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郑钧都在拒绝着自己人生中那根“胡萝卜”。
“胡萝卜”是他对于人生的一个比喻，代表着不同阶段的“所谓幸福”——
比如读书时考一个好大学，毕业了找一份好工作，到年纪准时进入一段婚姻，再过两年可以考虑要个孩子。
似乎每获得一个阶段性的成功，下一个目标又来了：“就像一个被吊在不远处的胡萝卜，但是你永远咬不到。”
郑钧不想成为一个“追胡萝卜的人”，于是他颠覆着世俗意义上的“本应该”。
他离家出走、从大学退学、拒绝一切所谓“正确的道路”；成名后，他努力成为一个“标准化之外”的人——讽刺乐坛现状、攻击流行歌手、公开宣布拒绝一切奖项。
然而，太过强烈的爆发，也一定会带来波及影响。后来，生活的真相如同子弹一般，一颗颗连续打来，郑钧说：
“我觉得我投降了，不再坚持了，我愿意做一个快乐且平庸的人。”
郑钧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一件家事，竟然引发了如此大的讨论。
前不久，因为发现儿子说谎，作为惩罚，郑钧让儿子“磕头1000下”作为惩戒，之后，他将这件事编辑出来，发布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初衷只想作为分享，但没想到，因为这件事，他上了一次热搜，引发了不小讨论。
有人将郑钧的这一行为定义为“体罚”，形容他发的内容“爹味十足”，也有人认为他“有些极端”——治标不治本。
事后，郑钧删掉了微博，并解释了自己罚儿子磕头只是一种“喜马拉雅瑜伽的精髓动作”。
郑钧回应
事情就此结束，但复盘这件事，会发现无论是解释、删博、还是极为严格地要求儿子，这一系列的妥协行为，都很不“郑钧”。
毕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郑钧都被认为是某种“拒绝规则”的代表。
郑钧旧照
无独有偶，上一次郑钧被广泛议论，也是因为家事。
3年前，郑钧的妻子刘芸登上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因为在节目中并不讨喜的表现，有不少人到郑钧微博下留言，让他“管管嫂子”。
对此，郑钧耐心回复：“谢谢朋友，但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言行承担后果”。
似乎人到40之后，那个昔日的“愤怒青年”，突然在一夜之间转变了人生属性，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郑氏自洽哲学”。
再聊起自己，郑钧将自己分割成三份：
一个特别无聊的丈夫，
一个特别糟糕的儿子，
一个还算不错的父亲。
至于那些曾经的“摇滚不死”与“老炮精神”，郑钧早就不再提起。
1974年，父亲因为白血病去世那年，郑钧只有7岁。
在他的脑海里，与父亲有关的场景，只留下了两个。
一个是5岁那年，查出白血病的父亲得到允许，从医院回到家中待了一个半小时，在那次短暂的相处中，父亲将年幼的郑钧抱在腿上，在纸上给他画了一个猪八戒。
另一个则是在7岁那年，父亲离世，看着躺在殡仪馆里面色蜡黄的父亲，郑钧没有落一滴泪。
他不懂为什么家人们都在哭，就像他不明白“死亡”二字意味着什么一样。
郑钧谈父亲
1967年，郑钧出生在西安的一家书香门第。
爷爷郑自健毕业于黄埔军校；外公温君伟是留学日本的工程师，西安第一根民用电线，便是接在了外公家；奶奶毕业于女子大学，很早就给家里买下了一台手摇黑胶唱片。
郑钧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7岁之前，郑钧的人生并没有遇到太多挫折。
郑钧（一排中间）与外公
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属于郑钧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走向。
父亲离世后，照顾两个儿子的重任落在了母亲的身上，那时母亲在学校里工作，每个月工资只有58块钱，还要偿还因为丈夫生病欠下的2万块钱。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从那时过来的人，知道那会儿的“2万块”意味着什么。
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家中的每一笔大小开支，都需要精打细算。
作为长子的哥哥，常常帮助母亲分担，郑钧说：“那时候，我常常看到一个11岁的‘父亲’，与母亲坐在灯下，讨论家中的大小事情。”
哥哥只比郑钧大4岁，但长兄如父，在郑钧的成长阶段，他常常会因为做错事情被哥哥揍，那时郑钧恨透了哥哥，甚至冒出过自杀的念头。
被打到忍无可忍时，郑钧在自己卧室墙上咬牙切齿地刻下一排字：
“长大以后，不能忘记”。
郑钧（右）与哥哥、母亲
对于那时的郑钧而言，西安像极了一所监狱——在里面始终有人惩罚你，无法反抗也不能逃跑。
也正是因此，在高考时，郑钧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母亲希望他留在西安的愿望，执意报考了距离西安1000多公里的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纵使前路漫漫，郑钧没有任何目标，但对他而言，那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逃离，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告别，更是第一次接近自由的时刻。
后来，郑钧常常会怀念在杭州读书的那几年。
那时他常常会背着吉他与啤酒，骑着自行车来到西湖边，坐在草坪上看着远处的断桥与雷峰塔，弹着吉他唱罗大佑与崔健，累了就直接躺下，一觉睡到天明。
读大学时的郑钧（右）
在那时的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还有一位英语老师叫马云，多年后，高晓松常问郑钧，有没有上过马云的课，郑钧回答：“没有，因为我的课更专业”。
后来，马老师离开讲台，在电子商务领域大有作为；而郑钧，也意外地踏上了原本规划之外的人生轨迹。
虽然没有在英语课堂上遇见马云，但是郑钧却挖掘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摇滚乐。
在此之前，郑钧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一名歌手，那时他很讨厌音乐，原因是哥哥从小就喜欢音乐，还学习过大提琴与钢琴。
直到有一次英语课上，老师播放起西方摇滚乐，郑钧从未接触过这类音乐，音响中传出的吉他与鼓声立刻俘获了他的内心，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之后，他买下一把红棉吉他与一本基础乐理书，从零开始学习简谱、作曲与和声。
那时每天一睁眼，郑钧就会摸起放在床头的吉他，躺在蚊帐里开始练习和弦，练到中午，舍友从食堂打来饭，放在他床头，吃完饭后，郑钧继续练。
晚上宿舍熄灯后，郑钧便会扛着吉他去水房接着练，直到被人骂，才会回到宿舍睡觉，这样的生活，他度过了整整两个学期。
坐在蚊帐里的郑钧
吉他练好后，郑钧马不停蹄地成立了自己的乐队，取名“火药”，开始频频现身杭州各大高校的乐队比赛。
偶尔到周末，还会在市内的大小花园里举办“小型室外演唱会”。
1990年，为了更专心地钻研音乐，郑钧决意从杭电退学，这一年，他23岁。
退学之后，回到故乡的郑钧度过了两年无业游民般的日子，那段时间他除了写歌练琴，就是跟着西安当地的草台班子，坐着大卡车去四处表演。
日子一天天过去，郑钧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和家人商量过后，他决定去美国学音乐，在办理签证时，他认识了黑豹乐队的原吉他手兼经纪人郭传林。
在听过郑钧的歌后，郭传林邀请郑钧来北京，并承诺会成为他的经纪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郑钧立刻放弃了美国的学习机会：
“去北京，立刻马上！”
郑钧踌躇满志之时，西安这座城市里，一个名叫许巍的年轻人从部队复员，然后凭借纯熟的吉他技巧，在西安音乐圈声名鹊起。
西安的古城墙下，有很多故事。
对于郑钧而言，他对于哥哥的命令有种“生理性的服从”：“大概是因为从小被揍得太多了”。
比如，上大学前，哥哥对郑钧说，在毕业之前不允许谈恋爱，于是郑钧还真的就没谈。
在学校时，有女生曾经拿着电影票在楼下等郑钧，都被他一一拒绝，原因是“物理作业没做完”。
所以，当郑钧决定休学时，他很担心哥哥反对，但没想到，哥哥却成为了唯一支持他的人。
哥哥说：“我们都是有文艺梦想的人，我是没戏了，你去吧，如果失败了也没关系，回家来我帮你找个工作”。
说罢，还给郑钧买了一张硬卧，让他躺着去北京。
郑钧与家人
就这样，郑钧背着木吉他，兜里揣了800块钱，坐着火车只身去往北京。躺在硬卧上，郑钧激动得彻夜未眠，甚至开始构思起自己第一张专辑的封面。
但他并不知道，有时对于“成为歌手”这件事，耐心等待与天分同等重要。
初到北京，郑钧经历了半年的“缓冲期”，因为专辑发布需要投资人，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郑钧只能等待。
最初，他住在大学好友的家里，每天好友出门上班，郑钧便在他家里写歌，好友的妈妈常会来找郑钧聊天，劝他找一份“正经工作” 。
郑钧觉得不好意思，在朋友家住了一周，就匆匆离去。
多年后好友的母亲离世，郑钧发微博悼念
离开好友家后，郑钧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那时他住过公园的板凳，睡过路边桥墩下，没钱吃饭时，会骑车两个小时，去表弟的大学蹭饭。
在郑钧到达北京三个月后，他见到了前来出差的哥哥。看到因为吃饭不规律、瘦了三圈的郑钧，哥哥没有多说，只是将身上的500块钱全掏出来，塞进郑钧兜里。
后来，郑钧才知道，那次见面之后，因为心疼自己，哥哥回家和妻子大哭了一场。
但好在，郑钧终于等来了机会。
1992年，红星音乐生产社的香港投资方来到北京寻找歌手。在郭传林的推荐下，郑钧在松鹤大饭店的套房里见到了负责人——曾经发掘过Beyond、黑豹乐队以及王菲的著名经纪人：陈健添。
最终，郑钧拿到了陈健添在内地的第一份合同。
从饭店走出后，郑钧骑着车来到破旧的出租屋里，到家后，郑钧将公司预付的3000块钱与合同放在女朋友面前，嚎啕大哭，后来聊起这个瞬间，郑钧说：
“我哭，不是因为这个钱，是因为我付出了所有的东西，押在这个事情上，终于有了结果。”
1994年，在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后，郑钧推出了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在这张专辑中，包括了《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等歌曲。
专辑的正版销量达到100万张，让27岁的郑钧一炮而红的同时，也拉开了后来被他形容为“人生中极其疯狂的10年”的序幕。
郑钧《赤裸裸》专辑封面
之后，郑钧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签约海外四大唱片公司的歌手。
签约第二年，郑钧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第三只眼》，其主打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那个年末连续五周蝉联全国电台总排行榜冠军。
那是中国摇滚乐最黄金的年代，也是郑钧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在那个人均工资只有100多块的90年代，郑钧一张唱片的版税就能够达到七八十万。那时他不存钱也不投资，手里有多少钱就花多少，买衣服、买吉他、买豪车，请不同的朋友们吃饭。
那时，郑钧常和老狼、高晓松混在一起，
每天下午三点，高晓松便会准时出现在郑钧楼下，叫他去喝酒，第二天早上，宿醉之后的郑钧总会忘记自己身处何处。
他形容那时的自己像坐在一辆失控的汽车上：很荒唐，很疯狂，很自由，有一种强烈的自毁意识：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责任感，我不太关心周围的世界、社会和前途。”
那些年，他和高晓松在女子大学门口弹琴，在下着暴雨的夜晚开车到十三陵游泳，在彼此的宿舍楼下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
1999年，高晓松执导电影《那时花开》，请来朴树与周迅出演，主题曲则交给了好友郑钧。
郑钧也毫不含糊，在录音棚中整整工作了14小时，改编出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也是在这一年郑钧发行专辑《怒放》，发行不到一周，专辑销量便突破了20万张，许多音像店还出现了断货的情况。
那一年，郑钧32岁，二十一世纪正要来临，他没想到的是，虽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之后的一切，却开始以缓慢的速度向下滑落。
二十多岁时，谈及爱情，郑钧说：“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一个保守且传统的中国男性。我觉得爱情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虽然传统，但郑钧却并不忠诚，对他而讲，所谓“重要的爱情”，不过是在不同的女朋友之间徘徊。
然而，人气正旺那些年，郑钧的桃花运不甘示弱。
宋柯就曾经在采访中聊起对于郑钧的羡慕：“本来姑娘们觉得我啊，晓松啊，老狼啊都不错，郑钧一来，全都转向了”。
高晓松更是定下了“三不原则”：不与黄磊、朴树、郑钧合照，原因是“他们几个，长得太帅了”。
郑钧旧照
多年后，郑钧回忆起那几年，形容那时自己交往的女朋友“两只手都数不过来”，纵使那时，他已经拥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孙锋。
孙锋与郑钧在大学校园里相识相恋，陪伴他走过了人生中毫无出路的那几年，那时，住在北京破旧的小出租房里，孙锋常鼓励郑钧：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歌手。”
郑钧则给孙锋起名“笑笑”，为她写下那首经典的《灰姑娘》，歌曲中，郑钧唱：“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
而这两句歌词，也成为了在两人长达20年的感情中，郑钧最常做的事。
因为女友众多，每次回到孙锋身边时，他总要编一堆谎话，但纵使如此，偶尔他也会漏出马脚，说起别的女孩的名字。
对此，孙锋都选择了原谅。
1998年，孙锋怀孕，彼时郑钧的事业正旺，在此之前的1997年，他刚获得了“CHANNEL V”颁发的“神州最佳男歌手”，成为内地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歌手。
在颁奖典礼的后台，他还与当年出道不久的谢霆锋，以及刚拍完电影《美少年之恋》的冯德伦拍摄了一张合照，风采毫不逊色。
那一年，郑钧31岁，正处于自己人生中最旺盛的夏季，所以当得知女友怀孕后，为了事业，他决定将女友送去美国生产，并在女儿出生后的第五年，才与孙锋登记结婚。
谢霆锋、冯德伦、郑钧
进入2000年后，郑钧开始尝试更多的事情，他写了一本书，取名《菜刀温暖》；做了一部动画电影，名叫《摇滚藏獒》；
尝试成为演员——在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里搭档那英客串出演了“刘磊”一角。
值得一提的是，为这部电视剧配乐的，是已经从黑豹乐队出走的窦唯。
但这些作品，都并没有为郑钧聚集起更多目光，那几年，比起创作者，郑钧更多的标签，是“刺头中的刺头”。
比如他评价周杰伦的歌曲缺乏内涵，无法打动人；评价蔡依林的歌曲是写给小学生听的；与韩寒对骂，称韩寒是“会咬人的疯狗”；
在选秀节目如火如荼的那几年，郑钧也毫不嘴软，评价选秀选手中也有无法理解的垃圾：“如果您们愿意每天在家里把李宇春供着，我也没有意见。”
2008年3月，在第十五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上，郑钧还宣布自己今后将不再领取任何奖项。
但过度的自由，往往也会带来反噬，那几年，郑钧的生活与身体，都开始出现问题——先是家庭的破碎：
2007年，孙锋向郑钧提出离婚，这一年，是两人相恋的第20年，一切过往的不满累计到了一个临界点。
决定离婚后，孙锋对郑钧说，她早已受够了郑钧这个怨天尤人、自私自利、不可救药的坏孩子。郑钧在自己的博客写下：
“她比我坚强，我配不上她。”
郑钧
离婚后，孙锋带着女儿去往美国生活，留郑钧独自一人生活在曾经的家里，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孙锋离开后，郑钧的日子突然失去了方向。
那段时间的他过得颓废，每天，都会有一位固定的钟点工来到郑钧家，帮他收拾屋子、做饭。
每次钟点工问他想吃什么，郑钧的回答都一样——西红柿鸡蛋面，同样的饭，郑钧吃了一个月，最后，连钟点工都忍无可忍，对他说：“能不能换道菜。”
也是从那时，郑钧开始整夜整夜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他戴着耳机，听着一张又一张重金属音乐，睁着眼睛等待天亮。
直到有一天，因为心脏绞痛，郑钧被送入了医院，在经历了一系列检查后，得出结论——郑钧的右心房传导神经出现了问题。
医生说病因是郑钧过度饮酒，缺少睡眠，生活无规律造成的。
似乎，过去十年的经历都在这一刻“回馈”给了郑钧，让他的生活一层又一层下坠。
生活带来的失重感让郑钧开始审视自己，他开始认真思考是否要“改过自新”，也就是在这时，第二任妻子刘芸出现在郑钧的人生中。
郑钧与刘芸相识于一场迟到。
两人相遇时，郑钧与前妻离婚不久，刘芸也结束了一段关系——在此之前，她与演员聂远有过一段长达3年的恋爱。
2008年，朴树的妻子吴晓敏组织一众好友看电影，其中就有郑钧与刘芸，没想到因为迟到，当刘芸到达影院时，原先预定的电影院里，票已全部售空。
吴晓敏打电话给刘芸，让她坐着同样迟到的郑钧的车，去另外一家影院看电影，挂电话之前，吴晓敏还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你俩太有缘分了”。
郑钧给自己定过一条恋爱法则——“不谈女演员”：“我认识很多女明星，但我从来拒绝和女演员谈恋爱的，我认为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而对刘芸而言，在认识郑钧时，她并不知道郑钧是谁，只单纯觉得他长得很帅：“因为我生长在广州，那里大家不怎么听郑钧的歌曲。”
但就是这样两个对彼此没有预期的人，却意外投缘，刘芸觉得郑钧是“男版的刘芸”，郑钧则觉得刘芸是“女版的朴树”。
郑钧聊刘芸
相识的第一周，恰好是中秋节，郑钧打电话邀请刘芸与自己一起过节，那天他们聊了很久，之后便确定了恋人关系。
恋爱公开后，有人开始揣测是因为刘芸的介入，才导致郑钧与前妻离婚，为此，郑钧特地在博客写下一篇题目为《刘芸不是小三，是天使》的文章。
文章里他写：“小刘同学不是小三，因为我绝不会因为爱上另一个女人而离开我的前妻”。
郑钧与刘芸
在郑钧看来，在第一段婚姻中，前妻孙锋的唯一缺点是“太闷”——“她把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不说出来，用固执酿造冷暴力然后发射。”
而和孙锋不同，郑钧的第二任妻子刘芸，则是无论大小事情都会以吵架的方式“爆发”，威力之大，让郑钧也难以承受。
最开始恋爱那几年，两人几乎天天吵架，因为吵架，郑钧踹破过门，摔过椅子，还用书把墙砸出一个大洞。
两人最有名的吵架事件，莫过于有一次郑钧想逃，但刘芸不依不饶地追到电梯口，对郑钧说：“你要走可以，但你从头到脚的东西都是我买的，你给我脱了。”
郑钧当即站在电梯里脱光了衣服，愤愤离去。
后来，宋柯说郑钧和刘芸是“动态平衡”——只有吵架，才能够交流。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吵吵闹闹的郑钧与刘芸，却真走进了婚姻。
郑钧与刘芸
2010年，28岁的刘芸与43岁的郑钧在西安登记结婚，同年两人的儿子出生。
儿子出生，郑钧也在某种意义上“重生”了。
他戒掉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烟酒，开始练习瑜伽、每天打坐，学着给孩子拍嗝与喂奶，甚至为了陪伴家人，他有长达7年的时间没再写过歌。
郑钧形容那时的自己为：“我已经没有了自我，摇滚圈朋友都在嘲笑我，可是我觉得这样挺好”。
郑钧与儿子
但偶尔，郑钧还有着摇滚歌手的坚持。
比如一次，他和刘芸在三楼说话，听到育婴阿姨在楼下用手机给儿子播放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他立刻从楼上跑下来，对着阿姨说：
“请您关掉这首歌，谢谢。”
成为父亲后，郑钧偶尔会想起自己的父亲——如果父亲在世，自己或许并不会成为一个摇滚歌手，但是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郑钧也想不明白。
今年，郑钧55岁了，时间过去，他正在不断成为“另一个人”。
比如少年时期的郑钧，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长大，一定要向哥哥“复仇”，然而如今哥哥已经发福，早已不再是自己的对手，但郑钧却懂了当年哥哥的苦心；
比如青春叛逆时期，郑钧时刻都想着如何逃离家庭、逃离母亲，而如今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母亲，陪她聊天。
每次挂电话后，母亲都会向郑钧道谢：“谢谢你陪我聊天”；
郑钧说：“成为父亲后，我才意识到曾经的自己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儿子”。
再比如，曾经作为儿子的郑钧，最讨厌被管教，而作为父亲的郑钧，却渴望融入孩子的生活。
因为女儿和前妻一起生活在美国，为了和女儿亲近一点，郑钧甚至还曾经加入过她的好友群聊，试图和大家做朋友，但很快，他意识到这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
“谁愿意带着朋友的爸爸一起玩儿啊。”
毋庸置疑，郑钧早已成为了“普通人”。
昔日那个充满愤怒、留着长发、总仰着头看人的摇滚歌手，变成了如今这个以和为贵、反躬自省的中年父亲。
25岁那年，郑钧最大的梦想是能够出一张自己的专辑，成为一名摇滚歌手，那时，他坚信这个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而如今，30年过去，55岁的郑钧愿望变成了：成为一名瑜伽行者，在一个山中找到一个山洞，闭关度过与世隔绝的三年。
对于这个梦想，郑钧不确定是否能够实现。
近两年，有人说起郑钧，总会惋惜他的辉煌停留在了90年代，感叹近些年他的创作“江郎才尽，巅峰已过”。
对此，郑钧十分坦然，在他看来，有过巅峰就已足够，毕竟大多数人，山顶都未曾到达过。
比起山顶，如今的郑钧，更向往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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