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33号调查员
编辑|33号调查员
《傅雷家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父亲对儿子厚重的爱，可傅雷不仅仅只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深入了解之后，就会看到傅雷的另一面。
1908年，傅雷出生在江苏南汇周浦镇的一个地主家庭。家境富裕，有着幸福的生活，但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们一家过得并不那么如意。
傅雷的父亲傅鹏因为招惹了乡绅地主，被诬陷进了监狱，虽然仅仅关了三个月就出狱了，但是秉性正直的父亲因为冤屈迟迟没有得到公正的申诉，长期压抑患上了肺痨，没过多久就离世了。父亲的离世也只是个开始。
那一年，傅雷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因家庭的变故先后夭折。一年之间六口之家，仅剩傅雷和母亲。这种打击真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可是，母亲的教育在成就他的同时也给他留下了伴随一生的阴影。
父亲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傅雷母亲李欲振身上。傅雷的母亲比较瘦小，但长相端庄美丽。虽然没有文化，但极富有主见。她并没有因为丈夫孩子的离世一蹶不振，而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儿子傅雷身上。
李欲振请了管账师傅继续教傅雷念书识字，还请了专门的老师教英语。但母亲对傅雷的管教极其严格，甚至可以说手段恶毒。
当得知幼小的傅雷在书堂不好好读书的时候，母亲便在傅雷睡着后，在他的肚子上点了一支蜡烛，傅雷一下子被疼痛惊醒。这是母亲对他不认真读书的惩罚。
有一次傅雷逃学，本以为母亲知道了又是一顿鞭打，可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责罚。但半夜熟睡的傅雷却被疼痛惊醒，原来母亲将他的手脚都绑了起来，要把他拖到家附近的水塘里。幸好被邻居发现，并阻止了一场悲剧。
1919年母亲为了傅雷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便带着他到上海投靠在上海的外祖父家。
不难看出，母亲非常重视傅雷的教育，虽然教育手段有很大的问题，但也正是在这棍棒之下，傅雷成为一名才子。
高中时期，傅雷就出了《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1926年18岁就考上了上海持志大学（今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后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社会动荡不安。
傅雷一心想要读书，最后决定出国留学。母亲为其变卖田地资产支持他出国。最终在1927年12月30日，傅雷登上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
拿着严济慈的信，通过郑振铎的介绍，到法国西部的贝底埃补习法语。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只要有时间就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也经常参观法国艺术馆、博物馆的美术名作。一次偶然机会，傅雷爱上了翻译。
1929年夏天，在瑞士莱芒湖畔圣扬乔尔夫木屋游玩时，无意间看见房东旧历书上《圣扬乔尔夫的传说》，对它很感兴趣，于是就尝试翻译，并且刊登在1930年《华胥社文艺论集》上，这也是傅雷第一次发表译作。随后就开启了他的翻译之路。
又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秦纳的《艺术哲学》之后，1930年，傅雷撰写出他的第一篇美术品论《塞尚》，并登上《东方杂志》。
一年后，完成四年学业，搭乘“香楠沙号”轮船归国，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办公室主任。
在法国的四年里，傅雷曾爱上法国女人玛德琳，两人志趣相投，但由于文化的差异，有很多事情傅雷难以忍受，便不了了之。
1932年，傅雷和表妹朱梅馥在上海结婚。婚后朱梅馥生了两个儿子。朱梅馥除了要照顾孩子也担任起丈夫的助理。
同年，傅雷参加“决澜社”，并发表社签名宣言，与人合编《艺术旬刊》。在授课之外，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外国文学及撰写艺术理论文章之中。
其间，完成了他的唯一学术论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并在《艺术旬刊》上连载。后来由于母亲的离世，傅雷辞去美专职务，以译书为业。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雷的译作《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还出任过《时事汇报》周刊编辑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
1937年抗战爆发，他翻译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性》《服尔德传》，罗素的《幸福之路》等，并重译《贝多芬传》，撰写长篇评价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后来的日子，傅雷都是在紧张的社会环境下潜心创作。
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发表十余篇关于时局、民主、教育、文艺等内容的政论杂文：《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撰写数篇类似文章。这是他迈出新的一步，突破文艺范畴，直面社会和人生，以鲜明的立场支持民主运动。
为了更好地支持民主运动，同马叙伦、王绍鏊等人组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的委托，傅雷翻译了牛顿的《英国绘画》，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他翻译的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面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雷带着家人前往香港，长子傅聪则独留昆明读书。不久后再次回到上海，钻进书斋继续翻译事业。
50年代初，傅雷重译了《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并翻译出版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及诸多短篇文学作品。
1954年，傅雷长子傅聪到波兰留学，便开始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流，就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傅雷家书》。
1957年，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后在《文汇报》上陆续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随即，鸣放整风转入“反右”。
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1961年才得以平反。这期间他没有停下事业，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再次修改《高老头》，正式翻译泰纳的《艺术哲学》。
后来儿子傅聪又从波兰转到英国学习，由于政治原因，傅雷不能与儿子再通信。
直到1959年国庆当天，在周总理等人的关怀下，傅雷得以继续给儿子写信。
1966年8月30，一群挂着袖章的学生，是奔着《傅雷家书》来找罪证的，可没想到《傅雷家书》中无一言辞表达着对祖国的不满，反而全是教导儿子要爱国。他们在傅雷家里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傅雷夫妇戴着高帽被批斗，书柜里的来往信件全被烧毁。
1966年9月3日，58岁的翻译大师傅雷彻底被“打败”，决定以死作证，以示清白。他吞服了巨量的毒药，坐在躺椅上永远地“睡着了”。妻子朱梅馥也选择上吊自杀。
傅雷夫妇死后，骨灰原本被安葬于永安公墓，后归并到万国公墓，之后在红卫兵的破坏下没了踪迹。幸有傅雷作品的爱好者，私藏其骨灰盒，才幸免遭毁。
1979年4月，宣布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我们看到的是才华横溢、忠于国家的才子，《傅雷家书》带给我们的也只是傅雷的冰山一角，他还有黑暗的一面。
对妻子，他感到愧疚。《傅雷家书》中写到“我二十岁出国，出国前就和你妈妈已经订婚，但出国四年中间，对她的看法三番四次地改变，动摇得很厉害。”
15岁就和朱梅馥订婚，但在法国留学时爱上了玛德琳，还曾写信告知家人要跟朱梅馥解除婚约。婚后，傅雷再度背叛。
在长子傅聪5岁，傅敏2岁时，傅雷又爱上了上海美专的学生成家榴，还曾被张爱玲写成《股宝澈送花楼会》来讽刺。当时朱梅馥动了放弃的念头，但为了孩子，她选择了忍受。
对儿子，傅雷在遗书中说到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可能是小时候母亲的棍棒管教，致使傅雷对孩子的教育也继承了母亲的方法。不过对于母亲的教育方法他也是做了改革，大儿子傅聪就是这一教育手段下的‘杰作’”。
大儿子傅聪受到了父亲傅雷更多的教育。在四岁的时候就显露出音乐才能。七岁时，父亲傅雷就决定要好好培养他学习钢琴。
有一次，傅聪到了练琴时间，但是当时的他痴迷于水浒传，便躲着父亲偷偷地看起来，父亲恰巧在楼上看到了这一幕，二话没说下楼便是一拳。傅聪鼻梁上有个疤痕，就是出自傅雷之手。小儿子傅敏则备受傅聪的冷漠，最后只是做了一名英语老师。
在父亲近乎虐待的教育下，傅聪也成为了国内首位在国际上获奖的钢琴大师。当傅聪回忆起父亲，总是不禁落泪，他明白父亲的一片用心。
回看傅雷的一生，他是一位文学大师；是受到虐待的儿子、虐待儿子的父亲；也是背叛妻子的丈夫；还是受到迫害的爱国人士。比起耻辱地活着，他选择了守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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