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人们却时常在校园内见到一位穿着长衫马褂的老先生，脑后拖着一条长辫，昂然前行，这位老先生便是辜鸿铭。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此人学贯中西，人称“清末怪杰”。他在课堂上高谈“孔孟之道”，以清王朝的遗老自居，却又是个精研西方的语言天才（他精通英、德、法、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讲起外语来如珠走玉盘，就连以英文见长的林语堂先生在谈及他时亦不能不承认，无论才智及英文造诣，至今无出其右之。（《无所不谈合集·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
辜鸿铭于1857年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
当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早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中国。回国后，曾为周馥和张之洞幕僚。他在张之洞门下最久，约二十多年，协办外交，甚得其重。他在政治上拥戴清室，宣统复辟时，他曾任外交部侍郎。民元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为北京英文日报编辑。辜鸿铭处于清末民初的大动荡时代，由于思想上的偏执，他希图以中国传统儒学，挽狂澜于既倒，因而以顽固守旧为国人所诟病，终于在1928年抑郁而亡，享年七十二岁。
辜鸿铭一生著述颇丰，他努力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当时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但因其所著书多为英文，故不为国人所知。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当时，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春秋大义》为辜鸿铭的英文代表作，其主要内容为宣扬中国文明的优越。辜鸿铭深谙西学，在欧美游学期间亲睹西方文明的利弊，归国后又长期攻研儒家经典。他在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总体比较后，得出只有儒学才是当时的救世学说的结论。
他认为，估量一种文化的价值，不在于都市之大，器物之新，制度的优越和科学艺术的创造等，而在于文化的灵魂，即有什么样的人道，什么样的民族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有三大特征，即深奥博大、单纯、妙悟，而美国人不够深奥，英国人不够博大，德国人不够单纯。《春秋大衣》附录长文《战争和出路》，为中国辩护，反对欧罗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笼罩世界之时，辜鸿铭对战争和出路作出了明确的解答：中国的圣经（四书五经）曾保存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国文明的正义精神定能拯救世界：“我们要有勇气，不要怯懦，才可以打倒武力”，“我们大家都以为德国民族是现在世界最危险的敌人，其实现在世界最大的仇敌就是自私和怯懦，因为自私和怯懦便造成了现代的拜金主义——商业主义。”他认为西洋文明太注重物质，结果产生军国主义和拜金主义，才导致世界大战。
辜鸿铭的著作在欧美曾引起很大反响。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1906年10月曾致书给他：“亲爱的先生，中国人的生活常引起我的兴趣到最高点。我曾竭力要知道我所懂得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现在从你的书里知道好战的思想——想用武力把欧洲民族横暴的举动打退——在中国醒觉了，我自己非常焦虑，就是这个缘故。”信很长，但托氏的和平主义与辜鸿铭的思想显然差距很大，所以辜鸿铭并未回复。
辜鸿铭的武力抵抗外侮思想，在接受英国小说名家毛姆访问时表现的最为明显。辜鸿铭面对这个英国小说家喊道：“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他甚至这样预言：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用机关枪判决。
辜鸿铭虽然在政治方面的立场顽固守旧，但在当时畏洋如虎的官场气氛中，举措却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在庚子事变时，他在与英国人谈判的过程中，极力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与权益，痛斥英人在华举动为卑鄙的基督徒。
辜鸿铭十三岁时跟随外人出国，长期背井离乡，备受凄苦，但天性颖悟，遂养成一副孤高倔强却又失于偏执的性格，以至被人称作“辜疯子。”胡适曾经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这种心理很可研究，起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胡适所说的矛盾现象却是事实，但这一矛盾不仅甚至于他的心理性格之中，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清末明初这一大动荡的时代，传统文化崩解的社会文化背景。辜鸿铭曾自述：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这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忠于中国之文明。”
由此可见，忠于清室和留辫不去的辜鸿铭确实具有一种文化象征的意义。但是长期的书斋幕府生活使他与现实生活隔绝，他的偏执性格又加强了他的偏见，以至于他维护旧礼教趋于极端，甚至把辫子、小脚、纳妾等也说成是好的，他把辛亥革命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均视为洪水猛兽，骂中华民国为梦魇。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次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同学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于是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可是不慎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也不见好转。月末，在北京逝世。
这个反对中国现代化的“老怪物”，像极了金庸笔下桃花岛上的那个黄药师，桀骜不驯，一身反骨，笑看冷眼人世。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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