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曾有这么一位将军，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参与指挥过一系列重要战役和战斗；在战后，他笔耕不辍，鞠躬尽瘁，全力参与军事科研、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改进司令部参谋工作等方面。他就是“独臂”上将彭绍辉。
冲锋陷阵，负伤断臂彭绍辉，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西乡西二区上七都一个雇农之家。父母育有7男4女，他排行第7。彭绍辉10岁时，在舅家的资助下上了私塾，两年半后辍学在家放牛，15岁开始帮助父亲耕种田地。父亲去世后，彭绍辉给地主家当长工，直到20岁。
1926年，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湘潭县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在农村普遍组织起来。彭绍辉受二哥彭子枚、三哥彭子溪的影响，也参加了农民自卫军。1927年5月，军阀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大肆镇压农民运动。曾参加过农民协会的人民群众被当成“暴徒分子”，彭绍辉也不例外。
在现实的十字路口，彭绍辉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抉择。一天，他对母亲说：“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外边革命去。”母亲不让，他又去找了四哥彭绍松。四哥说：“我们家兄弟多，出去一两个没有什么，如果你走了，母亲由我赡养。”得到四哥的应允，彭绍辉从母亲的柜里拿了一套衣服和500个铜钱，在一个夜晚悄然离家而去，从此再没有见过母亲。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继续写我的自传。当我写到离开母亲那一段时，难受得流下了泪。”
彭绍辉上将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40万国民党军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反“围剿”初期，任红1师师长的彭绍辉率部参加了黄狮渡战斗、邵武战斗和浒湾丰山铺战斗。1933年2月间，敌中路军12个师。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分3个纵队由乐安、南城、金溪等地向苏区进攻。当敌右翼第52师、第59师进至宜黄县西南的黄陂地区时，红军于2月27日拂晓，突然发动猛攻，经两天激战，全歼第52师，并歼灭第59师大部。彭绍辉率领红1师奉命攻打敌第59师侧翼，歼敌1个旅，缴获步枪1400余支，机枪数十挺，俘敌两三千人。敌军遭此打击后，即改变部署，于3月15日以6个师分成两个纵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红军放过敌人先头4个师，于21日晨向进至草台岗、徐庄地区的敌11师、9师发起攻击，激战1日，歼敌第11师大部和第9师1部。红1师当面之敌为第11师肖乾部。激战中，彭绍辉在霹雳山上冲锋前进时负伤，左臂连中两弹，骨头全部被击断。入院后，听说左臂要截肢，他“一度心神不定，产生悲观情绪。觉得这对继续参加战斗将会带来困难，个人前途也会受到影响”。在彭德怀、滕代远的安慰和鼓励下，他很快克服了这种念头，同意做截肢手术。同年，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彭绍辉二等红星奖章。
1944年5月，彭绍辉在《我的自传》中记述了这次负伤前后的情况：在霹雳山作战的头一天，为隐蔽主力的行动，我师伪装成游击队出发，不打机枪，避免暴露主力目标。可是先头部队疏忽，与敌接触时打了机枪，暴露了目标。当我将此事用电话报告彭德怀总指挥时，受到彭总严厉的批评与责骂。随后，彭总在电话中说：“要拿下制高点霹雳山，这是反‘围剿’最后胜利的关键之一。”我听完后，感情冲动，三更时即命令两个团开始爬山，并且下定决心，今日不拿下这个制高点，我就不下山。霹雳山地势险要，敌火猛烈，双方对射，相持不下，激战至中午，我军将敌冲垮，占领了这个山头。当敌人溃下山去的时候，我即在敌人丢的漫山遍野枪弹之中拾起一支三八式步枪，奋不顾身地同战士们一起冲下去，刚冲到半山，就负了伤。这和自己不冷静、冲动有关。
彭绍辉参加了1928年7月的平江起义
策马山西，挥军杀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8月下旬，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彭绍辉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团长。9月，彭绍辉率教导团随120师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在担任教导团团长期间，他身先士卒、勤奋工作，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颇受教员、学员爱戴。学员们说：“我们团长什么时候都是军容严整，从来没有因为只有一条胳膊而在军容姿态上马虎过，我们也就再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
1939年4月，彭绍辉调任新358旅旅长。面对晋西北周围日军的不断进犯，彭绍辉率部加强了同蒲路北段与晋中平川的对敌斗争，维护了晋西北通往晋察冀边区的交通线。彭绍辉率部坚持对日作战的同时，还担负着重要的护送任务。1939年八九月间，彭绍辉率部护送非战斗人员的“第五纵队”（由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7000多名学员组成）成功越过同蒲路到达晋察冀敌后；1939年冬，彭绍辉率领新358旅两个营，穿越日军的严密封锁线，圆满完成护送一批弹药到晋察冀军区的任务。
1940年春，新358旅在贺龙、关向应指挥下，参加了春季反“扫荡”。2月，新358旅改称独立第2旅。5月，日军调集主力和伪军2.5万人，对晋西北进行大扫荡，企图占领岢岚、岚县两城，而后自东、南、北三面合击晋西北中心区。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关向应指挥全区部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与日军周旋，打击进犯之敌。在北线，从6月15日起，彭绍辉率独2旅主力与暂编第1师等部适时转至日军侧后，在五寨、岢岚间打击进犯之日伪军，并将其引向保德方向，以减轻日军对新358旅的压力，后由保德地区南下转向日军侧翼，歼灭分散孤立据点之日伪军。至7月6日，独2旅与东线、南线兄弟部队共毙、伤、俘日伪军4543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收复兴县、保德等5城，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8月20日，彭绍辉率领独2旅参加了百团大战。31日，独2旅直捣宁武、朔县间重要军事据点阳方口，占领火车站，全歼守敌，切断同蒲路，继之又击退日伪军的反扑，歼敌120余人。9月20日，独2旅1部掩护群众1000余人，分段破击朔县至怀仁间铁路、公路各15千米，击毁火车1列，烧毁汽车20余辆，破坏电杆、电线5千米多，并攻占日军据点多处。21日，独2旅另1部破坏井坪镇（今平鲁县）至咸远堡公路和电话线各50千米，歼灭日伪军1部。随后，彭绍辉率部参加了粉碎日伪军的报复“扫荡”，与兄弟部队一起为取得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7月31日，经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由晋绥军区所辖的吕粱军区机关1部与独立第10旅、第12旅组成，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任代政治委员。第7纵队成立后，奉命留在山西作战，归华北军区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指挥。随后，第7纵队由清源（今清徐）东渡汾河参加太原战役。
在太原战役的外围作战中，彭绍辉率部担负夺取太原东山四大要塞之一牛驼寨的任务。牛驼寨位于太原城东北5千米处，由3个大集团阵地构成防御圈，10个主碉堡分布于各阵地，各主碉堡周围均有伏地堡，其地势险要，阵地坚固。为打好这次攻坚战，彭绍辉选择了国民党守军防御体系中的弱点，组织主力在夜里分别从几个方向进行突袭，不到1天时间就攻占了牛驼寨的大部分阵地。但是，由于第7纵队火炮少，弹药补给困难，部队打反扑经验不足，牛驼寨阵地得而复失。为彻底拿下牛驼寨，彭绍辉决定改以强攻与秘密潜入纵深相结合的战术，历经26天，进行10多次反复争夺，终于夺取了牛驼寨阵地，为总攻太原创造了条件。
此时，平津战役已开始，为稳住傅作义集团，防其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2月16日，中央军委命令第1兵团缓攻太原，转入对太原的围困，趁机休整部队。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地区的敌人仅剩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太原守敌孤立无援。此时，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于1949年3月29日乘飞机逃往南京。在总攻太原开始前，第7军（原第7纵队）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为引导大家学习打歼灭战，彭绍辉提出：打歼灭战必须每一仗都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还要选好突破口，善于实施穿插迂回分割歼敌，不要怕被敌人“包饺子”。勇敢插入敌人防御体系的行动不会成为“饺子”，而是一把“钢刀”。
4月20日，太原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彭绍辉率部参加了总攻战斗，与兄弟部队于24日攻克太原城，全歼守敌。太原战役后，彭绍辉奉命率部挺进大西北，开启了新的征程。
1940年，彭绍辉率独2旅主力与暂编第1师等部参与晋西北反“扫荡”
鞠躬尽瘁，笔耕不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1951年春，彭绍辉奉命到天水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在天水成立筹建处。筹建工作完成后，他又主抓教育准备工作，研究制定了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开学后，他又深入教育第一线，参加重要的备课和试讲，并讲授战史。
1952年4月，彭绍辉调任西北军区参谋长。为了解部队的实力和执行规章制度情况，促进部队行政管理和战备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彭绍辉组织力量对军区部队的人员、装备、物资进行点验。12月1日，西北军区将点验工作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列举了发现的严重问题：第一，部分人员存在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部分干部工作方法单一，抓了文化学习放松了行政管理工作，造成部队斗志涣散、战备观念薄弱；第二，管教不严，军纪废弛，发生上级打骂下级，下级不服从命令，吵嘴打架现象；第三，损坏、遗失、不爱护武器、弹药、公物的现象严重；第四，人员保健、马匹保养方面存在问题；第五，部分单位对文件登记保管不严，致有遗失文件现象；第六，部分人员对条令很不熟悉，军事素养差。报告还说，在这次点验工作中，也发现了比较好的单位和个人。总参谋部将西北军区的报告呈报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批示：“西北此种点验办法很好。各军区是否都在进行点验？嗣后每年应进行１次至２次，定为制度。”
为了清除流窜于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的两支反动武装，1953年初西北军区成立了甘青、青南两个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并抽调部队进行剿匪，彭绍辉任甘青剿匪指挥部司令员。有一次，他主持起草一份《剿匪工作部署》。为了尽快把这一重要文件上报中央军委，他亲自动手修改，十几个小时不休息。由于疲劳过度，加之患有高血压病，他晕倒了。醒后吃了些降压镇静药，稍有好转又继续修改，直到把文件改好。
此后，彭绍辉先后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条令部部长。1957年10月，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彭绍辉从院址勘察、定点、设计布局，到组织基建，付出了辛勤的汗水。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彭绍辉任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在军事科学院，他组织编辑74个野战军的《战术资料汇编》，并在查阅参考大量外军条令、条例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条令和共同条令等几十万字的军事法规。
1940年8月20日，彭绍辉率领独2旅参加了百团大战
彭绍辉酷爱写作，“文化程度并不算高”的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间隙和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读书笔记。这些珍贵的资料，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已散失外，现保存下来的还有200多本。正如1987年5月王震为《彭绍辉日记》（第一辑）作序时所言：“时间久远，数量多，对这位‘独臂将军’来说真是难得，很使人敬佩。日记经过艰难险阻保留至今就更为珍贵。”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公务繁忙，身体状况欠佳，但彭绍辉的写作一直未曾停歇。在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住在防震棚里的彭绍辉仍不顾天气闷热，将地图挂在帐篷里，一边仔细看地图，一边撰写着长征回忆录。
1978年4月24日，彭绍辉一早起来，行动迟缓，面色苍白。夫人张玮劝他去医院看病，他说：“我不去，下午的会议我要讲话。”下午出席完挑选飞行员的会议后，夫人又劝他去看病，但他怕耽误工作，就是不去，还说要到吕梁地区转一转，准备写《战斗在吕粱》的回忆录。晚饭后，胸痛加剧的他不得不到医院检查。医生建议他立即住院。这时的彭绍辉，还牵挂着家里没有处理完的文件，要回家去。直到家人答应第２天一定把文件送过来，他才勉强同意住院。当晚，他夫人遵医嘱回家，未曾想竟成了两人的诀别。4月25日凌晨，彭绍辉在医院病逝，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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