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百年前“史官”的居京日常》
学者瞿宣颖（1894-1973）是有“善化相国”之称的晚清重臣瞿鸿禨（1850－1918）幼子，在他80年的岁月中，除了长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在北京，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精通英文，并学习德文、法文；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再毕业后北上谋职。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1946年归沪独居，直至1973年去世，此间的传奇，足够做一篇《瞿宣颖的京沪双城记》。
他早年居沪时用文言写作，署名瞿宣颖；壮年居北平时，使用瞿宣颖、瞿兑之、铢庵、瞿益锴等若干笔名，用文言、半文言到白话写作；后半生回到上海，写作时署名瞿蜕园。至今人们尚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
而最终成就瞿宣颖史学家、掌故学家的地方，是北京。他跃然纸上的北京，可分为文言、白话两部分，编成两部大书。
北平史官瞿宣颖早年在沪通过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学习，去京后辅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周刊》，并在其上发表了《文体说》《代议非易案书后》。自己开过广业书社、主编（总编）过《华北》月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中和》月刊，名列众多杂志、丛书编委，众多诗社社宾，众多学术机构的发起人和工作主力，众多学会会员。
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的若干官职，而说他是“史官”，是因为他曾担任以下三个职位：政事堂（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省通志馆馆长。参照各处的官制简章，现将职责简述如下：
国务院印铸局：“专职承造官用文书、票券、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刊刻政府公报、法令全书、官版书籍。”
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纂辑民国史和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历史的一切材料。”
河北省通志馆：“向各地征集志料，编纂《河北省通志稿》，并要求各地编纂志书。”
担任过这三处的长官，能堪比古代的史官了。具体而言，瞿宣颖从史料的采集、编辑、教学，到校订、出版，都亲自干过，都管理过。
身为史官，为国存史；私人治学，为家存史。他在《南开大学周刊》1 9 2 8 年1 1 月2 6 日第7 2 期， 发表了《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提出：“著者在近六七年间，着手搜辑旧京史料。除自著短篇《北京建置谈荟》以外，都以资料浩繁，不暇整理，不敢轻言成书……其时得有官厅的助力，颇得许多珍贵的资料，预计一年以后妥可有一部极翔实的新著问世。然而，政府长官更迭，原议停顿，此种私愿也无从实现了。”可见他参考工作中的史料来治学，用私人治学来补官方之缺，并希望人人都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可惜此处所指的那部“极翔实的新著”则无从问世了。
他认为：吾国人于字画则知珍重，于史料则不甚顾惜，其毁于无知者之手盖不知若干矣。
而在《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中，他说：我们所注意的不单是古代的历史，更要注意现代的历史，并且要准备未来的历史。
何以是“未来的历史”呢？他在1945年所写有关《中和》月刊的《五年之回顾》：“诚以人事靡常，零篇坠简，一旦澌灭，良可痛惜。得一刊物为之传载，即不啻多写副本，或幸如羊祜之碑，一沉汉水，一置岘首，终有一传耳。”而与此观念不大相同的，是与他的三代世交陈寅恪。陈寅恪始终不研究近代史，直至晚年，才在已部分散佚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谈一点家事。
与此相符的， 是瞿宣颖热心于参与各种学术组织。七七事变以后， 北京古学院成立于北海的团城，于1946年8月裁撤。由江朝宗担任院长、张燕卿担任副院长，瞿宣颖与吴廷燮、叶尔衡、田步蟾、周肇祥、王养怡、胡钧、郭则濂等为常务，所参与者皆为一时名士。学院创办了《古学丛刊》《课艺汇选》，仍旧使用文言文，每一期都请人题写刊名。瞿宣颖从第一至五期，连续在其中的《文录》栏目发表文章，并且参与搜集了众多前人未刊的书稿，由郭则澐编印了《敬跻堂丛书》。
他对官方的学术机构尽职尽责，且有着很强的期待。
在《文化机关的责任》一文中写道，“凡是负责经营文化事业的人”，应该“竭力发挥所谓为学术求学术的精神”，“因为我们的事业实在是国家复兴的基础”。
爱它就为它编方志当时热爱北平的文人大有人在，而瞿宣颖的热爱远不止写几篇旧京梦华录，而是把职业前途都用在热爱上。鉴于北平历代方志都不够完备，应该编纂一部当下的志书。他想给北京做地方志。他在《国史与地方史》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固然要一部极好的国史，尤其先要有几部极好的地方史。”地方史不仅作为乡土教材培养人们热爱家乡，更是国史的一部分，爱乡便是爱国。
而他与此相关的职位， 是在天津担任河北省通志馆馆长，主持编纂《河北通志稿》，并就编纂事宜与王重民、傅振伦等学者通信。也曾担任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专任委员， 负责上海通志馆的筹备。就私人治学上，他在天津方志收藏家任凤苞的天春园中饱览上千部方志，著有《方志考稿》《志例丛话》等。不论是风俗制度史还是方志学，都埋藏治掌故学的重要史料。这些，都是他为北平编纂史志的准备。
而具体工作，他是先后两次通过不同的学术机构，以及他在机构中担任的职位来实行的。
1929年9月，国民党元老李煜瀛（李石曾）倡议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这是个相当于“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机构，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北平研究院下分若干研究会，也有院士制度，叫作“会员”，一共有90位。瞿宣颖是史学研究会会员之一，地点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史学研究会有众多学术项目，首当其冲者是编纂《北平志》，为此还创办了《北平》杂志。
也许是学术带来的兴奋，瞿宣颖率先拿出了《北平志编纂通例》《北平志编纂要点》，列出《北平志》要分为六略：一、《疆理略》；二、《营建略》；三、《经政略》；四、民物志；五、《风俗略》；六《文献志》，算是定了个体例的初稿。又干脆自己编了本《北平史表长编》， 都发表在《北平》杂志上。但这部《长编》限于写作条件，他并不满意，也曾受到过其他学者的议论，晚年时还对弟子俞汝捷谈起过，很遗憾没有再版修订的机会了。后来因为抗战，《北平志》的编纂工作被迫停止了。《北平》杂志只出版了两期。
另一次是到了1940年代，由民国时清史馆总纂吴廷燮主持编纂《北京市志稿》。这部大书共有400万字，直至1998年才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一次瞿宣颖担任分纂，亲自编纂《北京市志稿》的《前事志》，“采用编年体，为上古至民国二十七年的北京大事记”。《前事志》原八卷，可惜如今仅存《清上》一卷了。
此时北洋政府的各大机构，官员工资并不低，公务相对清闲，不少人再兼几个闲差，或到大学里教书，有的月收入能达上千元。鲁迅、胡适等人都买得起房子，以保证学术和生活的体面。而街面上的警察或“骆驼祥子”月薪6元，租一套十几间房的三进四合院不过几十元，而全买下来需要近千元。此时的北平有古典的遗韵尚无现代化的破坏，有南方的秀丽且有北方的壮美，有皇城府邸的尊贵又有市井小民的窃喜；有廉价的饭食书籍，尚无过多的机构冗员。瞿宣颖的生活，理应十分滋润。
然而，这位史官的居京生活是朴实的。父亲瞿鸿禨不大爱吃肉，多以素食为主，瞿宣颖也受此影响，并不是位老饕。他懂美食和生活品质，作有《北平历史上之酒楼广和居》《北京味儿》等文，不论是写涮羊肉还是谭家菜的鱼翅，皆得其中三昧（当然现在不该吃鱼翅了）。但他并没有过分追求，只是从小生活水平较高。他笔下的北平，是“面食与蔬菜随处可买，几个铜子的烧饼、小米稀饭、一小碟酱萝卜，既适口又卫生……蓝布大褂上街，是绝不至于遭白眼的。”至于梨园鼓吹、斗鸡走狗、声色犬马，则没什么兴趣。他写过篇《记城南》，但他不热衷于逛天桥看打把式卖艺。诚然，平民娱乐也绝非低人一等，能如王世襄写架鹰、唐鲁孙写美食、张次溪写梨园、连阔如写江湖买卖道儿上“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的人更为金贵。瞿宣颖并非不懂这些，也偶尔会谈及一点，但学术兴趣并不在此。这一点上他很像周作人，仅以故纸堆自娱。
因此瞿宣颖的掌故不集中在吃喝玩乐、风土人情，而是将历史事件、历代典章信手拈来，本质上是在写政治制度和风度制度；更本质上，则是他史学研究和编方志的副产品。
今人的“豆腐块”味道不如前人，是因为只有副产品，而缺少治学的主干。
文/侯磊
（本文节选自《北京纪事》9月刊《一位百年前“史官”的居京日常》，欲览全文，欢迎购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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