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一位退休官员,自2014年起,花3年时间走访了老家40多位村民,将村民的口述整理成书《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原本他只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农村,为村民留存一些资料,整理录音时发现,在村民的集体记忆中,隐藏着近百年来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密码。如果不去碰触、挖掘、记录,这些密码只会散落在老人们的记忆深处,淹没在消逝的岁月中。感怀古今,思绪良多,百年沧桑,当下愈显珍贵。
近百年来,农民经历了什么?历史留下了什么?未来还将发生什么?在这本书中,村民们原汁原味地叙述着历史的点点滴滴,隐隐约约地预示着新的未来
——题记
黄健（左二）在和村民的访谈中。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朱旭东
遥远的“界岸”
长江三角洲有很多“沙上人家”,都是近几百年来从外地陆续迁徙而来,8代以上,再无记忆
界岸,是江苏张家港川港一带先民围垦长江沙洲时修筑的一条圩岸,已有几百年历史。依傍着界岸古道,聚居着几十户农民,村名多次变更,当地人一直称这里为“界岸人家”。黄健就是一位从界岸走出、靠“书包”翻身的农村娃,曾任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江苏省委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2014年退任。
那几年,常有微博微信写春节回乡见闻,谈农村的变化及冲突,感叹农村的衰落。黄健每年都会回乡探亲,凭借政策研究的工作背景和多年理论积累,他意识到,微博微信中描述的农村变化,不是衰落,而是嬗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农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具体是什么?他决定从每家每户着手调研,设法解开心中的迷惑。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对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念念不忘；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我长期关注三农问题。微博微信上的那些回乡见闻,见仁见智。我想换个角度,以自己生产队为样本,听听农民的看法。”黄健说,这正是他做村民口述史的缘由。
之所以选择“界岸人家”作为调研样本,黄健认为,一般的田野调查,只能进行“嵌入式”调研,很难完全打开口述者的心扉,而他作为土生土长的“界岸人”,有20年共同生活经历,是“共鸣者”,不管是语言、风俗,还是与村民的情感融入、文化浸润等方面,都有“嵌入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长江三角洲有很多“沙上人家”,都是近几百年来从外地陆续迁徙而来。沙地有新生,有陷落,先民们就迁来迁去,8代以上,再无记忆。黄健所说的“界岸人家”,也是外来移民,原来就是一个生产队,当年有120多人,现在常住人口仅60多人。“我们原本叫欣隆大队,后来改名欣隆村,然后与光明村合并,现在叫光明村南四组。”黄健笑着说,“如果你要去找界岸人家,肯定找不到,因为它只是老人维系历史记忆的口头表述、一种集体认同。”
黄健的亲属,早就搬到镇上居住,老家只剩下界岸旁边的一小块宅基地。他父亲迄今还保留着1951年土改后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除此,黄健在界岸再无痕迹,只有在访谈时,在村民的絮叨中,触摸往昔。
让村民自由谈
黄健的访谈对象,或者是乡邻叔伯,或者是童年玩伴。熟人见面,分外亲热,心无隔阂,聊家常顺理成章
借着任后相对清闲的时光,黄健从2014年9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不停地往返南京、张家港两地,回到离开40多年的家乡。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陆续访问了40多人,占村里常住人口的一半多。
不是正式的采访,只有毫无拘束的聊天、畅谈,他的录音工具,只是身边的手机。黄健的访谈对象,或者是乡邻叔伯,或者是童年玩伴,曾经一起生活,一起挣工分。熟人见面,分外亲热,心无隔阂,聊家常顺理成章。
因为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不用访谈提纲,没有文本设计,没有预设观点,地点随意,或者上门家访,或者到工作场所和村民(多是保安、门卫)边上班边聊天,有的就在旅馆里。村民们谈家庭历史、个人经历、子女情况,谈亲力亲为、所见所闻。桌上的手机,忠实地记录下访谈的内容。“话匣子打开后,天马行空随便聊,哪怕聊封建迷信内容,我也不会去打断,尽量让村民不间断回忆、自然地流露、无保留地表达,留下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要做村民口述史,黄健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整理录音、录入文字。村民的方言,只有他能听得懂,无法求助别人。刚开始整理录音时,他经常要听一句,用笔记一句,效率太低。他只能重新熟悉五笔字型,同时学习录音编辑。一年半时间,靠手机共收录、整理44人的原始音频资料70多个小时。
“我边访问边整理录音,然后对文本梳理拆解,分类归纳,尽量保留生活细节,保持口述特点。”黄健说。书中甚至原样收录了村民絮叨的一些家庭矛盾和纠纷,心结不解,耿耿于怀。“这是转型时期农村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那时候家庭多子女且集中居住,容易为经济发生矛盾。现在子女少了,也分散居住,矛盾就少了。”
为保护书中所涉村民的隐私,按照学术规范,黄健将每个人的名字进行了替换,让读者甚至外村人都很难一一对号。“农村本是熟人社会,只要看到口述内容,村里人仍能知道相互底细。但愿不会因此出现某些不快。”有心的黄健把每个口述者的录音分别刻成光盘,留给每家人,方便他们收藏甚至传承给后人。“现代人生活太忙太累,儿子不会和父母多聊天,更不会去问爷爷奶奶的过往。这份录音光盘,会成为村民家传的珍贵资料。”
苦难人生
因为真实,有很多事情,放到现在,就显得匪夷所思
根据村民的口述内容,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界岸人家》分列四章,分别是:民国旧事；公社岁月；改革年代；陌生未来。每章开头有摘自《沙洲县志》《张家港市志》的大事记,各节有少许说明性文字,作为界岸村民口述史必要的背景。
在此基础上,黄健以村民的集体记忆为出发点,把它们放到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中考察。在每一章之后,是黄健自己对口述史的解读、分析,对应的关键词,分别是:苦难、曲折、突围、重生。
记忆深处的场景一旦被挖掘出来,便是历历在目。村民们大多生活在相同的时空,他们在回忆中彼此交叉、相互印证,将渐行渐远的过去,全景式地搬到了读者面前。深读其中,便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穿越了一般。
正因为真实,有很多事情,放到现在,就显得匪夷所思。比如,旧社会多儿多女,由于生活困苦,个别父母“浑不在意”某个婴儿的夭折——并非不在意,是因为父母让已有的子女存活就很不容易。甚至,母亲将孩子生在马桶里后不闻不问,让婴儿活活溺亡。如果碰巧有邻居愿意收养,就会挽救一个小生命,书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幸存者”。再如,某个村民因受亲属的冤枉无处辩解,一气之下携农药到亲戚家自杀,他在外打工的儿子内心留下了永远的痛。有些旧闻轶事真假莫测,估计放到《聊斋志异》中,也不会显得突兀。有些村民在回忆自己父母辛劳持家时,其细节已可堪与朱自清的《背影》媲美——情到深处,自有华章。
在“后记”中,黄健写道:“在滔滔不息的时代洪流中,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以一个生产队为单位,捕捉家家户户的日常琐事,重现底层村民的复杂人生,展示集体记忆的多彩图景,记录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让沉默的大多数留下历史踪迹,这是我的初衷。”
沉默的大多数,忠实的记录者
44个村民的口述,包含了民国时期的苦难、公社时期的曲折、改革时期的突围,还有陌生的未来……
“普通人的讲述,避免了宏大叙事,更加鲜活可感。记录凡人小事,其实是回归史学的传统。”黄健认为,历史不仅由精英创造,更由无数普通人推动,沉默的大多数,可以通过口口相传、代际相传,将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
讲述民国旧事的,大多是80岁左右的老人。虽然他们的回忆是碎片式的、粗线条的,但往事和苦难却深深刻印在记忆中。李永根回忆过去时泣不成声、几度中断,李宝贤为至今不知母亲的名字而充满悔意,被拉壮丁的赵顺荣从东北战场逃回、天津跳海几乎丧命……一件件、一桩桩,无不令人动容。正因历经苦难,所以,“年纪越大的,越觉得现在过得好。”
作为村里有名的“个体户”,“50后”钱贵贤的经历几乎是一部改革年代的活历史。1981年,政策允许私人办企业,他借钱开眼镜厂,挣钱后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楼房。1988年到湖南长沙搞传销,被骗七八万。1989年转战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做服装外贸,挣了大钱,后又被假冒伪劣产品祸害。投资办企业,在伊犁做电瓶车生意,亏掉10多万。2003年回老家办砖瓦厂,前几年因为拆迁砖厂停办,改卖散装水泥……一行不景气就转行,钱贵贤的创业史还没有结束。
“80后”李武出生在北京,直到上初中才回老家继续读书。他结婚后在镇上住了两年,现在又回到乡下跟父母一起住,主要是图方便,可以不用洗衣做饭,而且村里没有“停车难”。“90后”陆瑶瑶,自己也分到了田,但从没干过农活。会计大专毕业的她,嫌工资低,考虑进修网络课程,以便将来找到更好的工作。界岸村人世代为农的历史,在这一代宣告结束。
民国时期的苦难、公社时期的曲折、改革时期的突围,还有陌生的未来……在44个村民的口述中,“界岸人家”近百年的生产消费、婚丧嫁娶、村风民俗的多彩图景,由此呈现。
“未来”已来,改变正在发生
从界岸这个江南小村的社会变迁,可以窥见中国农村发展的脉络
黄健希望通过这本“界岸人家”,推动更多人做类似的事,为后人留下可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不指望当下就能形成理论研究。“有些东西,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必须有一定距离,留给后人来研究。”
一个村庄的口述史,能有多大价值?一处“界岸人家”,能代表多少中国农村?诚然,张家港的现代化进程较快,界岸几十户家庭的状况很难代表整个中国农村,但黄健相信,“历史背景相似,发展方向类同,只是步子大小、进程不一而已”,从界岸这个江南小村的社会变迁,可以窥见中国农村发展的脉络。
2015年,瑞典文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鼓励她“复调般的作品,成为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丰碑。”她的代表作包括《我是女人,也是女兵》《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界岸人家》记录的是凡人琐事,反映的同样是历史大事件。黄健说,中国两千多年农业社会,世世代代种地的农民,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开始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难以温饱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件。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在重大的历史变革、社会变迁中,底层社会大多默默无闻,但他们的声音,可能更真实,就如二战后的女兵回忆、核灾难后幸存者的口述、界岸村民亲历的变革一样。界岸村代表不了所有的村,但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百象,基本上能从这个生产队里找到踪迹和影子。家家户户的日常琐事,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变迁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的历史轨迹,并从中看到未来发展的样子。
未来的影子
变革中出现冲突与痛苦不可避免。但更重要的是,道路已经开通,正在砥砺前行
在与村民聊天过程中,黄健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他隐隐地觉得,一部跨越百年的村民口述史,经过事实爬梳,能够从中寻找到历史发展的密码。尽管现在未必能完全破解,先忠实记录下来,方便后人看得更清楚。
比如农民工外出打工带来的留守问题,黄健认为是社会的成长之痛、转型的代价。“农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人多地少。农民只守在家里,能穷一辈子。只有外出打工,家庭才能致富,子女才有出路,减少农民才能发展农村。小农经济逐渐打破,土地顺畅流转,规模化生产起步。层层推进,才形成了当下的格局——空心村多了,城镇化比例高了,现代农业、新型农民、新兴乡村,才会应运而生。苏南的农村如界岸,才开始从以往农业为主的生产场所,变成以休闲为主的生活场所。”
对于农村出现的某些乱象,黄健有自己的认识。“以两千多年农耕文明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秩序,在这三四十年被彻底打破,新的秩序正在而尚未完全建立,变革中产生的动荡、冲突、痛苦,不可避免。这与世代为农的人们从此不再种地这个巨变相比,暂时的困难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道路已经开通,正在砥砺前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黄健表示,身处变革之中,容易看到的感受到的,往往是阵痛,以及阵痛带来的乱象和矛盾。农村的变迁正在进行,现代农业、新型农民、新的乡村正在兴起,人们知之不多,也没有现存的路可走。或许,把我们的视野再放宽一些,再过几十年,对这场涉及十几亿人口的社会变革,才能看得更加真切。
看完《界岸人家》,记者提议去“界岸”看看,令黄健很惊讶:“你找不到‘界岸’的。”
“如果不到实地看看,我接收不到‘界岸’的‘信号’。”
“好,我陪你一起去。”听了记者的解释,黄健痛快地答应了。“半天就可以往返,不影响工作。”
果然,如果不是黄健的“人工导航”,司机根本找不到去界岸的路。下高速、走省道、转县道,一路畅通,即便到了乡镇,道路依然宽敞。在某个不知名的路段,随着黄健“左拐”的指令,整洁的柏油路便沿着果园、河塘、民居蜿蜒起来,人在其中,很是惬意,是个“车游”的好场所。只是路上行人稀疏,甚至听不到鸡犬之声。
车戛然停了下来,黄健开门下车。“到了。”黄健指着路边一块菜地,“这就是我们家的宅基地。很难想象,当时这里是3间房,住了七八个人。”
有朋自远方来?附近的三两个村民好奇地围了上来,才发现是黄健。既是熟人,自然热情地聊了起来,一点不觉生分。虽然听不懂方言,但记者感觉到了那份浓浓的乡情,触摸到了淡淡的“界岸”。
“界岸人家”的界岸,由于河水的冲刷,已经淹没在河水中,仅存十多米的老岸。村民的房子尽管略显零散,却全部是翻新的楼房。流淌千年的川港河,几年前还是鸡舍羊圈分列两岸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河坝得到整治巩固美化,村里的道路开始有保洁员维护。土地成片流转后,变成了果园、特色种植园。农民们拿着养老金,车来车往,最多忙忙自留地……
身边的界岸,已经不再是书中的界岸,尽管黄健的最后一次访谈,仿佛就在昨天。那条细长的界岸正在逐渐消失,近百年来的“界岸人家”,却原汁原味保留在一本书中……
20年前,黄健写的《下岗职工访谈录》,曾经作为国务院研究室送阅件上报,得到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的批示,为解决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回首往事,这篇以8位工人口述内容为主的调查报告,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黄健眼里,工人当年的口述内容,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一部村民口述史,足以管窥当代中国的改革印记。尽管社会的发展会掩盖诸多历史车痕,但他们必然隐藏在每个人记忆的褶皱里。村民们就是各种“历史大片”中的“路人甲”,真实地见证着历史。翻开,聆听,活灵活现,就是一部生动的纪录片。
忘记历史,就无法在现实空间找准方位；不知道从哪里来,也未必会知道往哪里去。黄健的研究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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