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较之世界上其他任何著作，有更多的《圣经》书册尚未被人阅读过。尽管这种说法难以证实，但它的确清楚地反映出民众对《圣经》越来越不了解，这引起了欧洲基督徒的广泛关注。但这一说法也忽略了一个或许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事实，即《圣经》依然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读者群最广的著作之一。
如果举行一场比赛，以评选出当今“影响力最大的著作”和“读者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两种著作决非同一回事——将会很有意思。马克思（Marx）的《资本论》也许迄今仍可参加“影响力最大的著作”的角逐，但它很难入围“读者数量最多的著作”；托马斯·潘恩〔1〕的《人的权利》和亚当·斯密〔2〕的《国富论》或许也有资格列入“影响力最大的著作”的决选名单。当然，还有一批自然科学著作（诸如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以及哲学、文学和艺术著作也会在“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榜单中出现。然而，与世界上主要宗教信仰的那些伟大的核心文献相比，它们的情况又会如何呢？“影响力”并非十分精确的衡量尺度，而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既说明了获胜作品的价值，又反映了评委的个人见解。
就当今“读者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一奖项而言，其主要竞争者会包括某些文学经典和流行儿童读物，尽管它们的发行量也许还比不上娱乐性爱情小说和侦探小说。然而，这类图书固然极为流行，其吸引力却往往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主要宗教信仰的重要文献由于经常被用于公众礼拜仪式和个人祈祷活动，并对散布于各处的社群中的追随者和供职者的灵命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阅读。
这场假想的比赛并非是要断言任何特定文本在道德或美学上有某种优越性。如果这一论断可以证明，那也肯定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这场比赛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揭示这类重要宗教文献所具有的某种非常独特的品质。它们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为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都相差甚远的人们所阅读。它们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尽管辨析《古兰经》和《圣经》这两种文献（或文献汇编）的共同之处将会非常有趣，但回答《古兰经》何以做到那一点并不是我的任务。这本小书的主要目的乃是对有关《圣经》的问题作出回答。这部古代文献汇编为何能对生活在当代的、后殖民及后工业化世界的人们持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首先我还是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些《圣经》读者，以展示对于不同教育、文化和信仰背景中的人们来说，《圣经》有着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同时也描述人们对《圣经》所作的解读的多样性。
全球最畅销图书
《圣经》：1815至1975年共发行25亿册，1998年发行20,751,515册。
《圣经》译本：在当今世界的6,500种语言中，《圣经》的部分经卷已被译成2,212种语言，《圣经》全书则被译成350多种语言。
最畅销图书：全球销量最大的版权图书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销量达8,000万册（1955—1997）。
最畅销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她的78部侦探小说的总销量达到了约20亿册。
最畅销小说：《飘》（1936）、《杀死一只知更鸟》（1960）和《娃娃谷》（1966），据说销量均超过3,000万册。
勒妮·祖卢（Renee Zulu）是索韦托一个著名妇女团体的成员，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主要黑人聚居区。这个团体名为“扎马尼的索韦托姐妹”，因1976年索韦托起义造成的深重创伤而建，当时许多年轻人被南非警方杀害。这个妇女团体则活跃于社区教育和发展工作中，其成员成为教育领域的生力军，教妇女们读书写字，学习缝纫、制衣、家政，甚至砌砖。她们会缝制漂亮的拼布床单，曾于1983年在格拉斯哥展出；还在智利难民的启发下制作小型拼帖画，在画中描绘她们在索韦托生活时的斗争、苦难和希望。
勒妮酷爱阅读《圣经》。她隶属于某个非洲独立教会，该教会起源于津巴布韦。每年有两周时间，她与教会的其他成员一同祷...
玛丽·约翰·玛南赞（Mary John Mananzan）是个来自菲律宾的女性本笃会成员，同时她也是菲律宾全国妇女组织联盟的主席。该联盟拥有4万名来自草根阶层的妇女成员。由于投身于维护妇女尊严和权力的斗争，她对一度流行的马利亚崇拜模式提出了质疑。这种崇拜模式鼓励菲律宾妇女顺从于她们的丈夫和长者，一如马利亚同意为上帝孕育儿子时所表现的对神圣意愿的顺服：“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而，玛丽·约翰却在被教会统称为“尊主颂”的《路加福音》所载的马利亚赞美诗中找到了抨击这种马利亚式虔诚的依据。马利亚对上帝唱出如下诗句：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正在心里妄想，
就被他赶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路加福音》1：46—55〔3〕
诗句中呈现出一个更积极也更具颠覆性的马利亚意象，她所奉拜的上帝支持穷苦人并剥夺富贵者的财富。玛丽·约翰让她班上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教授社会行动而非社会仪态”，这是《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对她的评价。
迪尼斯·辛古兰（Dinis Singulane）主教是莫桑比克的圣公会主教。在获得独立后的若干年间，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RENAMO）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之间持续不断的激烈内战使国民痛苦不堪。迪尼斯主教隶属于一个致力于推动和平进程的教会组织，在一次与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领导人会谈的重要会议上，他取出《圣经》，朗读了耶稣登山训众的两节（《马太福音》5：7，9）：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他恳请那位领导人以仁慈之心对待莫桑比克人民，停止交战；呼吁他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因为这样就能被“称为神的儿子”。“但你若不选择和平，”主教继续说，“我们就不知道你会是谁的儿子”。那位领导人请求迪尼斯主教留下《圣经》，他要用《圣经》来教导麾下的将领。
丹尼尔·鲍亚林（Daniel Boyarin）是个正统的犹太人，现在加利福尼亚讲授拉比研究课程。他曾在耶路撒冷的巴依兰大学任教过一段时间。他在《一个激进的犹太人：保罗与身份政治》一书中辩称，正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保罗才深刻地批判了传统中那些强调犹太人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倾向：“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
然而，这种普世化倾向并非没有危险性。那些希望维护以往差别的人们又将如何？在这个美好的新世界中，他们的位置又在何处？随后的犹太教—基督教关系史表明了这种对犹太人已有特殊身份的拒认会造成何等可怕的后果。但与此同时，犹太人希望恢复并维持他们对以色列土地的特定依附，也为其自身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鲍亚林的观点是，较之重建锡安〔4〕的梦想，犹太人在大流散时代（即其在以色列外部的犹太教社群中的生活时期）的经验为其处理社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模式。人们必须聆听保罗对犹太主义的文化批评，正如这种批评同时也应受到他人的激进批评一样。
最后介绍的这个《圣经》读者就不那么心胸开阔了。马里斯·路特文（Malise Ruthven）著有一部引人入胜的游记《神圣超市》，其中描写了作者与神职人员提姆·拉·哈伊（Tim La Haye）的一次会晤，后者是所谓“阿米吉顿〔5〕神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相信《圣经》已揭示了世界末日的准确进程。它始于以色列国建立，包括圣殿的重建、大规模世界战争的爆发、犹太人的皈依，以及真正的信徒得进天堂（“教会被提”〔6〕）。
“《圣经》里说，‘无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拉·哈伊写道，“但我们却能知道那个时节……重要的迹象之一是，以色列和俄罗斯都是世界舞台上支配性的主角，正如先知们2,500年前对他们的预言。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俄罗斯始终无足轻重，而以色列几乎不存在。”接下来，他从《以西结书》中引用了一段关于以色列遭到来自北方的入侵的内容。他相信，上帝会采取超自然的干涉，于俄罗斯攻击以色列之际摧毁它。
我们还能继续举例。或许止笔于拉·哈伊这样的人物较为合适，以免这个多少有些随意且私人化的《圣经》读者名单显得过于谦卑或过于乐观了。我并不是想要呈现一种对《圣经》或温和或平淡的见解。我充分了解，正如《圣经》被用于争取正义和解放的事业一样，它也曾被用于在许多人看来异常邪恶的意图。例如，荷兰改革教会的许多成员支持种族隔离制度，而且他们真诚地相信这种政策符合《圣经》要义，因而在神学上也是正确无误的。与此同时我还知道，对于那些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来说，《圣经》是道德宗教指导的根源，同时也是启蒙的源泉。我们必须应对的事实是，双方都能从《圣经》中求得启迪和引导。犹太教社群和基督教社群处理《圣经》的方式全然不同，这不仅引人入胜，而且也令人困惑。
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考察《圣经》的成书形式，看这种方式能为理解《圣经》诠释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带来什么样的启发。第二章考察经外传说和写作的过程，以便了解我们当今所知的《圣经》各卷的最终形式是如何形成的。第三章将考察不同卷籍被收入各种《圣经》的经历，目前，这些《圣经》在各种宗教社群中（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已获得权威性地位（被列为正典书目）。
这本书的其余章节将更多地聚焦于《圣经》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所得到的不同解读。在第四章中，我们会关注犹太教信徒和基督徒对《圣经》的某些解读。第五章则专注于批判性的解读，主要考察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情况，它们曾对如何理解《圣经》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接下来在第六章，本书将讨论《圣经》在非传统基督教地区被接受的方式。第七章考察《圣经》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第八章探讨《圣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第九章则对全书进行总结。
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非常复杂的。是《圣经》本身的多样性造成如此多样化的读者群体吗？还是不同的读者按照自身的目标和意愿塑造了《圣经》——或从字面意义上，借助于确定哪些篇章应入选而哪些篇章不宜入选；或从比喻义上，借助于读者所采纳的不同解读策略？纵观全书，在考察《圣经》被阅读和践行的各种方式之际，这一问题将与我们相伴始终。
在此我应发表一项措词严正的不承担责任声明。我不可能代表《圣经》所有读者的观点，甚至不可能对涉及《圣经》的各种观点作出公正的筛选。首先，一如第三章所示，并不存在所谓的“唯一《圣经》”，因为有一系列《圣经》，它们收入的卷籍及其编排的顺序均不相同。其次，《圣经》属于全世界众多的宗教社群（以及宗教性并不强烈的社群）。我是欧洲白人，男性，出生于英国，是圣公会的基督徒，在苏格兰的一所大学讲授《新约》。大学，至少就其意向而言，是思想开放之地，在这里人们倡导某种国际性。我们很有幸，众多的海外学生和访客丰富了我们的学院生活。然而，尽管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增进对自身的认识，但我却无法假称它可以使我全然超越那种至少部分地塑造了我的人生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我属于某个特定的读者群。虽然它与其他这类群体有着种种关联，但是，我们只能在自己所属的某个语境中阅读和思考，面对那些在我们看来特别紧迫的问题，反思我们各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和设想。当然，某些我个人会关注的问题也会是全球性的问题，会为世界诸多社群所关注。即便如此，我仍难免从自己的视角思考这类问题。对于这种倾向性我会尽量不抱偏见，但读者依然需要当心！
注释
〔1〕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英裔美国作家，革命领导人。1776年出版小册子《常识》，为美国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而辩护，1791至1792年出版了《人的权利》，捍卫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成果。——译注，下同
〔2〕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因发表《国富论》（1776）而成为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
〔3〕原书引用的《圣经》是标准修订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但在新标准修订版（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中，实际引文应为《路加福音》1：51—53。本书中的《圣经》引文皆参阅汉语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南京。
〔4〕锡安（Zion）：《旧约》时代耶路撒冷城内两座山中的东山，《圣经》作者以其指代耶路撒冷。后泛指犹太人的故土，转喻犹太民族回归故园的愿望。“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直译为“锡安主义”，即由此名引申而来。
〔5〕阿米吉顿（Armageddon）：亦称哈米吉多顿（Harmagedon），《圣经》语词，源自《启示录》第16章第16节，在希伯来词源中指米吉多山。该山系著名古战场，后转喻“善恶势力在世界末日最后决战之地”。
〔6〕教会被提（the rapture）：“基督末世论”中的基本词汇，意指上帝召唤忠实的基督徒上天堂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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