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余金成，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
作者简介：余金成，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基本原则，其中蕴含了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含义；中国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生产资料转移到劳动者，同时通过公有制主体地位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经济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来走势是实现劳动方式脑力化，在此基础上将建立精神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其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①
应该看到，在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面对因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对抗，公有制主张属于最强音。《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还应该看到：“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②公有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知，除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经典著作的阐述之外，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实践的探索，还应该注意新的时代事实所预示的逻辑前景；完整正确地描述上述过程，对于科学认识公有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地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任务。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典阐释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量论述中，形成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观点。本文试梳理如下：
第一，论证了劳动与所有制之间的因果联系，强调了所有制归根结底对劳动的依赖。
马克思说：“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③在这里，所谓分工就是劳动，而且是现实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劳动；可以说，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劳动行为总是以分工形式出现的——分工是人类劳动唯一呈现形式，甚至完全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也可以作此理解——此类劳动每一次具体形式都属于满足个人需要的整体劳动一部分。而所谓私有制就是所有制，而且从“分工”角度看应该首先是“公有制”——分工所形成劳动合作产品当然属于公有。按照这一理解，劳动和所有制也是相等的表达方式，所有制就是劳动结果，是一种自然必然性现象。所有制与劳动的联系具有客观性质：所有权(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达)是劳动者预料并期待发生的结果；劳动者之所以展开劳动，就是为了获得产品所有权以满足自身需要。
既然一般劳动都以分工形式出现，既然劳动产品作为合作成果一开始就具有公有性质，那么，要确定个人所占份额即落实私有制关系，就需要合理解决分配问题；换言之，事情既可以像马克思所说的，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也可以说，分工与公有制是同义语，后者向私有制转化需要经历分配环节。在社会合作背景下，人们唯一能够接受的是按劳分配——这是对分工各方都有益的原则。但无论采取何种表述方式，都可以确定：劳动与所有制属于因果关系。
而一旦谈到分配，就涉及另一层次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后者通常也发生于经济过程：在按劳分配背景下，劳动能力强者将获得较多财富，财富积累将有可能使其从消费条件向生产条件转变——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一般原因。由资本所体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原生形态与劳动密切相关。恩格斯说：“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其次，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裂，他只在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个定义[亚当·斯密]中承认它们两者的统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④
马克思通过分析财富二重性表达了类似观点：“一方面，财富是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另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也好。”⑤显然，当财富单纯作为物存在时，仅仅属于消费条件；而当它作为价值存在时——也就是形成交换关系的时候，就转变为生产条件，并相应取得了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
一方面劳动创造财富，另一方面财富具有二重性：既可以作为消费条件，又可以成为生产条件。其中，消费条件体现劳动目的，而生产条件则为了形成更多消费条件；这意味着，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考虑财富向消费条件和生产条件转化的恰当比例。实际上，劳动能力强者拥有较多财富，而弱者较少，强者在满足自身消费需要之外，有更多机会将财富一部分转变为生产条件。应该看到，财富向生产条件转变本身属于生产力发展一般样态：首先，它增加了生产资源，容纳了更多劳动者，拓宽了生产领域；其次，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是强者主导的经济合作关系，通常应该具有更高劳动效率。
提高生产力关键在于主体劳动，劳动也构成了所有制本源。恩格斯认为：“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⑥人们越是充分展开自身劳动，就越能形成高水平生产力。生产资料重要地位，以及所有制体现的劳动与其成果的统一，都只能植根于劳动过程之中：脱离开劳动谈所有制存在与发展，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样，生产资料公有制存续与否取决于劳动过程本身，而不取决于单纯意识形态持守。马克思曾以私有制为例，表达了所有制现象对现实经济关系的依赖：“实际上，滥用[abuti]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一种关系，哲学家称之为观念)。”⑦公有制的存在同样“具有明确的经济界限”，同样取决于某种现实经济关系；脱离了这种关系，公有制可以从多到少，甚至从有变无。
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明确了所有制与劳动之间的真实关系，就应该从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角度认识所有制作用。应该看到，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市场配置资源的特点是：利用竞争机制，尽可能地发掘一切资源，使其配置趋于合理化。这是市场经济具有高效率的根本原因。从现实看，劳动者所拥有资源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财产资源，另一种是能力资源。要使它们充分运用，必须为之提供相应利益，即把主体所提供资源条件视为相关生产要素，实行按要素分配。所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针对的就是普遍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的需要。显然，这种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举措以承认劳动与所有制的因果关系为前提。
人类依靠劳动进步获得持续优化的生存条件，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属于人类劳动发展史不可或缺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其扬弃，只能展现出对劳动更为有效的激励。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关于劳动观点时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⑧
人类命脉所系在于劳动，社会主义事业只能建立在更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中国改革最伟大贡献，就是使经济发展重新回归到劳动解放上，所谓人民主体地位，归根结底是开放最为自由的劳动施展环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努力劳动——即智慧地动用所拥有一切资源条件——来创造幸福美好生活。而所有制只有在解放劳动方面发挥作用，才具积极意义。
第二，论证了生产资料在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地位，强调了所有制作为生产条件决定了消费条件。
截止到马克思时代，在文明社会长期发展中，脑力劳动都没有进入直接物质生产过程。由于劳动主要是体力支出，本身受制于人类生理条件限制，发挥空间很小，很难形成持续性提高局面，当然也无法成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唯一展示生产力变化的是物的要素——劳动资料体现了人们世世代代“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⑨，形成了缓慢但稳定的发展过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类“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⑩。在相当漫长历史时期，人类都是使用物质尺度判断自身发展水平。
在这个时期，生产资料技术水平不仅是衡量生产力尺度，也是衡量生产关系指标。马克思明确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1)“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12)即便是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大机器“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13)。
生产资料在生产方式中举足轻重，很大程度上抬升了其所有制关系的经济地位。生产资料所有权不仅意味着对生产力的掌控，也意味着对生产关系的主导。所以，所有权归属就成为阶级斗争目标，成为生死存亡所系。“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而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14)而“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15)。
马克思进一步说：“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6)“可见，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17)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例，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对雇佣劳动者的决定性作用：“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18)“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19)
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预测了其必然出现的命运：“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0)
生产资料在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地位，表明其公有制对理想社会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该专政将通过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实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一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能够用计划经济代替商品经济，大机器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就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就将取得先进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制无疑成为保证理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前提，而对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充分运用即计划经济就成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既然生产资料扮演了生产力水平主角，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改善生产关系，尤其是消除分工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局限，最好方式就是所有人轮流从事所有分工岗位——由于此处已无须考虑分工对劳动能力要求，那么，分工均衡布局就不会对生产力水平产生消极影响，相反，却对形成平等生产关系有利。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人们共同分担所有分工岗位，被视为消除三大差别的决定性举措。
不仅如此，公有制另一个重要诱人之处还在于避免剥削现象发生。马克思反复强调，剥削发生原因是劳动者失去了客观劳动条件，无法从事劳动，进而威胁到自身生存；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出卖自己唯一拥有的劳动力，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而雇主也就获得了肆意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权力。一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剥削前提就不复存在。当年，毛泽东深谙其中道理，即便是目睹农村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也不肯放开土地承包制，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质上是“宁要公有制的草，不要私有制的苗”。他担心私有制蔓延会形成新的无产者，长此以往，剥削复现，又会出现两极分化。
生产资料在生产方式中决定性作用，使其所有制具有三种功能：一是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决定着劳动生产率；二是作为技术结构方式决定着社会分工；三是作为劳动客观要件决定着分配关系。斯大林说：“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21)这个理解一直在社会主义理论界占据支配地位。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深入人心的原则。与上述三种功能相对应，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是保证了社会主义能够拥有先进生产力；二是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分工分配的平等性；三是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再出现剥削现象。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从理想进入现实的桥梁，也成为亿万民众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信条，当然，也相应成为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最为激烈尖锐的战场。
第三，论证了大机器给生产力带来质变，强调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现在看来，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人类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变开始的时代：一方面，旧生产方式还主导着人类基本状况，另一方面，新生产方式已经开始了咄咄逼人的进军。旧生产方式体力劳动者主宰着物质生产，而新生产方式脑力劳动者开始进入直接物质生产。后者第一项伟大成果是发明了蒸汽机。蒸汽机也是劳动资料，但与此前劳动资料技术水平的生成机制不同，它不再是依靠劳动者经验积累，而是依靠科学原理进行理性设计。毫无疑问，这是脑力劳动进入物质生产领域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的划时代标志。
马克思当然关注到生产资料领域这一重大变化。他分析说：“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当做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22)他一开始就揭示了问题实质：大机器生产意味着“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转变为生产资料新的技术能力，进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
关于大机器生产，马克思强调了两个要点：一是大机器技术属于“社会的生产力”，二是该生产力被吸纳成为资本的生产力。他说：“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23)
马克思甚至认为，只有当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时候，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才找到了真正归宿：“因此，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24)
马克思盛赞机器体系所表现出的这种知识力量：“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当代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是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5)问题在于，由固定资本所吸纳的这种知识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属于社会公共资源。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上，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26)他指出：科学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展现为“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27)。显然，这一判断与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事实并不相符。但无论马克思把蒸汽机技术归结为何处来源，它带来生产力变化却是客观事实。正是这种新型生产力，使他和恩格斯认为理想社会得以实现：“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28)
马克思认为大机器生产资料技术水平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即生产社会化性质，但是，其私有制所表现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却阻碍了社会化实现，而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才能完整体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由此才确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改革是计划经济失败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发生的。生产力发展受挫引发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反思，而首先是对公有制问题再认识。事实证明，孤立地主张公有制，会贻误生产力发展。所有制是财产关系，或者说，是以财产为载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所有制作为主体关系受智力支配，所谓劳动与所有制是因果关系，就是受智力支配的因果关系。确认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所有制一开始就依附于劳动，而且是脑力劳动；像马克思所说，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没有一定脑力劳动付出，谈何支配他人劳动力？
作为财产的所有制很容易失去，所谓坐吃山空；作为关系的所有制，本身就是动态存在，拥有所有权主体对失去所有权主体形成了一种支配关系，通常说来，这是强者支配弱者的关系。资本所体现的所有权，就典型地展现了这种性质关系。资本对劳动支配，或者说强者对弱者支配，一定意义上也是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支配；个体身上头脑对四肢支配在社会中得到放大，变成了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支配。显然，这种支配体现强者掌控生产资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也由于分配不平等而导致两极分化。所谓私有制与市场机制一致性由此得到体现。所有制对劳动尤其是脑力劳动的依附，则是重新解读公有制历史地位的前提。
其一，社会主义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计划经济。
任何社会形态只能立足于生产力基础。而生产力致动要素的改变，是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改变的根本原因。传统社会主义看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因为它承载了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在当今时代，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只有形成与第一致动要素的某种关联，才能确立其价值地位。
按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9)，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可以解读为“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这两大特征是中国改革经历了诸多困难和曲折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转变为现代的基本标志；其载体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关键是重构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该问题正确提出本身就构成了理解改革的前提。显然，只有从“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把问题与生产力发展动力联系在一起。
既然计划经济失败于市场经济，就表明社会主义没有找准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这里面逻辑并不复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之所以被看作重要原则，同样是因为生产资料在过往理解中，能够承载先进生产力水平。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非等同于坚持公有制，仍然需要体现在对先进生产力标准的坚持，否则就是舍本逐末。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成为必要，正是因为它在这个生死攸关环节出了问题——当生产资料失去了决定生产力作用时，人们仍然通过坚持其公有制来维护所需要生产力。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强调公有制问题，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理想社会掌控先进生产力要求，变化发生在：当生产资料技术水平从静态存在转变为动态显现的时候，意味着生产力致动要素已经从“物”转变成“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过分强调了公有制这个生产关系形式，反而忽视了先进生产力这个内容。
还有一个事实与此相关：在当代，生产资料科学技术不再呈现为“社会智力”成果，而是企业竞争仰仗的自有资源；正是后者“私有”性质使其长上了腾飞翅膀，人们通过不断推高科学技术取得越来越多财富，而财富激励转而提升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这里奥秘在于：人类对生产资料重视，本来也是对其内含智力成果的重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不过是生产资料中内含科学技术由稳定转为活跃、由静态转为动态而已，事情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所谓所有制，一开始就是智力成果所有制；至于有的生产资料耗费物质财富比较多，例如机器设备，折射的仍然是其中物化知识形态比较丰富而已。按照这一理解，劳动与所有制的关系，就像恩格斯所讲的，是劳动内部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活劳动与死劳动即现在劳动与过去劳动之间的关系。
单独拿出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无论从私有制角度还是从公有制角度，都不能准确展现生产资料经济性质。一方面，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者相结合，才能成为生产条件；但这样一来，它既可能增长也可能缩小自身所代表的财富数额；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如果只与人们消费需要相联系，它将成为消费条件——这样一来，它将只能逐步地减少所代表的财富份额。因此，只有建立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之间的结合关系，即让生产资料真正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生产资料才具有“生产”意义；否则，生产资料所标志的就仅仅是一定数额财富，随着消费展开将逐步减少至无。
社会主义者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视，过往理解包括了三条原因：一是促进生产力；二是避免了剥削；三是提供了消费条件。
在促进生产力方面：计划经济落败，一定程度证明生产资料本身不能决定生产力水平，而是劳动者通过决定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计划经济抓的是生产资料结果，市场经济抓的是劳动者原因。计划经济本来是因着公有制设计的，其失败证明这种设计已经过时，而公有制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得心应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求知。
在避免剥削方面：按照马克思观点，剥削发生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是劳动力商品出现的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劳动者都会凭借自身能力换取工资等收入，人力资源因此都具有某种商品含义。但是，断言由此发生了剥削，至少没有区别开所有制性质的不同。
在提供消费条件方面：如果一般地承认在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连接着按资分配的话，那么，所有制性质不同，自然意味着分配主体不同；公有制生产资料所获得按资分配财富应该归全民所有，这些财富显然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助力。人们对公有制的认同，越来越集中在它能够提供共同富裕条件上面，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理解使所有制被看作单纯消费条件。
上面分析表明：与传统社会主义相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还在，公有制还在，但是，计划经济已经被市场经济代替了，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一样了；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的改变，使公有制地位和作用也已经不一样了。
有的学者没有以这种变化为依据来考察社会主义和公有制问题，例如周新城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应该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要求。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所以一般地讲，市场经济的运转应该服从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运行应该有助于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能倒过来说市场决定了所有制改革的‘标尺、原则、检验尺度’。”按照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方法、手段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必然要由某个行为主体来运用它：或者是由公有制经济来运用市场这种手段，或者是由私有制经济来运用市场这种手段。怎么运用市场这种方法、手段，要由行为主体根据需要来定。行为主体决定采用什么方法、手段，而不是方法、手段决定行为的主体。(30)
周文批评市场经济崇拜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培育者、集大成者，在其上打上了资本主义深刻烙印。有些人一提到市场经济，就希望向资本主义模式看齐。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周文硬化公有制价值地位，同样存在问题。对于理想社会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而言，所有制同样具有方法、手段性质。按照唯物史观，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生产力，而不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周文游弋在一系列政治正确的概念和判断之中，却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中看重的是市场机制对劳动者激励作用，后者较之计划经济侧重生产资料作用，更有益于生产力发展；而先进生产力水平则是建构共同富裕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
即便从方法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方法，而是一种与实现理想社会所需要生产力条件相关的战略性选择；后者意味着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认同、改造与化解。因为市场经济本来就不止方法意义，也包括了特定生产关系指向。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必然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31)邓小平从方法角度立论，并不属于排他性判断，即没有排除市场经济内在蕴含的目的意义。正因为市场经济客观要求一定社会制度与之结合，其自发趋势又的确生成着相应性质生产关系——该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相悖——才使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对其进行历史性置换，才产生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32)问题。而这种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非传统社会主义也非现代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新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那种仅仅把市场经济看作方法、手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权宜之计，显然发现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这种考虑虽不无道理，却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历史发展中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重大变化。可以说，在漫长自然经济时期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生产资料都扮演了历史重要角色：其技术水平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其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看重，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可以说，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是理想社会生产方式完美表达。但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生产资料在生产方式中主导作用被劳动者取代了——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更新不过是劳动者不断推出新科学技术的结果；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对于生产力还是对于生产关系，都不如劳动者创新积极性重要。市场经济之所以被社会主义者看中，就是因为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对创新劳动的持续激励。相比之下，计划经济仰仗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充分利用，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地位略逊一筹。
二是所有制存在着对劳动活动的天生依赖，或者说，劳动与所有制是同义语，前者是劳动本身，后者是劳动结果。劳动改变和发展，会导致所有制改变和发展。按照这一理解，市场经济对劳动的激励，抓住的是原因，是生产力源头，而所有制是结果，是生产力结局。这种辩证关系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加看重劳动活动环节，看重劳动者能力发挥，看重对劳动者能力的提高；而所有制关系将随着人们在劳动能力方面趋同，越来越具有平等性质——即便是私有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也会因能力差距缩小而逐步被平等关系所代替。在这一趋势下，公有制条件有望加快这一进程。公有制财富作为消费条件，在初始阶段是满足生存需要，即彻底消除贫困现象，但越到后来越体现为满足发展需要，即为劳动者提高自身能力提供条件。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一领域促劣变优，公有制资源就是该政府作用的有力支撑。
周文表述方式是：市场是方法，取决于行为主体；然后，又用“公有制经济”代替了“行为主体”，提出到底是公有制经济来运用市场方法，还是私有制经济来运用市场方法？这里，客观逻辑关系被“虚”了两道：首先，所有制属于生产关系，其建构合理与否通常应该在生产力方面寻找尺度，而不是本身被作为独立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强调公有制，针对的也是私有制不能适应大机器生产方式需要，并非让公有制地位绝对化，以至于公有制经济本身能够自证其身，这种理解混淆了与生产力之间的主从关系。其次，人民是经济活动主体，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属于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方式，其中，最为关键是一定水平生产力，而生产关系需要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可见，孤立地提出按照公有制经济需要来运用市场方法，把公有制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行为主体，混淆了主客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改革是从破除“公有制崇拜”开始的，时至今日，学界仍然徘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社会主义命脉所系，不是公有制，而是生产力；当年，马克思突出地强调公有制，恰恰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能形成最高水平生产力。两相比较，生产力是“本”，公有制是“末”。中国改革千辛万苦，就是纠正了本末倒置现象。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同样是坚持公有制原则，人们混淆了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忽略了前者让公有制同时具备了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双重功能，因此，公有制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公有制本身成为了发展目标；而后者认为“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主义本质，所有制成为体现该本质的手段和形式，而公有制主要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发挥作用，虽然该作用归根结底对于形成更高水平生产力有利。
社会主义者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生产力问题。中国改革是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开始的，所破除的就是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思想禁锢。所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针对这一点而提出的。
其二，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成果，体现在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生产资料方面移至劳动者方面。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物”转变为“人”。公有制在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方面当然具有意义，但主要不是通过生产力环节，而是通过生产关系环节。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形成先进生产力依靠的主要是“人”而不是“物”，即便是公有制经济能够在形成先进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是通过按劳分配形成对“人”的激励才奏效的，而后者正是沿用了市场竞争的做法。
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所产生的按资分配财富，是政府行使促劣变优作用的重要资源；而且，当公有制经济适应了市场机制之后，其进一步发展意味着按资分配数额的增加，这同样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公有制所具有的这两种独特作用，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区别。所以，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公开地、大声地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时，还需要看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变化：
首先，生产资料作为生产方式标志在当代已经不再有效，人类新发展体现在脑力劳动越来越进入到物质生产领域，后者作为生产力致动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标志。过去认为，抓住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等于抓住了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这个已经过时了。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就是因为生产力第一要素已经从“物”变成了“人”：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为前提考虑经济发展布局的，而市场经济是以劳动者为前提考虑经济发展布局的。
其次，所有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生产条件转变为消费条件，所有制变成了劳动者满足消费需要的过渡形态——一旦劳动者从生存需要跨入发展需要，后者就呈现为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对所有制考量也就越来越向有利于劳动能力发展转变：此时，消费还是消费，但是已经从满足体力劳动需要转变为满足脑力劳动需要。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人力资本。
搞清楚上述区别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明确了生产力发展的重心被移至劳动者方面，那么，如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就成为最为重大的政治选择；与之相比，劳动者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并不是问题关键，而是怎么有利于劳动积极性发挥就采取什么样所有制方式，政治权力不应产生任何所有制歧视。在任何时候，主体都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劳动。历史事实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公有制的坚持，首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规定了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他们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针对了大机器生产力需要，也是为了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为了更好地展开劳动。
社会主义者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执着，存在双重目的：第一，掌控生产力发展关键；第二，掌控生产关系平等关键。前者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生产条件，后者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消费条件。这是理解传统社会主义合理性的两个重要尺度。在当代，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生产资料本身作为科学技术物化形态，处在频繁演变、不断提升过程中，已经很难像自然经济时期和工业化初期，作为稳定尺度标志着生产力水平；此时，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只能是劳动者，即拥有相关智力的脑力劳动者，换言之，社会生产力发展重心已经历史地从“物”转移到“人”——是人的脑力劳动在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并相应更新着生产资料技术水平。
这样一来，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生产力传统决定性意义就不复存在，进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优势也不复存在。但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消费条件分配依据，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并且，消费条件既可以满足生存需要——例如国家推出的消灭贫困计划，也可以满足发展需要；后者完全可以与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教育体系联系在一起。
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其作用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已经从兼顾生产条件和消费条件两方面，转变为侧重消费条件方面。而对生产条件的建构和维护，只能运用市场经济方式，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不断激励劳动者劳动来解决。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定型的今天，中国改革仍然需要坚持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经历了数代劳动者辛苦努力形成的一笔庞大财富，既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资源，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资源，无论任何人出于任何借口都不能破坏亏损这笔财富。虽然公有制经济在市场机制中已经消除了“唯此为大”的神圣光环，但仍然是形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更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资源依仗。一方面，公有制经济需要与市场机制对接，在实践中逐步解决自身发展壮大问题，其中最为关键是如何区别国有企业中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解决好其动力机制问题；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需要与政府作用对接，市场自发趋势是“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政府必须致力于促劣变优，而公有制能够提供相应资源条件。作为第一步，是消除贫困现象，即让全体社会成员在生存需要方面都得到满足，而接下来是提供越来越平等的发展条件，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获得所需要的发展机会。应该看到，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脱贫过程也是相关劳动者的能力发展过程。公有制经济在这两方面都能够提供很好助力。
其次，公有制经济成分能否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取得迅速发展，是一个可以在实践中予以验证的问题。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传统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契合，就一定排斥公有制经济的同样契合——双方依靠的都是劳动，需要解决的都是劳动积极性问题。况且，按照笔者观点，人类未来仍然要走公有制道路，虽然不是指物质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指精神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同样公有制性质，使后者完全有可能首先发生在国有经济，即在国有企业中率先实现精神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凭借其获得最佳劳动生产率，使其得以更大范围推广。这种以科学技术成果共享为特征的新型公有制，很可能成为国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进而成为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先声。
为了不再回到传统公有制经济老路，关键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发展要素重新诠释，找到为理想社会奠定基础的逻辑依据。
从长远观点看，促劣变优虽然占据了公共资源，但它提升弱势群体劳动能力也会对强势群体有利。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机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市场机制对劳动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作用对弱势群体扶植机制。后者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两极分化，而且归根结底对社会生产力全面提升有利。增加了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之于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而是能够直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然选择；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为标志的公有制经济将在这一过程助力政府促劣变优作用。
资本作为资源组合的强制方式，成为市场经济灵魂。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人类从自然界压力中寻求自由的客观选择。这是人类通过内部竞争所形成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模式：强者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虽然强者人选并不固定；强者既是竞争组织者，也是最大受益者。所谓强者，一开始就超出了体力性质，呈现出向脑力方面的转变。马克思描述资本生产性两种形式都可以看出理性影子：“资本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1)作为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2)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33)无论是作为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还是吸收社会劳动生产力，都运用的是经济方式：前者只有使弱者能够分享剩余劳动成果——至少比他们自己劳动收获更大，才能使弱者接受强者的组织方式，即让“强迫”现象成立；后者意味着资本能够形成吸收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相关载体，例如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特定生产资料，才能予以成功利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的激励，经历了从传统侧重体力到现代侧重脑力的发展。资本初始状态，跃动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动物灵魂。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顶到脚底，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向同胞直接下手，是因为比较起任何其他工具，人是最方便有效的工具。在初期缺乏健全法制的背景下，强者运用资本对弱者进行野蛮残暴的奴役，实行肆无忌惮掠夺。现代资本主义使其矛盾具有一定可控性。但是，这种生产方式运用利益差别方式追逐无限财富，势必遭到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引发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非传统安全危机，归根结底与此有关。这预示了它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第一要务是牢牢把握对劳动本身的激励，而公有制经济最佳使用不是与激励劳动对立，而是对激励劳动助力。这在一定程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地位的破解：市场经济自发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与政府作用的促劣变优作为，会形成渐行渐融趋势；当促劣变优带来优劣差距逐步缩小的时候，优劣质差就会演化为优良量差——后者一旦与所谓“自由个性”联系在一起，实质上就成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共同富裕局面。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即建立在个体差别基础上的社会平等，就有望实现。
公有制与私有制意味着按资分配归属不同；并没有事实证明，公有制一定能够创造出较私有制更强的劳动激励效果来——公有制对市场经济的顺应，与私有制一样，都是通过相关主体利益机制体现；只要公有制经济找到了体现劳动者利益途径，完全有可能适应市场机制，使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换句话说，公有制本身不会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产生增益作用，后者只发生在对劳动激励环节，体现为按劳分配原则。当我们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实际上是承认了激励劳动方式的主导地位。
所有制的市场定位体现在财富分配上。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主要体现为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基本形式。不同所有制对于生产力的意义都只能体现在按劳分配环节上，而其对于生产关系的意义却只能体现在按资分配环节上。
其三，社会主义公有制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自身存在和发展问题，要通过按资分配为政府促劣变优提供助力。
公有制主体由国家体现。所以，强调政府作用与强调公有制作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的倚重，相应产生了对公有制经济的倚重。有可能出现的是：未来才能蔚然成风的精神产品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有望率先垂范。其机理在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在适当时候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共享——这一点邓小平很早就有所意动，他在谈到先富帮后富的时候，就提出过专利权转让方法。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有制经济属于市场主体一部分，像其他市场主体一样，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争取自身发展空间。为了很好地解决国有经济激励机制问题，需要在实践基础上探索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恰当比例。按照一般原则，企业经营主体的按劳分配应该根据企业运营状况，采取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但是，用于员工的按劳分配应该考虑扣除公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份额之后；显然，双方合理比例需要通过实践探索予以确定。公有制企业的按资分配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体，在预留一定比例扩大再生产资金之后，应该把剩余利润交给国家支配。政府作用主要表现在促劣变优环节：第一步，满足弱势群体生存需要，彻底消除贫困现象；第二步，满足全体劳动者发展需要，提供平等教育条件。促劣变优归根结底将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最大推动。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同样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从“主体”概念本身来看，首先，市场经济客观上使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这里主体针对的是与客体的区别；其次，在更多情况下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与辅助地位的比较，其间可以从“量”与“质”两个角度予以区别；最后，作为助力政府促劣变优作用，公有制经济具有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具有主导作用。概括起来，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发挥如下作用：
一是参与优胜劣汰。作为市场主体，公有制经济将像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其命运将取决于优胜劣汰机制。如前所述，只要理顺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关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公有制经济不能胜任市场经济竞争、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二是助力促劣变优。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将体现在政府作用的促劣变优过程中。从逻辑上说，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沿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是因为政府通过促劣变优对其形成了一种补偿作用——当促劣变优使优劣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的时候，所谓优胜劣汰就不会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了。在这方面，公有制经济可以也应该为政府促劣变优作用提供资源支持。
三是探索共享机制。按照逻辑推导，人类未来将形成精神产品共享机制，其前提是劳动方式普遍转变为脑力劳动。在最终达到这个目标之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可以先走一步，在适当范围采取适当形式推行知识产权共享机制。可以预料，公有制经济一旦率先做到了这一点，必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将使共产主义价值目标重获人们的关注与效仿。
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一致，既需要实践检验，也需要逻辑证明。公有制经济如果率先在内部推行知识产权共享，很可能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它能够因此获胜，应该体现在对成本节约上。公有制经济这么做，仍然是作为生产条件，而不是消费条件。当然，人们有理由期待创新方式出现。
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正在寻找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路径。没有任何理由断言它一定不适合市场经济，但是，也不好说它更适应市场经济。私有制经济之所以适应市场机制，主要是其利益机制自然实现：所有者是具体主体，他对自身利益追求决定了对资源配置合理化选择；公有制经济也会产生主体利益追求问题，但是，较之私有制经济在劳动行为和利益归属之间的自然联系，公有制经济主体多元化和层级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私有制经济的利益机制是简单的，也是直接的，而公有制经济的利益机制是复杂的，也是间接的。虽然这一问题对公有制经济而言，并非无解；但是，找到正确答案却的确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探索过程。
公有制经济的向好首先需要区别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这同样取决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其中按劳分配应该体现市场机制作用，即在同等条件下，劳动者无论在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所得都应该是大体一致的；而按资分配所得除了保证企业正常的扩大再生产之外，公有制企业利润应该归国家所有，即用于全体人民。
当所有制既能够承载生产力又能够体现生产关系的时候，其公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此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选择；当所有制只能扮演“第一生产力”辅助角色同时又能够改善生产关系的时候，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中国改革的选择；当所有制内容从物质形态转变为精神形态的时候，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人类必然的选择。
第一，人类劳动发展决定了自身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展开，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34)。
人类劳动发展史可以区别为三个阶段：
一是脑体分工并存、物质生产以体力支出为主、脑力劳动仅仅停留在社会管理环节时期。此时，社会秩序形成和维护主要依靠脑力劳动承担，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则以体力劳动为主；生产资料集中了理性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人类生命活动特性——人使用工具被看作是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因为这种使用本身就是两种劳动方式结合，既有表现为体力的人力，又有体现为理性或脑力成果的工具。掌握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就能够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力，同时也能够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昔日空想社会主义者，乃至后来马克思、恩格斯，不约而同地主张理想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在摆脱生产资料由管理者或脑力劳动者掌控，并相应获取大部以至全部剩余产品的局面；公有制则体现由社会掌控生产力条件，能够形成社会平等关系。
二是脑体分工并存、物质生产逐步以脑力支出代替体力支出时期。此时，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财富总量能够支撑越来越普及的教育体系，智力成为物质生产主要致动因素，不仅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脑力劳动越来越形成对体力劳动直接支配——这是劳动能力强者借助“资本”大行其道时期，它不仅疯狂吸收科学技术力量，还热衷组织越来越多劳动者成为其施展抱负的助力；这推动了人类生产力高速发展。虽然科学技术仍然需要物化为生产资料，但是，由于后者频繁更替，已经很难成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稳定指标了。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对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充分利用，与对人的脑力劳动持续激励相比，不能不落了下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所以落后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原因就在于：担纲生产力发展重任的要素已经从“物”转向了“人”。
三是人类劳动方式完全转变为脑力劳动的时期。此时，劳动者都拥有脑力劳动能力，虽然社会分工尚存在某些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岗位，但承担其任务的同样是脑力劳动者。劳动方式同质化意味着人们拥有相等经济地位，阶级存在的基础因此而消失了。与此同时，人们劳动产品的共同精神形态，使人类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品味理性成果所具有的魔力——由于精神成果可以无限复制，一个人使用和所有人使用都不会影响到其使用价值，这使它客观上具有共享性质。这种局面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当所有个人都把自己劳动产品提供给社会的时候，也是任何个人都享有社会所有产品的时候——前者意味着人类将因此拥有最强大能力，能够以最强阵容发展与自然界关系，后者意味着彻底消除个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所谓共同富裕因此而形成。
第二，劳动与所有制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劳动形态将决定所有制形式；劳动所体现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将主导所有制关系性质。
一是劳动与所有制之间的一致关系决定了劳动性质将决定所有制关系性质。
所谓劳动性质，是指人类生命活动特性。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5)在人类分裂为不同劳动方式背景下，所有制关系客观上折射了劳动关系：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支配体现的是人类大脑对四肢的支配，具有自然必然性。
大脑作用在于：它通过对客体事物对象化思考，掌握其存在规律，从而再现该事物。用马克思的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36)由对象化思考所产生的这种复制对象能力，意味着脑力不仅可以把所有事物纳入对象化范围，从而在满足自身需要方面拥有无限可配置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黑格尔所说的：“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37)显然，理性“中介作用”源自于其“复制作用”：人们按照需要选择性地复制相关对象，让它们互相作用，最终达到自己目的。
所有制现象与理性上述功能有关。所有权对劳动依赖表明有产者属于劳动能力强者，而无产者属于劳动能力弱者，这是经济实践形成的划分，虽然难免出现超出劳动因素的例外，但总体上还是以劳动能力为尺度的。而劳动能力强弱往往以理性能力衡量。作为生产条件的所有制以作为消费条件的所有制为基础，前者对劳动支配取决于后者能够满足劳动者消费需要，有产者提供了生产条件，就等于间接提供了雇佣劳动者消费条件；雇佣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相结合从事劳动，满足的却是有产者扩大财富的目的。因此，所有制关系不仅是生产关系，而且是强者支配弱者或脑力劳动者支配体力劳动者性质的生产关系。
按照唯物史观，所有制关系指谓的生产关系，是脑力资源匮乏时期的产物：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脑力资源，通过所有制关系造成强者支配弱者的经济合作方式，使生产力发展趋于最大化。一旦人类劳动方式脑力化，这种一部分劳动者支配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局面就失去了经济必要性。届时社会合作还存在，但它更像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人们会为了特定目的寻找志同道合者，却不必使自己受外在目的制约而长期处在某个合作组织之中。
同样道理，社会主义者最为关注的消灭阶级，也将因为劳动方式脑力化而得到解决；换句话说，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体现在劳动者能力趋同，而不是体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是劳动与所有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决定了劳动脑力化发展将趋向公有制。
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直接导致理想社会实现，但是理想社会实现却一定体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其间区别在于两种公有制内涵不同：前者是物质形态生产资料，后者是精神形态生产资料。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物质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应该兼具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功能，但由于时代条件演变使生产资料无法直接决定生产力，遂使其公有制原则失去了生产力意义——这是社会主义进入改革的重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可以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是其中科学技术来自于人类共享的精神成果，他们强调：“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38)机器内含精神成果的可复制性使其“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39)；机器被复制越多，单位成本就越低，应用范围就越广，发挥效益就越大。“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40)但“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41)。
应该说，即便针对物质形态生产资料，马克思也是按照其中内含科学技术具有共享性质考虑其生产力地位的。他一直坚持这一观点，即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社会性智力，资产阶级只是无偿地把它吸收进生产资料为己所用。可以说，马克思很早就发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意义——一旦它被吸收进生产资料，就可以极大地提升人类生产力水平；他之所以把大机器看作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就是因为其中吸收了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技术。但是，科学技术作为精神成果虽然天然地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但其形成和发展却与特定劳动者智力联系在一起；要想使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只能激励劳动尤其是脑力劳动。马克思预测在资本主义生产运用科学之后，科学将因其竞争中独特作用而获得新的发展条件：“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42)
科学发展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存在互动关系。“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43)因此，资本主义将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强大推力：“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44)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将在市场竞争中快速发展的预言，在今天被应验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考虑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会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什么性质影响。许多迹象表明，他只是从逻辑上考虑到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互动的前景，实际上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生命能够挺到那么长时间——这客观上使该方向研究成为一种单纯逻辑展望，并没有以此为根据来认识社会主义运动应对策略。
然而，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事实上具有社会智力即共产主义性质的认识，却能够对判断理想社会产生重要启迪。按照前述逻辑，一旦人类劳动方式实现脑力化，将全面体现理性成果的复制作用和中介作用。此时，理性本身对自身成果最大化运用，将推动实行公有制原则；而实现精神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可以再度兼具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功能：一方面，所有个人理性成果都交付给社会，成为共享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社会所拥有一切理性成果都供个人自由选择，成为个性化需要资源。
三是劳动与所有制之间的现实关系决定了劳动发展对所有制关系客观需要。
如果劳动方式脑力化是实现共产主义前提的话，那么市场经济显然是达到这一目标最好发展方式。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势必使竞争越来越集中于劳动者方面，势必使劳动者竞争越来越集中于脑力劳动方面，势必使脑力劳动竞争越来越集中在个人方面。市场竞争对劳动者严酷无情训练，是个人能力增长巨大动力。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采用，就是看中了上述趋势和方向。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坚持，使政府作用体现在顺应这一趋势和方向上。优胜劣汰自发导致促劣变优，而政府致力于强化后者，与市场机制并不相悖。公有制经济可以为政府促劣变优提供资源条件，而此举对劳动者能力提升，最终将表现在对社会生产力水平推动上。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手，已经不再局限于解决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燃眉之急，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选择，而是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选择。它直通共产主义理想，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转变为现代的标志。
学界对市场经济的忧虑，主要集中于其优胜劣汰机制上，后者带来两极分化后果，一直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巨大困扰。社会主义改革对市场经济的选择，经历了一系列风风雨雨。因为，它不仅要改变市场自发运行所造成的两极分化结果，而且必须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应该看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推出一系列建设工程，体现持续量变中的质变。其中，“五位一体”建设格局，“四个全面”发展机制，“五大发展理念”，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渐趋完整，呈现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全面协调、促劣变优”运行机制，成为逐步成熟的新型生产方式；但是，从总体上说，只要改革尚在继续，只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在完善，就不能说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最终建成。
第三，中国改革将很快迎来“不惑之年”，要求通过其成果对象化思考完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形成。
一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创造出全面生产力，而且需要创造出体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和谐关系。
马克思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5)
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上述发展，归根结底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46)。由市场机制所训练的人将体现需要与能力、能力与享受的一致性。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开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此举迅速推动了劳动方式脑力化。按照马克思观点：脑体分工是阶级产生基础。而阶级消灭则需要脑体分工现象消失——只是，不是像社会主义原创理论设想的那样，通过人们共同分担所有分工岗位来消除分工现象，而是通过劳动方式脑力化来淡化分工现象。届时，所有分工都属于脑力劳动内部分工，其选择仅仅与劳动者个性需要相关。劳动方式脑力化是渐进过程，它需要社会财富积累到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教育条件的程度；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够提供其所需要的财富条件，又创造着人们自主选择劳动岗位的自由条件。
马克思提出：理想社会“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财富”的基础之上。这里，“个人全面发展”肯定会带来劳动方式脑力化——体力劳动是与生俱来能力，只要人们生命健康，就具备了这种能力；需要发展并且可以无限发展的是脑力劳动能力；所谓全面发展，当然是针对后者。就此而言，“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一致的，全面发展是基础或前提，自由发展是其进步或升级。至于“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既可以是马克思指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可以指脑力劳动成果公有制。后一种解释合理性在于：“个人全面发展”作为前提，表明人们已经普遍具备了脑力劳动能力，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就是脑力劳动成果。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47)市场经济所完成的训练，是人类成长至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
二是马克思十分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却不主张生产资料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认为剩余价值仅仅源自于活劳动。这折射了时代条件局限。
马克思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把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视为由“社会智力”形成，对所有生产过程都可发挥作用，虽然重要却不宜成为劳动者利益所得尺度。生产资料作为“物化知识形态”，是脑力劳动直接进入物质生产的表现。如今，科学技术研究千帆竞发，其创新价值作用已成共识。但是，在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有理由使之成为某种抽象成果：首先，它是历史长期发展产物，靠实践经验积淀而成；其次，它具体形成取决于诸多人士协同努力，任何个人都很难说成属于自己。如前所述，马克思已经预测资本主义生产运用科学之后，科学将获得新的发展条件，但即便存在这种前景，马克思也没有打算调整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观点。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他还是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很快成功、共产主义理想即将实现，抱有现实期待。恩格斯直言：“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48)而这种革命成功取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对这一斗争有力鼓动，当然没有必要为一种逻辑可能性放弃这一理论。
资本“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吸收者和占有者”，扮演了汇集资源的角色。“一般社会生产力”存在于个人之外，资本家使用不费分文。资本之所以能够扮演吸收者角色——源于竞争需要。并且资本不能只是“吸收”——如果大家都在吸收，意味着处于同一起跑线，将无助于竞争取胜。显然，从无偿“吸收”到主动研发，是资本对科学技术态度的必然转变过程。后者表明，科学技术已经从作为“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49)的状态，转变成为附属于特定资本所有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它获得了巨大发展和进步。
美国学者罗宾·蔡斯被称为共享经济鼻祖，是《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她在其著作《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中认为，首先，将环境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以绿色理念支持共享发展。其次，以资源充分利用理念支持资源共享，实现越共享效率越高。她把闲置资源利用作为共享理念的一个重要内涵。(50)再次，将资源非排他性利用与利用包容统一起来，实现效率越高越公平。蔡斯已经注意到共享经济要想“成大势”，取决于知识资源的开放性利用。政府作用在完成消除贫困人口这一任务之后，应该把促劣变优的注意力，放在提供越来越平等的发展条件方面。蔡斯对所有制问题上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所有制属于财富形态，其生命力不在于作为消费条件存在，而在于作为生产条件存在；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使财富形态本身得到不断增加，使其作为实现过程不断优化。显然，用于生产的所有权更能体现其本质。按照这一理解，公有制的第一位作用不是体现在消费领域，而是体现在生产领域。
三是现代人类进入到全面运用理性阶段。理性越是展开，其确定性越是依赖实践；一旦预设条件发生改变，前景将出现很大不同。
马克思依据当时时代事实，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科学技术是人类公共资源，一个是资本主义将很快被社会主义代替。而马克思强调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局限在“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一定程度放弃了理性的逻辑展开。这两个假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造成了重大影响。
社会主义促进生产力，不是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两大要素之间做非此即彼选择，而是两相兼顾，并且使重心侧重于劳动者方面，直至人们劳动方式完全转变为脑力劳动；届时将有条件实行彻底公有制，即人们劳动的精神成果回归其公有性质：一方面，所有个人劳动成果都交付给社会所有，另一方面，任何个人都能够自由运用社会所有劳动成果。这种以精神成果共享为基础的公有制，同时也是普遍私有制，属于重建个人所有制。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并不区别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两者都属于资源，其配置都取决于竞争需要，当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同时还取决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在实践中，两种要素何种为先，在不同生产领域，在发展不同阶段，在不同社会群体，应该不一样。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公有制资源，开辟了政府作用途径，应该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显著。需要防止的是：要么只承认资本主义经验，把一切交给市场，对私有制唯此为大，把公有制经济则视为历史包袱；要么只承认传统社会主义原则，把希望全托付公有制，把多种经济成分视为权宜之计。
客观上看，生产资料一身兼二任，既是生产条件，又是消费条件。作为生产条件，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即便是劳动者能力主导了科学技术，也需要通过更新生产资料来体现；作为消费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着分配地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只从“消费条件”认识问题的倾向，认为它只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消费条件分配从属于生产条件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同时承认生产资料两种功能：一方面，从总体趋势上承认劳动者能力对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相比之下，生产资料只发挥了辅助作用；另一方面，对特定领域、特定时段、特定群体而言，需承认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资源配置乃至财富分配方面的关键作用，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逐步解决全社会层面的促劣变优问题。
只能通过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地位，才能理清生产资料公有制作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也不能回到传统社会主义。当前，我们需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这既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当代证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方位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只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结论，坚持吸纳包括市场经济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坚持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不断地实践创新，完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建构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新模式。
来源：《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9期
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163页。
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33、21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⑨(11)(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172、652、653页。
⑩(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241、195页。
(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50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21)《斯大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5页。
(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776、776、776-777、785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0-851、85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0)周新城：《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3期。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72页。
(32)《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页。
(35)(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7页。
(37)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
(38)(39)(40)(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303、303、30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35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45)(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5-716、715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1页。
(50)参见[美]罗宾·蔡斯：《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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