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庚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魁阁”……这些民国时期的学术机构有的名声赫赫，有的只在圈内闻名，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会聚了一批走出书斋的学者，致力于开展田野考察。
“书生何以报国？”在极为动荡的年代，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动植物学、矿产学、民族学等开疆拓土，成就了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这中间有渴望与困惑、构想与曲折、困境与探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一书，正是回顾了这段历程。
《荒野上的大师： 中国考古百年纪》
张泉 著
一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无数个“第一”
“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在李希霍芬眼中，这一群体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认为，李希霍芬的评价或许存在偏见，却无疑揭示出某些真相：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对体力劳动心存芥蒂，他们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逃离田野，登上庙堂。即便进入民国以后，“赛先生”的名字即将在年轻人中间风靡，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学习考古学、地质学等专业。毕竟，田野考察需要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看起来不像个体面的职业；何况，那些冗长的术语、近乎离奇的发现与解释，听起来都匪夷所思，与人们熟知的“四书五经”格格不入。
真正的改变是从首批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这一代学者开始的。民国时期的地质调查所等机构会聚了一批有知识、能吃苦的年轻学者，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这批人走出书斋，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致力于动植物、矿产、考古发掘、民族学等领域的调查与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些学者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李济、袁复礼主持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独立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丁文江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是中国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田野考察报告。翁文灏的《地质学讲义》是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中国地质约测图》是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震分布图》是中国第一幅地震区域分布图。谢家荣的《甘肃玉门石油报告》是中国第一部石油调查报告，《石油》是中国第一部石油研究专著。杨钟健的《中国北方之啮齿类化石》是中国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许氏禄丰龙》是中国第一部恐龙研究专著。梁思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中国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古物保存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文物法规。
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龙山文化黑陶，还有丰富的殷商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以及唐、宋、辽、金、元、明、清建筑，提出了“燕山运动”“三门系”“三叠层”“贞人说”“夷夏东西说”等理论。中国第一座地震台“鹫峰地震台”、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第一条独立发掘并装架的恐龙化石“许氏禄丰龙”，同样由他们全力促成。
来自社会的阻力
创造这些第一的人，自身也是“第一人”“之父”“鼻祖”。比如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第一位考古学硕士梁思永、最早的商业管理硕士曹云祥，还有“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等等。这些人与准求“乾嘉考据”的前辈学者最大的不同是，虽然他们大多是诵读“四书五经”长大，但是后来到海外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
作为较早的高学历“海归”人才，在国内他们大多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按说已是人生赢家，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走出书斋，在大地上、旷野中去验证自己的所学所知，为国正名。然而，社会观念如故，田野考察依然面对巨大阻力。
老百姓习惯地相信，所谓考古发掘就是搜罗宝物。李济、袁复礼离开西阴村后，车站检查人员如临大敌，怀疑他们盗取了珍贵的文物。不料，一箱一箱查验，居然全都是些碎陶片。检查员当然理解不了，世上会有人千里迢迢地把几十箱碎陶片运回北京。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李庄，当地的乡绅一度以为，这些学者是以吃人为生的，因为他们的行李中塞满了古人的遗骸。
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境遇也没好到哪去。石璋如到豳县(今陕西彬县)考察，一边使用指南针，一边绘图，以致当地陪同的人坚信他是风水先生，再三央求他到家中帮忙看看风水。杨钟健在云南发掘出恐龙骨架，到重庆北碚举办展览，竟然有人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恐龙骨架前，虔诚地进香。百姓不知道此龙非彼龙，只是敬香祈福的习惯由来已久，条件反射般深入骨髓。
1939年梁思成测绘雅安高颐阙
这样的传统太过顽固，以致梁思成寻访云冈石窟时忍不住感叹，十几个世纪以来，民众忙着焚香膜拜，却对精美绝伦的造像熟视无睹，“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云冈石窟真正的价值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就连甲骨学者董作宾主持殷墟第一次发掘时，也曾因挖到人类遗骸而自感冒犯了先人，匆忙重新掩埋起来，直到后来与李济相遇，他才知道人类遗骸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考古价值。
为了缓解来自社会的阻力，梁思成不得不学着用“老派的上层社会方式与军官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到各地考察时，他一面保持着“低调、礼貌而恭敬”的态度，一面又掏出印满各种头衔的名片，在言谈间若无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当地人才终于对他刮目相看，为他的考察之路亮起绿灯。
甚至连当时的政府对地质发掘和考古发掘的态度也很微妙。当地质学家致力于勘探煤矿、金属、石油，为实业助力时，政府是大力倡导、支持，而一旦科学家被地下的出土物吸引，开始发掘文物、古生物化石乃至古人类遗骸，政客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就以为，所有考古发掘都是盗墓，为此，他义正词严地致电行政院、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要求立即停止考古发掘，还威胁说，倘若在古代，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是要被凌迟处死的。李济当时就预感到，“从此考古工作恐将永无太平之日”，这种“新旧史学观点的冲突”很容易就会被政治化。不出他所料，纵然蔡元培率领学者严词反驳，行政院还是下令严禁发掘古墓，导致有的地区的考古发掘被迫延期。
书生何以报国
田野考察之路异常艰险，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必须学着应对各种挑战。《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运用日记、回忆录等一手材料，还原出许多细节。“有时坐着骡车颠簸，有时赤脚在冰河中穿行，有时带着帐篷风餐露宿，能住进牛棚都值得庆幸。沿路可能找不到食物，饮水也是大问题，漂浮在水面上的微生物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他们潜入过几十米深的地下，举着油灯，点着蜡烛，忍受无尽的孤独，往泥土堆积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们遭遇过塌方，与炸药朝夕相处。他们时常攀爬数十米高的建筑，测绘，摄影，稍有不慎就可能从高空跌落。他们在深谷中迷过路，也曾险些闯入山中的瘟疫区。”
李济、王庆昌、裴文中在殷墟
生死考验更是不断缠绕着他们。袁复礼在新疆的冰雪中发掘恐龙化石，冻伤了脚，挨到发掘结束回到乌鲁木齐才得以动手术，休养了三个月才痊愈；梁思永抱病发掘殷墟，罹患重病，卧床长达两年之久；翁文灏到浙江考察石油，遭遇车祸，九死一生；二十八岁的吴希曾在湘西勘探煤矿，也遇车祸，却未能醒来；丁文江在湖南勘察煤矿，煤气中毒，不幸罹难；年轻的赵亚曾在云南，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贵州均被土匪枪杀；傅徽第则在赣南被日军杀害……
最让人动容的，则是他们在战争中也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1927年，李济前往陕西考察，由于北伐战争，他不得不绕道半个中国，先北上大连，再坐船南下上海，然后转汉口，再从汉口取道北上。同年，地质调查所开始大规模发掘周口店，附近时常炮声隆隆。有时会有士兵突然出现，占用他们发掘出来的洞穴，试验手榴弹。甘肃军阀误把西北科学考察团携带的氢气管当作炮筒，误以为他们是张作霖的军队，随即扣押了科考团的学者。1933年，梁思成前往正定调查古建筑，却发现火车上全都是军人。滦东战事困扰着整个行程，他担心北平遭到轰炸，不得不压缩原定计划，随时准备返程。
残酷的抗日战争更是让整个华北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们只能匆匆踏上南迁之路，不幸的是，多年来各自收集的珍稀书籍、资料、记录的笔记乃至书稿，却大多在离乱中散佚。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都像人们熟知的故宫南迁文物那样幸运。“北京人”头骨化石在秘密运往美国途中不知所踪；中国营造学社存放在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金库里的底片，基本毁于洪水，只有一批测绘图稿和胶片经过小心的整理、晾晒，勉强得以保全；袁复礼在西北考祭时收集的十七箱标本全部遗失，他的《蒙新考查五年记》的新疆部分也被弄丢了；史语所在安上村曹王墓发掘的出土物在济南被毁，考察报告在香港被烧尽。
那段时间，很多学者会像傅斯年一样常常自问：“书生何以报国？”然而事实证明，他们虽然没有上阵杀敌，却在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内忧外患，国土沦丧之际，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甚至被视为民族最后一丝尊严所在。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书中的一段话值得品味：“他们并未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时代，没有因外力干扰而忘记本分，他们在荒野之中，于书斋内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严。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