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陶真(陶真或是道情)(1)

文 | 施王伟

“陶真”是古代说唱艺术没有错,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没有错,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也没有错。但要说清楚所谓的“陶真”还真没有几个人。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说:“至于陶真一艺,乃是由北宋到清代中叶习闻的一种讲唱伎艺,是和元代词话、明人弹词纠缠不清的东西。最奇怪的,所谓‘陶真’究作何解,至今也没有人试作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确实,自宋到清,关于陶真的记载说法不一,有的称“陶真”,有的作“淘真”;有说是弹琵琶唱的,有说是击鼓的,还有说是敲“打打台”之声的乐器;而且小说、平话、唱赚、小唱、弹唱因缘、唱京词、闻书调等都叫做陶(淘)真。让人无法理解。

前几年,笔者读到评弹作家蒋希均《书会悟道录》“附编”《关于Tanhuang和taozhen的猜想》后的补文,他在补文中说:“‘陶真’或是‘道情’之讹?因为,用宁波话读‘陶真’和‘道情’,读音几乎完全一样。用苏州、杭州、上海、绍兴、温州等方言读‘陶真’和‘道情’时,‘陶’与‘道’的读音是相同的;‘真’与‘情’同韵,音近。元末温州瑞安人高明在《琵琶记》中所描述的陶真,是每句之后都有以‘莲花落’为衬词的帮腔的。这种每句有衬词帮腔的演唱形式,在说唱艺术中非常少见。”文中还说,假如陶真其实是道情,那么,关于陶真的记载为什么说法不一,为什么小说、平(评)话、唱赚、小唱、弹唱因缘、唱京词、闻(文)书调等都是陶(淘)真,为什么陶真也有唱南北曲的等等问题,就都可以解释了:因为古代的所谓道情,并非一类说唱形式的称谓,而是指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凡是说唱道教和神仙故事的、宣扬道教教义或出世隐逸思想的,讲述修炼、养生之类与道教思想有些关联的内容的,都可以叫做道情。

笔者认为蒋先生这一猜想有道理。“陶真”确实和江南一带的部分曲艺有关系,也是弹词(南词)的前身。在蒋文的基础上,再补充两点:一是这类说唱,唱古今小说、平话,听众“尽是村人”,是农村文艺。二是这类说唱在封建时代社会地位极低,有识之士不会去关注它,杂记里记述的“陶真”或“淘真”,是文人道听途说、闻音记字、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而来的。

清中叶之后的情况不一样了,江南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三弦掩抑平湖调”的南词(弹词),而且南词还流向了京城,其他说唱艺术亦逐渐分化,文学性、艺术性得到提高。这样一来,原来“尽是村人”的陶真变成了村人、市民等多个层级的听众了。这种新的变化,若还用一种称谓肯定不行,所以,出现了清中叶及至今的道情、鼓词、弹词、莲花落等。

浙江是曲艺大省,在浙江的曲艺中,道情、鼓词、弹词、莲花落较多见,有的主要在城市城镇演出,有的主要在城镇农村演出。而主要在城镇农村演出的说唱艺术,较多的保留了古代陶真的痕迹,有的还很明显。这里举三个例子,分别是金华道情、丽水鼓词与温州莲花。

金华道情,流行在浙中金华一带,多为单口说唱,演唱者右手击渔鼓,左手打简板以掌握节奏、过门,无弦乐伴奏,唱词基本为七字句,曲调活泼、简单、自由。金华道情分摊头和正本两种。摊头有《十二月花名》《二十四节气》《三十六码头》等。正本有根据戏曲移植、改编的《珍珠塔》《孟姜女》等;有根据其他曲种改编的《高郎织绸缎》《施义逃走》等;大量的是金华道情历代艺人编唱的传统曲目,其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一部分曲目,是根据发生在金华地区的真人真事编成的,多为明清期间的命案传奇故事。

丽水鼓词,流行在浙南丽水一带,多为单口击鼓唱词,唱词基本为七字句。早期鼓词有“门头鼓”和“包场鼓”两种。门头鼓多在农村、巷陌说唱。所唱多为吉祥如意、恭喜发财之类的唱词。包场鼓,即大户人家或有钱人家包场演唱。由户主选定黄道吉日,上尊菩萨,墙挂祖图,桌摆供品,明烛燃香,大都在宽敞的中堂举行,以《白蛇传》《冯仙珠离家寻父记》等长篇为主。

温州莲花,流行在浙南温州一带。通常为二人坐唱,一人为主唱,手持道情筒,另一人为下手,手执莲花板击节帮腔助唱。基本曲调比较简单,以上下两个乐句为基础,构成单乐段循环,最有特色的是每句后面均有帮腔。温州莲花传统曲目中,与佛道有密切关系的曲目很多,有《大开天》《八仙》《孟姜女》《牛郎织女》《仙女下凡》《黄氏修行》《唐僧出身》《花果山》《沉香寻母》《云盘会》《太阳图》《孟宗哭竹》等。

要说明的是,也有词典和教科书中说陶真“也有人认为是古代江南一带对一部分曲艺的统称”,但这只是一句话,无任何展开。而蒋希均在《书会悟道录》中的解释和阐述,是较为全面和有一定说服力的,所以笔者同意他的观点。以上仅供曲艺界、音乐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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