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电影往事：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2021年，芒果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总决赛现场，梅艳芳曾经的伴舞陈小春获得观众票选第一。节目中，他与张智霖等几个“过气”港星组成了“大湾区”组合，唱演的作品，几乎每一首都是“炒”80-90年代粤语歌曲的“剩饭”，却收获了在这个夏天最受欢迎的收视热潮。节目之外，这些经典引发的群体怀旧依然在延续。那么，缔造了它们的那个大时代，又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六王毕，四海一。公民近，王侯远。
彼时的香港影界，邵氏重心转移到了TVB，新皇登基开启了电视王朝。“古惑仔”横空出世，挽救低迷的本土漫画市场。徐克许鞍华忙着交换“新浪潮”指挥棒，“墨镜男”“无厘头”风头一时无两。“银河映像”正在杜琪峰的心中酝酿。《英雄本色》被冠以“暴力美学”之名登临大学课堂。从嘉禾走出的李小龙，在大洋彼岸收割最后一波“快使用双截棍”的疯狂热浪。成龙脱下滑稽外衣，与李连杰争夺下一张中华武魂通行世界的代盐券。
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日子。
关于“东方好莱坞”的秘密，波德维尔曾有过十分精辟的总结——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然而问题来了，为何同声同气，文脉气韵更加深厚的内地电影，却从未孕育出过“暴力美学”呢？这一缕癫狂与过火的文化基因，究竟由何而来？
就拿30、40年代的上海做一个对比好了。
《一代宗师》与《罗曼蒂克消亡史》告诉我们，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这规矩就是既要面子，也要里子。上海滩上的帮派之争，还是讲究有钱大家一起赚，一个桌上谈判，无非就是谁吃肉谁喝汤的区别。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双方也划下道来，先礼而后兵。谁知日本人来了，什么不说桌和碗都直接给你掀翻，别说喝汤了，命都不会留下一条。
香港电影中暴力美学背后的文化支撑，就是这样不讲规矩的“丛林法则”。事实上，它与战后香港经济飞速发展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那些刀口舔血的兄弟情，神秘的古惑仔组织和舍生取义的动人悲剧背后，耸立着“哥特式美学”骇人听闻的阴影。更可怕的是，死亡的高峰体验不只发生在银幕上，在现实的香港娱乐圈中，也是真的会死人的。
1992年4月，刚刚帮助李连杰成功解约嘉禾的经纪人蔡子明，在公司楼下遭人枪击，身中6枪，当场死亡。
一个月后，梅艳芳在九龙塘KTV包房遇到了香港黑帮“14K”的堂主黄朗维，黄开出百万支票让梅喝酒唱歌。梅喝了酒，却不唱歌，被黄当众掌掴并软禁在包房。得向太陈岚亲自驾车来接，方才脱困。第二天，与梅交好的另一黑帮大佬陈耀兴（《古惑仔》陈浩南的原型）率数百小弟围攻黄朗维，将其砍成重伤。两天后，黄在医院被射杀。一年后，陈耀兴在澳门参加完赛车比赛后也遭枪杀。掌掴事件最终升级为两派黑帮火拼，这就是梅艳芳前往泰国躲避风头的原因。
多年后成龙对谈高晓松，坦言当年香港所有的黑社会都进入到了电影圈，投资洗钱牟取暴利，演员备受欺辱，签了合同也拿不到钱。
刘德华曾遭遇黑社会用枪抵头，逼迫拍戏。
刘嘉玲被人从车中绑走，12年后出现了震惊娱乐圈的《东周刊》事件。
1993年，成龙、曾志伟、梅艳芳等发起著名的“香港演艺人协会”，专门用来保护演员，对抗黑社会，梅艳芳是其中唯一的女会长。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地没有“暴力美学”。在民国时期，中国历经了抗战与内战，上海也经历了三界和孤岛时期，政局分割，帮派林立。但中华文明的主流，乱局中也是“以和为贵”，不太干得出乱拳打死老师傅那种不合规矩的事。（现在也是，一带一路，共建双赢，不像某西方政府癫狂起来简直是比黑社会还不要face）。
中华文明的历史太悠久了。几千年古老智慧沉淀析出的底蕴，足以教导她的国民，做事不要赶尽杀绝，相互制衡才是长久共存的关窍所在。
并且中国也太大了。地缘上就有东北、中原、京派、海派、岭南、沿海等不同文化之分。横看成岭，远近高低，避免了因分歧不足而导致思维的单一性极端发展（但也因厚古薄今而缺乏文化上的活力和弹性，在新思潮来临时就像恐龙回头一样后知后觉）。
与古老的内地相比，80-90年代的香港是青春的。历史纵深虽不足，导致缺乏对深层次生存之道的深刻认知，却也容易抱团一起往前冲，短时间内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非常罪非常美”，香港电影的璀璨辉煌，就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之中，如此惊心动魄地发生。
二、“香港的女儿”：为何是梅？
鼎盛时期的港娱，星光熠熠，气象万千。为何姹紫嫣红之中，只有梅艳芳被公认为“香港的女儿”？
有人说，梅艳芳是时代的眼泪。不，她更是时代的恰逢其时。4岁登台，她便背负了一家人吃穿用度的重担。但她的未来却充满了希望。那是经济高速发展，阶层尚未固化的香港。黑社会代表了鱼龙混杂，你死我活的极端情况。但那同时也是一个生机勃勃，“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代。人们相信，纵使生活百般艰难，但只要用心、用功，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笼民也能捱过苦难，过上更好的生活。
那也是歌坛的纯真年代，没有流量、数据、资本和人设。那时的男歌手中，张谭二人平分天下水火不容，四大天王还留着青涩的中分头，骄阳似我的Beyond，挤掉了电台安静的晚安曲……但在女歌手中，还没有出现能够与梅相匹敌的对手。
19岁，梅参加新秀大赛，以一首《风的季节》夺冠出道，完美演绎了港人最爱的“从底层一飞冲天”的人生故事。
梅出道即是巅峰，连续5年获得最受欢迎女歌手，旋即打破红磡演唱会最年轻个唱记录。
20年从艺生涯，其专辑销量、专业奖项、演唱会记录皆为同时代女歌手中第一人。而后来者更无法望其项背，因为前辈已定下乾坤，可供新人翻转挪腾的角度只会越来越小。
梅的演艺生涯，极尽荣光，堪称完美。但她的成就，绝不只是历史的馈赠。
明星由时代创造，而巨星，则可以超前于时代。
电影《梅艳芳》试图向我们展示，在造型师刘培基的打造下，梅才成为了引领潮流的“百变女皇”。但事实上，梅拥有将她自身经历转化为故事的卓越能力。她好像天然地能够分辨出那些自我形象中的吸引点，和她应该如何将它们呈现在人前。
我看过梅30多岁时的金针奖演出，身上依然残留她19岁新秀夺冠时的气息，那时她在舞台上松弛而又努力，将要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
她的样貌，不能用美艳来形容，连清秀也谈不上。但你就是能从她认真的神情，坚毅的面部轮廓中感受到她与众不同的能量。甚至她的痛苦和迷惘，都是有说服力地让人相信，她是为了什么而在痛苦和迷惘。
梅开启了“港女”的本土化现代形象。瘦弱而缺乏女性特征的身材。有情有义重然诺。大包大揽的独立，永不服输的倔强。梅对外官宣的女弟子只有何韵诗一人，但何家境特殊，气质也与梅迥异。在银幕上，似乎杨千嬅、郑秀文能够与梅的形象一脉相承，但她们生活的环境已经无关血与火，也缺乏从小跑江湖历练出的气场，平民和普通了了很多。
90年代，梅来内地开个唱，应观众要求唱了《坏女孩》，从此被封杀七年。2003年才终于拿到内地解封的批文。
同样2003，张艺谋拍《十面埋伏》，留下片中大姐大的角色给梅。国师还为此预备了私人医生和厨师，等梅进组。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塞上牛羊空许约。
时也命也。也许，梅艳芳注定只属于香港。
三、All in:兄弟情与爱情
电影《梅艳芳》进入第三幕后，我最深恶痛绝的《女人花》还是出现了。近年来的明星传记片有一个普遍庸俗化的趋势：喜欢通过“知音体”的戏剧内核来悲剧化，软弱化这些传主的人生。张国荣如是（指哥哥的一些专题片），梅艳芳如是，迈克杰克逊亦如是。
比如这首经典怨妇歌曲《女人花》，不仅在任何一场梅的演唱会中从未出现过，梅生前也曾公开表示过，并不完全认同这首歌所传递的情感观念。而《梅艳芳》的主创，作为梅生活中的朋友和了解她的人，还是把它用在了梅生前最看重的最后一场演唱会部分。并且毫无悬念的，配在了婚纱造型片段上。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男性视角。它的出现，代表了梅的身边人，主要是她的男性朋友们（也代表社会广大吃瓜群众），究竟是如何看待她的。是作为一个传统男性社会视角下的女人？还是作为梅艳芳本人？
“恨嫁”，似乎成了梅一生悲剧的根源。而梅生命倒数时执意穿上婚纱，把自己最后的精力献给舞台，又让人们那种同情嗟叹的情绪达到了顶峰。
大家如数家珍，而又扼腕叹息，一一盘点梅生命中错过的男人。比如，她生命中最爱的渣男近藤真彦，化疗前还专门去日本看他。比如，她对刘德华说不清道不明，却尽人皆知的暗恋。还有，和赵文卓那段甜蜜和短暂的姐弟恋，是她最后一次动了结婚的念头。
这些人，她爱过吗？当然爱。但她真的恨嫁吗？却未必。
或者说，在某种角度上她是恨嫁的。但她的遗憾，却不是因为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在数次All in 的爱情之后，她深刻地明白了，并非所遇之人都无法走到最后，而是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不存在那个能够在各方面与自己匹配的人。她想要的爱情，是永远求而不得的。
幸福的模板，有两个人可以参照，一个是张国荣，一个是刘德华。张国荣有唐唐，甘心放弃前途无量的金融专业，只做哥哥身后的男人。刘德华也有朱丽倩，甘心隐姓埋名数十年，只愿做一团华仔身后的影子。
但她是梅艳芳。虽然港人宠爱疼惜，拥有无数兄弟的大姐大，却也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男人，既能如唐唐与哥哥般心意登对，又甘心忍受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训，躲藏在女人的身后。
名女人的婚姻难得如意，邓丽君，林青霞，无一不是黯然收场。
况且，阿梅又不是一般的名女人。她的侠骨柔情，不仅是对女人，甚至也对男人。据罗君左回忆，某次与黑社会言语不和，对方拔出枪来，梅竟抢在面前替他挡枪，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举动。
一次，偶然听到梅对男友林国斌（Ben）说，你以后不要那么辛苦，我来做（养你）就好了。刘培基气得大骂：你是男人吗？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最后，掌掴事件时陪梅度过难关的阿Ben，不堪被媒体贴上吃软饭的标签，向梅提出了分手。
梅的一生，似乎都在挑战世俗社会的性别规定。仿佛硬币的两面，她有那么多好兄弟，却没有一段真正的好爱情。在把她当兄弟的时候，男人们对她的有情有义赞不绝口，而当她是女人的时候，男人们又害怕这样的情义影响到自己的男子气概，只好逃离。
梅的艺术人生，已经尘埃落定。但她身上所流露出的那可以一点点供人细品的东西还远远没有止境。
她作为一个审美符号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她的私人情感却归于牺牲与忘我精神的60年代。就在这欲说还休的误读之间，我们一次次得到了艺术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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