动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率先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有多名学者或翻译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或撰文介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进入30年代以后，则有学者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希腊哲学，发表了一些专著。例如，严群先生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伦理思想》、《希腊思想》，李仲融先生的《希腊哲学史》，
翻译和诠释柏拉图对话是该时期的研究热点。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吴献书先生翻译出版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到了30年代，出了张师竹先生初译、张东荪先生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到了40年代，我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家陈康先生的杰作《巴曼尼得斯篇》出版（即《巴门尼德篇》，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1982年重印）。“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中国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和勇攀世界学术高峰的气概。”[5]吴献书、郭斌和、景昌极、张师竹、张东荪翻译柏拉图对话用的都是文言文。先师严群先生乃我国翻译界先驱严复先生的后裔，他的译文用的也是严复式的文言文体。陈康先生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不是一般的翻译作品，而是一部包括译文在内的、对柏拉图原著做出创造性阐释的研究性专著。他的译文所采用的文体倾向于白话，但仍有文言色彩，与我们现今哲学界流行的用语有很大差距。
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但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工作没有完全中断。在60年代出版的有严群先生翻译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即《智者篇》，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980年重印）。还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7年开始陆续编译出版《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书中，任华先生用白话文摘译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与篇章。
四、古希腊哲学专名中译名的统一
1978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古希腊哲学研究在中国呈现出勃勃生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批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中国学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对古希腊哲学展开相对独立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水平普遍提高；他们翻译和诠释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原著，一些重要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有了多个中译本和诠释本。
自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至今，这四十多年确实是中国哲学界发展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古希腊哲学专名的中译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渐趋统一的大趋势。我们知道，大多数学者在处理中译名问题时会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例使用已有的中译名。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完成的一些重要的学术工程对专名中译名的处理为新学者起着典范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引导，而不是强迫。在此，我们特别要提到《希腊哲学史》多卷本所起的作用。
《希腊哲学史》多卷本的撰写是一项跨世纪的学术工程。这套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撰写1-3卷，由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撰写第4卷。“这是中国学者在研究古希腊哲学领域为国际哲学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5]这套书对书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文献名的译法进行了统一和规范，增补了凡例、索引、英文目录，增强了全书的学术功能。
由于这套书是一项集体作品，专名的中译名统一从一开始就在写作者身上以问题的形式呈现。他们意识到，作为一套书，作者们使用的中译名必须统一，决不能出现几个中译名并用的情况。因此，他们试图编制一本“古希腊罗马姓名译名手册”，作者人手一册，在撰写初稿时即合用这个译名手册中的译名，以减轻最后统稿者的沉重负担。
王晓朝于1984年编制了这本手册。
王晓朝编写的《古希腊罗马姓名译名手册》（征求意见稿）
这本手册的说明文字如下：
一、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对西方古典著作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由于缺乏统一的姓氏译名，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满足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需要，本手册汇辑了西方古典著作英文译本中的希腊拉丁姓名约7000条，根据统一的读音规则加以音译，编制成册，供从事哲学、文学、历史、宗教、科学史等方面研究的同志以及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参考使用。
二、本手册收入的姓名包括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神、半人半神、人、怪物等）。《圣经》中的许多人物原来是犹太民族的姓名，但已为基督教所承袭，转译成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方便使用，亦一并收入。
三、本手册在编译中采用同名同译的原则。同时充分考虑到现在已经在使用的译名。对于已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译名，采用惯译。对于已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和《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中的译名不作更改。
四、在西方各国中，拉丁语的发音比较一致，希腊语的读法则很不相同。本手册中的希腊姓名读音采用H. L. Crosby与J. N. Schaeffer合编的《希腊语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Greek, Allyn, 1928）一书中的读音规则。（参见附录）检索希腊原文，可查W. Smith的《古典词典》（A Classical Dictionary, revised by G. E. Marindin, John Murray, London）和《哈佩古典文学词典》（H. T. Peck, Harper’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merican Book Co.）
五、本手册在编译中有以下若干准则：
a.对于具有强烈褒贬含义的中文字，或生僻，容易混淆、误读的中文字一般不予采用。如骚、匊、壬，等。
b.中译名一般在3-6字。对于音节超过六个以上的姓名则采用掐头去尾或略去辅音的办法。尾音ν、ρ、ς、n、r、s在音节超过五个时砍去。Ps、ψ[ps]位于词首时，p音不译。
c.希腊字母的拉丁化拼写略有不同，（参见附录二），对于较为流行的不同的拼写法，采用同一中译名，编排时一并排入，用“=”表示。
d.拉丁人名将姓、名分开，分别按字母顺序排列。
六、本手册由王晓朝同志负责编译，陈村富同志审阅，核对。在编译过程中得到汪子嵩、范明生等同志的关心。限于水平及资料不全，遗漏、误拼、讹译等错误在所难免。此次刊印，仅供参考。恳请使用的同志批评指正。
编者，一九八四年十月
五、古希腊哲学术语数据库译名对照表的数据采集与制作
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取得了众多重要的成果。尽管在专名中译名的使用上尚未做到统一，但统一的趋势已经显现。我们认识到，中译名的使用对使用者来说可以是“自愿接受”、“自由选择”、乃至于是“自由创造”，但对整个学界的译名采用和接受来说，“约定俗成”和“自然趋同”是大趋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2015年11月5日，我们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希腊哲学术语数据库建设”（15ZDB025）立项。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编制了一个译名对照表，目的仍是给中国研究者处理古希腊哲学专名的中译名问题提供一个参照。使整个学界的专名使用不断趋同。
在译名对照表的编制中，我们选取了以下六种中译名作为基准：
一、汪译（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使用的中译名）。《希腊哲学史》的作者自写作之初就以王晓朝编制的《古希腊罗马姓名译名手册》为基准来统一多卷本的专名中译名。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又有少许修改和增补。
二、王译（王晓朝翻译作品所使用的中译名）。王晓朝在翻译和写作中努力做到自身译名统一，积累了大量的译名材料。王晓朝译有下列古希腊哲学原著：《柏拉图全集》（四卷）、《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三卷）、《西塞罗全集》（五卷）、《斐洛全集》（三卷）、德尔图良《论灵魂和身体的复活》、拉克唐修《神圣原理》、阿诺庇乌《反异教徒》、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波埃修斯《哲学五篇》。
三、包译（包利民等译《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这套译丛翻译希腊晚期哲学著作约二十种。有些编有译名对照或索引，有些没有。这些译名基本做到了自身译名统一。我们在采集时将它们归为一类。
四、苗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先生于80年代末组织一支翻译队伍（徐开来、秦典华、余纪元、颜一、喻阳、申明、崔延强、李秋零）翻译了十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1990-1997年出版）。苗先生在组织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时，提出“确切、简洁、清通可读”的翻译标准，并且要“教给亚里士多德说现代汉语”。[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十卷编有人名索引，提供人名译名139条。
五、徐译（徐开来、溥林译《名哲言行录》）。2010年，徐开来和溥林出版了《名哲言行录》，该书编有希-中译名对照，方便我们采集。
六、文译（王文华译《爱比克泰德论说集》）。2009年，王文华出版了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主义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主要著作《论说集》。该书编有索引，方便我们的采集。
除此之外，还要提到两种未能辑入我们这个译名对照表的翻译作品。吴寿彭翻译了亚里士多德著作《形而上学》、《天象论、宇宙论》、《政治学》、《动物四篇》、《动物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先生的译作完成较早，译名较古。2017年，吉林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席代岳先生翻译的《普鲁塔克全集》，这套书处理普罗塔克著作中的专名所采用的中译名带有浓厚的台湾学界的色彩，与大陆学术界的译名系统有较大差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第97句）若将吴献书先生翻译的《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出版视为中国哲学界在现代全面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起点，那么可以说中国学者在这一个世纪里走过的道路既漫长又曲折。专名的中译名问题虽小，却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中国学者展开古希腊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步。统一古希腊哲学专名中译名的理想尽管尚未实现，但我们深信，古希腊哲学专名的中译名在中国哲学界需要统一，可能统一，必定统一！
【德】爱德华·策勒：《古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20年（上图为平装本样书，正式版为精装本，即出~） 译者：聂敏里、詹文杰、余友辉、吕纯山、曹青云、石敏敏，等。
参考文献：
[1] 陈恒. 希腊化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
[2] 王晓朝. 希腊哲学简史 从荷马到奥古斯丁[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7: 31, 33.
[3] 汪子嵩, 陈村富, 包利民, 章雪富. 希腊哲学史[M]. 第四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4] 王晓朝. 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前言.
[5] 黄见德.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78, 163.
[6] 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G].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希腊哲学术语数据库建设”（15ZDB025）
作者简介：
王晓朝（1953-），男，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通信方式：xiaochao@tsinghua.edu.cn；
陈越骅(1982- ),男，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通信方式：chenyuehua@zju.edu.cn。
原引处编者按：
作者在文末表示“我们深信，古希腊哲学专名的中译名在中国哲学界需要统一，可能统一，必定统一！” 编者对这种理想和信心表示敬意，但是对于“必定统一”编者却并不分享这种乐观。外文专名的中译名的一贯性对于同一部译著而言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整个中文学界而言太难了，几乎可以说是不可实现的；由于种种原因在学科共同体内部要做到统一译名就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不同学科之间还存在区隔，而由于时代和地域区隔带来的翻译多样化更加难以避免（要知道在中国大陆之外还有许多中文使用者）。尽管如此，编者并不否认外文专名的中译名统一是个值得追求的理想，并且对致力于此项事业的所有前辈学者表示敬意，同时对极少数学人无视或蔑视“约定俗成”原则而以生造新译名为乐为荣的做派（无论以何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示鄙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