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李国瑞》剧照，胡可（右）在剧中饰演指导员王竞生
《槐树庄》剧照，胡朋（左）在剧中饰演郭大娘
胡可、胡朋合著《敌后纪事》
12月4日，著名剧作家胡可因病逝世，文艺界人士纷纷悼念。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赋诗称赞胡可的功绩：“百姓剧作，/人民心火，/战士剧作，/士兵高歌。”
胡可与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是中国文艺界一对令人羡慕的伉俪，两人共同从革命岁月走来，相伴一生。胡可曾赋诗：“心静云天阔，情深月色浓。斗争常与共，一世可为朋。”道出两人同时作为战友、恋人、朋友的默契与深情。如今两人先后作古，令后人思念不已。
我的父亲母亲，一位是剧作家，一位是演员，都在各自领域小有名气。母亲先于2004年88岁时离世。先离开的有人思念，后离开的只能思念故人。
父亲胡可享年98岁，达到被外人羡慕赞美的高寿年纪，但是在这个特殊的人生阶段里，虽然每天有亲人在身边，姐姐和我每天轮流陪他，但老人的苦恼也被我们做女儿的所深深体察。那就是他对老战友老朋友的思念。思念，思念，思念绵绵不绝。
2019年7月初，父亲要去看望百岁老友、剧作家杜烽。杜烽的话剧《李国瑞》《决胜千里》都曾被北京人艺演出，这在军旅作家中是少有的中签率。然而，杜烽已经失智多年。杜烽的女儿杜丽劝阻说，天气这么热，就别让胡可叔叔来了。不，父亲一定要去，即使杜烽不认得他了。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他。我们俩是七十多年的好朋友，互相间一个眼神，就都明白对方的意思……”而在12月4日上午，父亲正与人下棋突发大面积心梗之时，他的书桌上摊开的正是他未写完的对杜烽话剧《李国瑞》演出的回忆文章。
这样的心灵默契，还存在于他与我的母亲胡朋之间。他们是战友、夫妻、朋友。母亲去世前的几年里，他们每天午睡以后，就坐在一起聊天，从下午3点聊到吃晚饭，常常聊得开怀大笑。既成了习惯就很难改变。在母亲去世以后大半年的时间里，父亲天天这个时候坐在沙发里出神，身边故人何在，心事知与谁说？
“斗争常与共”
1937年，父亲16岁。7月里他从济南到北京求学，恰遇“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的高头大马进了北京城。他便追随他的二哥参加了平郊游击队，开启了他动荡而丰富的一生。一年后，游击队加入了八路军，他因为年龄小，被送到抗日军政学校学习，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半年后，1938年，我的母亲胡朋也从抗大女子学院分配到剧社。抗日战争前期，敌后根据地戏剧活动发展得很快。我的父亲母亲这些来自大中城市接触过话剧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剧社里都成了演戏的骨干。有人说，话剧演员只需要三个条件：五官端正，口齿清楚，脸皮稍厚。话虽刻薄，却是实情。
父亲说，和母亲相见之时，并无一见钟情的感觉，只是父亲渐渐发觉这位年纪轻轻就主动演老太婆、肯在脸上画皱纹的女同志不但工作积极，而且经历传奇——她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竟是三次突围，两次负伤，跳崖、滚坡、住院，大难不死。
母亲第一次负伤，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进攻的重点转向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敌后处于频繁的“扫荡”与反“扫荡”之中。1942年春节期间，抗敌剧社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日本朋友一起，到平山县接敌区进行活动。日本朋友向敌炮楼喊话，散发传单，其他同志则在集市上进行小型演出。母亲胡朋所在的那个队在一次演出过后连夜转移到一个叫神岗头的村庄，这个村庄距敌据点不远，被汉奸告密，遭到敌人奔袭。突围中一位女同志方壁牺牲，崔品之同志被俘后遭杀害，杜烽等三同志跳崖摔伤，母亲胡朋左脚中枪，被张永康同志搀扶着跳崖。回到后方休整后，在白求恩医院，发现子弹在她错综复杂的脚骨中间穿行后留下，居然没有击碎任何一块骨头。是印度籍的柯棣华大夫为她治疗，亲自上山采集中药，煮药汤为她泡脚，亲自为她按摩，终使母亲没有落下残疾。
母亲第二次负伤是在1943年秋冬，日寇在冀西山区又开始了持续3个月之久的残酷“扫荡”。这一地区是晋察冀军区机关的驻地，也是抗敌剧社居住和经常活动的地域。11月30日，抗敌剧社经过一夜疲劳行军，拂晓遭到敌寇包围。母亲胡朋和刘钧同志负责的那个组在突围中，有吴畏、安玉海、李心广、陈雨然4位同志牺牲，孙玉雷同志重伤，母亲胡朋从山上滚下来幸免于难，刘钧、林明（女）同志被俘，又于押解途中逃回，全组一共9人，伤亡过半。母亲胡朋作为这个组的共同带队者，多年来一直感到深深的内疚不安。
父亲和母亲虽然都是抗敌剧社的成员，但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并不多。直到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召开英模大会，会上有一位穿着带补丁的粗布棉袄的老大娘的发言吸引了每一个到会的人。她站在讲台上，像拉家常那样叙述了自己在这场反“扫荡”中间掩护八路军病号和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经过。她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社领导当即决定以戎冠秀的事迹为内容编为话剧上演，并确定由父亲胡可承担这一任务，由胡朋来扮演剧中戎冠秀一角。组织上并让他们俩在“群英会”结束后陪伴戎冠秀返回她的家乡下盘松村，并在那里继续进行访问以补充材料。回到村子当天，母亲胡朋就跟戎冠秀像母女般住在了一起，父亲则开始了对戎冠秀一家人和周围人们的紧张的访问，并在小油灯前开始了《戎冠秀》剧本的创作。
在共同完成创作任务的过程中，他们有了更多表达感情的机会。当然也有传说，是戎妈妈为他们挑明了“灯芯”。
回到驻地，他们两人除了排戏、演戏、开会，也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比如一起到炭灰铺背煤，到马驹石背布，或两人带着镰刀绳索到附近山上去割茅草。母亲胡朋除了演戏，还要负责两个戏的服装工作，常常日夜不睡两眼熬红。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母亲已经像妻子那样关心着父亲的生活，为他缝棉衣、拆洗棉被。1944年的中秋，明月照得沙滩一片光洁，他们二人心静如水，在村外的河滩上漫步谈心。有父亲的一首诗为证：“心静云天阔，情深月色浓。斗争常与共，一世可为朋。”
“一世可为朋”
父亲是剧作家，他的话剧和电影作品包括《战斗里成长》《槐树庄》《战线南移》等，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话剧《槐树庄》于1959年公演，是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剧目，母亲扮演主角郭大娘。《槐树庄》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导演王苹，母亲胡朋仍然担任主角，饰演郭大娘。这不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却是他们最重要的一次合作。
而说起郭大娘这个人物，她是父亲和母亲呕心沥血塑造的一个角色。因为从抗战到解放，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十几年，他们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一个老模范，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戎冠秀。因此，直到抗战胜利，直到新中国成立，直到“大跃进”，直到“文革”，直到近年，每一个历史时期，父亲都与戎冠秀和她的家人保持着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戎冠秀是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每年到北京，父亲都要与她见面，听她讲农村的故事，讲她的努力和奋斗。《槐树庄》的构思因此持续发酵，自然成形。父母亲脑海里的郭大娘是个成熟的典型，有着坚实的原型人物的基础。
1962年，影片《槐树庄》完成时正值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刚开过，因其描写了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歌颂了“三面红旗”，在内部审片那几天，八一电影制片厂来了很多党政军领导，据说当天八一厂的停车场上小轿车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此后，各种荣誉也随之而来。当然，父亲胡可也认识到，由于历史的曲折和认识的局限，剧本也存在着此生无法弥补的缺憾。
写到此，先讲一段我自己的故事。1978年，我调到刚刚复刊的《工人日报》，在报社文艺部做文艺编辑兼记者。那时，文艺部已经有几位等待改正的“右派”老同志在了。其中就有后来的作家出版社副社长、散文家柳萌，他那时是文艺组的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们几位在办公室一般都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我对他们抱着深深的同情。当然，我和其他同志照样说说笑笑，每天风风火火，四处采访。然而我是新手，虽工作积极，却不懂的事太多，我该问就问，指哪儿打哪儿。不久柳萌调走。
很多年以后，柳萌问我：“胡健，你刚到报社时候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当年，我们几个老‘右派’，一开始都不理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都不理我？我怎么不知道？没看出来呀！”我真傻。我眼里他们的沉默寡言其实是对我的排斥。
柳萌说：“就因为你是胡可的女儿。胡可写了《槐树庄》，里面丑化我们‘右派’，还让他骑自行车掉到了水里……让他出洋相……”
我无言以对。
柳萌又说：“后来我们看出你没有干部子女的娇骄二气……”
我理解我父亲，他的亲戚朋友中就有“右派”，他自己也因为对“右派”态度温和而险些被划成“中右”。话剧《槐树庄》写的是一个北方农村从土改到合作化，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中，贫农团团长郭大娘带领群众一步一步走过的艰难历程。郭大娘曾经在地主家做过奶妈，地主少爷、后来的革命干部崔治国就是她奶大的。而崔治国在每一个重要关头都会作为对立面出现在村里。当然，他的举动被郭大娘等贫下中农骨干一一破招。而到了反右的时候，他的身份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右派”。我想，这只是戏剧人物的符合戏剧逻辑的发展。
在这个剧中，父亲无意伤害那些已经蒙受冤屈的人们，他不是为了写“右派”而专门设计的崔治国这个人物，而是写崔治国这个人物的思想变化渐渐就发展到了符合社会时代的身份。也许，只有我认识到作者的动机是有区别的，别人可能会觉得没区别。不强求。
当时，恰遇上级提出要创作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文艺作品，话剧《槐树庄》便应运而生。这就是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道路。当然，这个剧本在“文革”中也难逃被篡改的命运。
父亲重新审视《槐树庄》是在20多年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由此，从历史的曲折到创作的得失，父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艺创作不能等同于政策宣传。面对我和姐姐的议论，父亲常常是默然无语。2007年，中国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收入了他3部话剧作品：《战斗里成长》《战线南移》及独幕剧《喜相逢》，没有《槐树庄》。
在父亲晚年，中国文联出版了《胡可剧作选》，父亲亲手把《槐树庄》收录其中。他说，他是把它当作一份史料收入的，不忍割舍。父亲的心情我理解，他是忠诚的，是紧跟着党一辈子的作家，他的一切都来源于对党的信任。
母亲胡朋作为父亲的妻子与合作者，始终分担了他的痛苦，“文革”中也为此挨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战友话剧团的同事们来家里看望母亲，几位年轻演员不由分说，跪在地上就给母亲磕了几个头，说是给胡老太太请罪来了，对“文革”中的行为表示悔恨。母亲是宽怀之人，从不曾责备过谁。父亲还记得，“文革”初期，母亲从文工团看过大字报回家，偷偷笑着对父亲说：“他们画了我的漫画，说我是祖师爷奶奶，画得还挺像……”
“情深月色浓”
母亲胡朋曾于新中国成立前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在大会上代表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朗读了贺电，遂被著名文艺家陈波儿看中，特地向军队要她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当电影演员。母亲后来出演过电影《白毛女》中大春妈、《钢铁战士》中的母亲、《土地》中的母亲、《深山里的菊花》中的母亲等角色。1958年她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回到军队，在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担任导演，授衔上校，并非传说中的开国上校。她又饰演了《槐树庄》女主角郭大娘、《回民支队》里绝食而死的马本斋母亲、《烈火中永生》中的双枪老太婆……在50岁以上的观众中是有口皆碑的。
2004年12月28日晚十时半，母亲不幸逝世，终年88岁。她走得很突然，白天有轻微感冒症状，没吃午饭；晚饭时好转，进食如常。饭后觉身体乏力，开始呕吐。没有来得及送医院即呼唤不应，心脏停跳。我是晚饭后赶到家的，帮母亲清理呕吐物，却没有及时察觉母亲的病情，这使我懊悔不已。赶来的120医生劝我说：“这个年纪的老人心梗，即使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救过来。”
父亲冲到床边，反复问——问我，问他自己：“就这么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就这么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大河决堤般的悲伤笼罩着父亲，令他不能自持地当众落泪，嚎啕痛哭。60年的相伴相守，被突如其来的诀别时的匆匆脚步所阻断，从此阴阳两隔，空余思念。
15年的时间里，是父亲的写作习惯救了他自己。父亲晚年一直在不断地写回忆录，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战友们的事迹一一写出来，有义务把抗日战争的经历与读者分享。他写抗战中的革命戏剧，写对日本侵略者的政治攻势，写冀中子弟兵，写朝鲜战场的残酷斗争，写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吴畏、赵尚志；写含冤而死的老战友——文艺评论家侯金镜、诗人张志民；写老领导丁里、刘佳；写啊写，不停地写……
母亲去世至今15年，父亲不但为她印了画册，还为她出版了自传《明灯照耀一生：胡朋自述》（中国电影出版社），不久，他写的《相伴一生》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在我看来，写回忆录显然是父亲排解思念的方法之一，也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
15年过去。渐渐地，父亲开始习惯与思念做伴了。
2019年12月4日，虽是冬日，却难得的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早上父亲还由保姆推着轮椅去附近公园转了一圈，上午回来写文章，又和小战士下了一盘象棋。不料其间突然喘不过气来，急送医院，诊断为大面积心梗，抢救无效。就在与母亲分隔整整15年的日子里，他撒手人寰，去与母亲相会了。
父亲的思念终止于此，成为我们做儿女的永远的思念。
（作者：胡健，系胡可胡朋之女）
胡可小传
胡可，1921年生，戏剧家。山东青州人，满族。幼年在山东就读于青州省立第十中学、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曾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7年8月，16岁的他参加北平郊区抗日游击队，同年12月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入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39年5月入党，长期在晋察冀军区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战争期间他曾创作多幕儿童剧《清明节》；在天天的行军途中，构思和完成了有三个战士角色的广场剧《喜相逢》，这是借用了相声技巧的小喜剧，后来成了剧社经常演出深受欢迎的一个剧目；多幕剧《戎冠秀》在演出中也广受欢迎。1949年他将与胡朋等集体创作的多幕话剧《生铁炼成钢》改写为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后经他亲自改编为同名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胡可创作的多幕话剧《英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反映了部队和农村生活，曾经被全国各地剧团上演。《战斗里成长》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被改编为同名影片。
胡可一生笔耕不辍，出版著作有《胡可剧作选》和论文集《习剧笔记》《胡可论剧》《读剧杂识》《剧事文稿》《胡可戏剧杂文》《胡可戏剧杂文续编》以及散文集《敌后纪事》（与胡朋合著）、《走过硝烟》《烽火·戏剧·人生——胡可自述》。
胡可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逝世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联荣誉委员。2007年被政府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
2019年12月4日，胡可逝世。
胡朋小传
胡朋，原名初韫诚，祖籍山东莱阳。1916年，出生在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朝的末科举人。她出生不久，全家就来到北平。1930年，初韫诚考入北平师大附中初中部。
1937年3月，高中毕业后的初韫诚，离开北平去上海，经介绍到私立正风中学做职员，改名胡朋。
抗战爆发后，胡朋登上英轮海燕号，离开上海经广州前往武汉，辗转到达延安。1938年8月，胡朋成为抗大四大队五队（女生队）的学员。
1938年12月，胡朋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抗敌剧社。胡朋认为只有扛枪上前方打鬼子才真正参加了抗战，为此还闹了几天情绪。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抗敌剧社除在根据地经常巡回演出外，有时也组织精干的演出队，带上武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为群众演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胡朋三次突围，两次负伤，在突围中，她的战友有的被俘逃回，有的牺牲了，她左脚负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组织上决定从部队文工团调一些同志去做电影工作，胡朋被分配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同时保留了军籍。从此，她开始了银幕生涯。
1950年，胡朋参加拍摄了第一部影片《钢铁战士》（成荫导演），她扮演英雄张排长的母亲。胡朋精心塑造了这位英雄母亲的形象，为此，她获得了文化部授予的“优秀演员奖”。不久，水华和王滨共同导演了影片《白毛女》，邀请胡朋扮演了剧中的王大婶。
1952年，胡朋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她又在郭维导演的影片《智取华山》中扮演常母，在水华导演的影片《土地》中扮演一位老苏区的革命母亲。胡朋尤以扮演善良、正直、坚强的农村老大娘形象见长。她一生中所塑造的这类人物的代表形象有：除了《钢铁战士》中的张母，还有《白毛女》中的大春妈王大婶、《智取华山》中的常母、《土地》中老苏区母亲、《回民支队》中马本斋的母亲、《战上海》中地下工作者赵母、《烈火中永生》中双枪老太婆、《槐树庄》中的主人公郭大娘、《山重水复》中的罗奶奶等。
1991年4月20日，胡朋获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为一些在表演艺术上卓有成就的老同志颁发的“特别荣誉奖”。
2004年12月28日，胡朋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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