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周年祭
何晓群
这几年我写过纪念父亲，缅怀大姐，悼念乡党朋友的文章，但每当拿起笔想写一篇怀念母亲的文字时，许多亲历的往事和母亲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令我这个没出息的“念书人”，黯然垂泪，不能自已。
母亲离开我们都十年了，良心责备我必须写一篇缅怀母亲的文字了。
我的母亲1927年农历三月初六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013年8月30日仙逝，享年87岁。这些年，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俺妈，总觉得妈妈仍然健在，还忙着她自己每天要干的事情，忙厨房，做针线，或一字一句、结结巴巴念她的圣经，操着我们大小的心。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母亲嫁到我家，伺候公婆，相夫教子，成了家里的主角。
我父母之间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真可谓天壤之别，一个是成果颇丰的先秦两汉知名学者，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一个在西安城里的大学教书，一个靠丈夫每月给的二三十块钱，在地处少陵塬的贫瘠乡村挣工分，挣扎着养活我们姊妹五人。
这些年，无论是父亲的同事和学生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乎一致认为，没有我这个文盲母亲对父亲的辅佐，就没有父亲在史学和书画方面的成就！
没有母亲对我们的爱和教诲就没有我们这个书香之家。
我对母亲最早影影绰绰的记忆应该是大跃进年代。时而大炼钢铁，时而挖渠修库。那几年记忆较深的应该是人民公社食堂化。有段时间，妈妈腿上生疮，久治不愈，妈妈拄个喂火炕的咔杈棍子一瘸一拐地每天像乞丐一样带我们姊妹几个去集体食堂吃饭。
在那个吃糠咽菜的岁月，饥饿能把人逼疯。什么榆树皮，树叶子，苞谷轴子，苞谷壳壳洗淀粉等都是人们难得的吃食。多年来，村里人常说着我们那里有个叫“马驹子”的孤儿吃了糠面馍多日拉不下，嗷嗷哭叫，大人用大铜锁的大钥匙掏屁股眼的故事。
过了几年，好像是为了管理方便，集体食堂进一步分小，俺队的食堂设在俺家斜对面崇娃哥家，常常快开饭时，我两岁多营养不良的黄头发妹妹高兴地欢蹦乱跳，拿个比她头还大的饭盆就去排队，有大人爱逗她，常问：黄毛，今天是啥饭？妹妹总是喃喃地说：苞谷嘟嘟下红芋。实际就是苞谷糁糁煮红薯蛋蛋子。由于妹妹爱吃苞谷嘟嘟下红芋，大人们常逗她玩，说妹妹是山里人，要把妹妹送回山里换红芋，“你们山里红芋多，你也能放开吃”！妹妹当真，抱着俺妈腿，惊恐地瞪着眼睛流着泪就怕真的把她送到山里。连我多年都以为妹妹真是山里头娃。
大概是61年后，人民公社结束了实在难以为继的集体食堂。有天，我因多日没吃过馍，实在饿的不行，我向妈要糠面（碾过谷子留下小米以外的细谷糠）饦饦馍，我知道我家不可能有比糠面再好的面做馍馍，谁知连糠面也没有！我妈难过地搂着我和姐妹几个大哭一场，哭诉着说给俺娃连糠面饦饦都没得吃。这事，至今我记忆犹新，后来日子好了，每当说起此事一家人都泪流满面。
我妈个子不高，但长的结实，既能吃苦，又精明手巧，生产队的活，我妈几乎样样能干。我妈干活麻利！经常收工后，回家三锤两棒做好饭，克里马擦吃完饭，洗完锅，喂过猪，有的人还正在吃，我妈已在门前树下等着出工呢！尽管一年到头母亲累死累活，挣的工分通常是全队女劳第一，但在那个天灾人祸的年代，我们家年年都欠生产队不少口粮钱。时至今日，我脑海里还清晰地记着生产队有几次分口粮，由于我家没有及时缴上欠款，受辱的母亲拿着装粮的空口袋，满脸失望，难过地抹着泪水回家。
记得小时候十月种麦时节也会有几天愉悦时刻。晚上大人夜战拽播种机，为鼓励夜战，生产队会把红芋、萝卜、嫩苞谷蛋蛋放些盐，没有一丁点油煮上一大锅，收工时每人一碗，饿着肚子的妈妈舍不得吃，想着家里还有几张饥饿的大嘴趴在被窝里等着呢。这些年，有时在媒体上看到小鸟在巢穴张着嘴急切地等鸟妈喂食，我总会十分伤感，我们那会儿不就是这样的情景？
母亲当过多年生产队妇女队长。早上生产队的上工铃多数是我妈打。队长说：六婶，你瞌睡少，天快亮时你给咱敲上工铃。妈妈冬天趁麦田晚上冻着，半夜起来给地里推粪，我妈常常打铃前已给地里推了两趟。我十三四岁时，冬天给麦地送粪常常给我妈拽车，由于缺乏营养，有次我竟然晕倒在地里！
在我们队，几乎家家的红白喜事我妈都像个主角，领着大伙干这干那。
村子里诸如集体盖房这样的大工程，几十人的饭，多数时候都是我妈任主厨，人们放心我妈不会多吃，更不会往回偷！加之蒸馍施碱可是个技术活，一般人拿不准量，蒸出的馍不是黄了就是酸了，可俺妈蒸出几十人吃的一大锅杠子馍总是白胖胖、香喷喷。
母亲明事理，肯助人，就做布鞋上鞋帮这等小事，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生产队我妈给家家都做过。一般人拿不准，上不正！我小时候常常听到的话是：六婶，给咱娃晚上上双鞋，娃明要穿走亲戚去！
饥饿，是我这一代人童年最深的记忆。二三月青黄不接，饿的人头昏眼花，大家流行晚上得空去偷邻村生产队的嫩苜蓿，回家充饥吃，我妈从不让我们去，她也从不参与此事。
在我们村，那时候有粗粮能吃饱就是好日子了，我们家每年要买大半年的黑市粮，我父亲每月给妈妈的二三拾块钱就由母亲跟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打交道换成苞谷。几乎每顿饭吃的苞谷糁子我都难以下咽，妈妈为了哄我们姊妹下饭，每年入冬时节，都会窝一大瓮萝卜缨子、白菜帮帮子浆水菜，供我们吃上半年。妹妹经常玩饿了，回家自己切半碗浆水菜，开水一冲，吃得美滋滋，暖洋洋。有的家里，由于种种原因，常常连浆水菜也没有，我队里插队的知青和斜对门百让就在饭时常端碗苞谷糁子到我家夹浆水菜。我养成了爱吃家乡浆水菜的嗜好，至今一有机会，我都会从俺村当年相好家里拿些浆水菜进京。
我大概8岁那年，偷摘了羊巷子“人样子”家的一个石榴回去炫耀，被妈痛打一顿。我家后院东林家紧挨我家后院破矮墙，有桃有杏有石榴，几乎唾（tuo）手可得，成熟季节让人垂涎三尺，但一想到摘 “人样子”家石榴挨过打，让我不敢有非分之想。我家院子几乎没有什么果树，六十年代初我妈亲手给我们栽了五队导合她奶挖给我们的一棵柿子树，在那个艰难困苦的童年，盼望柿子成熟是我们姊妹几个的幸福念想。现在盖了新房，院子不大，柿树影响停车，多少人看了都说把这柿树伐了，我们姊妹坚持保护这棵柿树。一般人哪里知道，对于我们，见到此树，想起妈妈！现在我家院子的那棵柿子树是妈妈唯一的留存，已被我们挂牌保护。
我们家姊妹几个全是家懒外勤，上学时，学校布置的收鸡蛋、捐粮草、用架子车等任务，妈妈都是尽着我们不打折扣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黄干腊瘦，六年级毕业体检，我连毛带屎才26公斤。妈知道我身体虚弱，需要营养，妈妈心疼我，一天，妈领我上引镇集，破天荒地在唯一的国营食堂2毛5分钱买了一老碗红肉泡馍，妈不吃，说她不饿，我高兴地得意忘形，狼呑虎咽，吃的满头大汗，妈高兴地看着我吃，我也没心让妈吃几口，现在想起，我后悔我那时咋那么不懂事，没良心，直到自己吃撑剩了几口汤才给妈吃，但妈正喝我剩的一点汤时，我眼前一黑，晕倒在地，我妈赶紧跟几个好心人把我抱进离食堂不远的引镇医院，还没等医生打针用药我醒来啦，医生说我，这娃身体太虚弱，吃饭太猛太快，出汗太多，把娃吃虚脱咧！没啥大事！妈妈后来老说这事把她能吓死了。
1974年我在俺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六月的一天在家吃完午饭，正准备去学校上课，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马上就有大雨，俺妈为了让我不耽误给娃们上课，她独自一人上梯子苫准备盖房用的胡基，结果从梯子上摔下，手腕骨折了，几个月的时间还一只手干这干那。我那个时候也只是略感自责。
妈妈自然疼爱我们，可动手打我们也是常事。我们在外跟人打了架，吓吓磕磕回到家，妈知道了，回来总是先饱打自己家娃一顿。妈忙，妈性子急，没那么多闲功夫给我们讲一堆道理。我妈爱我们姊妹，但从不袒护我们，我们姊妹五个都被妈揍过多次。这多年常有外人说我父母教子有方，俺兄弟常说，有啥子良方，我们都是俺妈打出来的！
记得妈打我最狠的起码有三回。一是上小学第二天我就哭闹着不愿再去上学；二是因我十岁左右和几个小伙伴学着大人抽旱烟，竞然把我抽醉咧；当然，让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因“文革”初我带头写了北留村乃至留村公社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夏天，久等不到小升初考试，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升学念书的梦想破灭了。父亲就带我去他们陕西师范大学玩了几天。我过去来过多次，可这次让我小小心灵有了震撼，学校整天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到处是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我看父亲每天闷闷不乐，我也不知道父亲有什么心事，我更毫无关心父亲的意识，整天兴奋地跑到校园看大学生们贴的大字报，还看着刘烂桃（刘澜涛（西北局书记））、喝屎脸（霍士廉（陕西省委书记））被拳头砸，被笔戳的漫画，我甚至有些开心，更有些冲动。过了几天回到北留村家里，我给安民、养品、亚南等五六个同伴开会，说现在毛主席号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伙伴们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啥意思，我说就是把现在的当官的、掌权的统统打倒，再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咱村最大的官就是党支部书记何耀亭，咱几个跟他长娃打捶，他回来骂我们是啥少年先锋队队员，跟国民党一样，一个个像土匪。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党支部书记竟然骂我们是土匪，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城里头写大字报把这伙人都打倒了。伙伴们一听来了劲，说那你领着咱们也写大字报，打倒他！我写好草稿一念，大家都说美！然后，从我家拿了几张旧《光明日报》，拿着毛笔和墨，跑到李亚楠他家后院的大核桃树下，趴在土坎坎上，我写下“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耀亭！！！”的大字报题目，一共写了四张大报纸，最后落款写的是新华大队第十一生产小队文革小组。养品在涝池边皂角树上折了些皂角刺，我们把大字报用刺订在了俺村中街最繁华的商店十字路口的公厕土墙上。过路人看着，议论着，甚至夸赞着。我和几个伙伴在离大字报十多米处暗暗窃喜。
太阳落山了，我妈他们收工了，我妈不识字，听人说了大字报的事，并听说是我写的，我妈恼怒冲天，又气又怕，让俺姐叫我回家，这时我已感不妙，战战兢兢一回到家，妈就关上门，上上门滑子，操起笤帚，声嘶力竭，一顿猛抽，让我跪在地上交待是谁让写的，我说是毛主席让大家写的，城里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师大校园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妈不信这话，说：毛主席给你说咧？！妈哭一阵，打我一阵，我一阵哭嚎，一阵装死，一阵交待，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妈知道这（柳式地）闯了祸，一是人家何耀亭本来也不错，你小孩子懂个屁，还写什么大字报要炮轰人家，二是伤了邻里乡党的感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痛打一顿后命令我必须去撕掉大字报。夜深了，我硬着头皮流着泪，偷偷地去撕下那几大张旧报纸写的大字报，把那东西揉成一团塞到水茅化公厕的蹲位里。为了能把我自己酿成的这祸害让人们完全忘记、彻底消失，明天起再无人议论，或者说营造出根本就没发生过此事的样子，我清楚地记得我还扶着脏兮兮的厕所破墙，用脚蹬了蹬蹲位坑里那一大团烂报纸，算是补了一脚，才稍算放心。
村里人和党支书何耀亭真是高风亮节，不计前嫌，在以后的考学、就业等方面他们并没有为难我这个傻小子。可这件事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直到现在动不动在梦里重演、哭醒。我那时才刚刚12岁！
母亲平日里乐观开朗，爱说爱笑，但妈妈也有委屈伤心时，我就记得有那么几回，她一个人跑到祖坟上或后院里扯着嗓子，用撕心裂肺般地痛哭一场来排解自己的苦闷。
母亲勤俭持家，一贯节俭，尽管我们姊妹几个经常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但总是干干净净，不失体面。母亲朌望着我早点结婚成家，用她给我多年积攒的上等棉花，早就缝好了两床被子。1981年元旦我结婚前夕，当时我工作的单位陕西财经学院事务处的王师傅开着小三轮摩托车帮我去老家拉棉被，师傅看到穷乡僻壤的村里我们家的三间破厦房，在院子走了几圈，连连摇头，不解地说，就这破屋咋还出了几个大学教授？！这时妈妈的欣慰之情难以言表。
改革开放，解决知识分子两地分居，1982年母亲户口转进城里，父亲在学校也分上了单元套房，父亲依然是专注他的事业，母亲从干农活的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全权操持家里一切。父亲有了老伴伺候，心情更好，成果颇丰，父亲也学会了关心老伴，嘘寒问暖，竟也常常操心着给老伴看病，孙子有空时老俩口还与孙子们一起打扑克，玩起“争上游”。老俩口后半生真可谓相濡以沫，幸福满满。
父亲在大学里从事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主攻先秦两汉。父亲由于从小受他外祖父清未秀才董辅臣的偏爱和影响，酷爱书画，擅长书法，行、草、隶、篆、楷样样都能来几下，好多寺庙和场馆都有父亲的书法雕刻。二十年前，在北京及陕西的多次笔会，都被人围着，求字人络绎不绝，常常连吃饭都顾不上。
俺妈虽不识字，但性格开朗，不失幽默。有谁求字，母亲就让我爸赶紧给写，嘴里嘟囔着问我爸，说：写咧么？还沒写，快写！把你就会写几个烂字么，还会干个啥，麻的哟，我要会写早都写了！慢慢，人们都知道向何教授求字，还不如向何嫂要来的快。
父亲是个书呆子，在母亲眼里父亲除了写字啥都不会。的确，父亲姊妹六个，他的前边有五个姐姐，所以家里这个有传宗接代重任的唯一宝贝，从小被娇生惯养，不理家务，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几十年如一日不是看书就是写字。真可谓俺弟晓毅在父亲谢世后撰联所及：
憨訥愚靜嗜眠好辣啥啥都不會
書畫文章說秦論漢樣樣卻精通
平日里，父亲看书写字，母亲总是在一旁做着针线。有时父亲伏案书法，母亲研墨、抻（Chen）纸，配合默契。父亲也多次开玩笑说：你咋笨很，你跟我这些年，成天看我写字，都没学会写，你会咧，谁让我写，你就给他写咧！
妈说：我在会写咧，把你早就饿死咧！
为给人写字老俩口也偶有矛盾。本世纪初，有年暑假，有说自己是从三原县来的一对农民夫妇，一大早抱了一捆纸，提着一盒水晶饼来家里求父亲写字，我上午进城办事，傍晚回到家里父亲还在给客人写，父亲写了一整天，饭都顾不上吃，母亲心疼父亲，第一次为写字闹起别扭，令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
母亲进城不久，就被基督教铁杆信徒刘妈结了果子，母亲对主绝对虔诚，俺妈每次礼拜聚会都会慷慨相助，我们知道妈妈把我们给她的钱大都捐了，但是妈妈高兴我们就高兴！
别看俺妈不识字却请了两寸厚的大块头圣经和赞美词，甚至命令式地要求父亲每天给她教一段。常常她还没学会，我不到两岁的女儿就背的滚瓜烂熟，每当听到小孩子背诵着这些天国、耶稣主呀等，我和夫人心里还有些（瘆得慌）发毛。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来北京我这里小住，甚至到日本工作的弟弟那里去的几次都念念不忘带着她的大部头圣经，我们姊妹几个总会与母亲开着玩笑说，西安的馮教授应邀去北京、日本讲圣经，老太婆知道儿女们开她的玩笑，就打趣说不让我讲圣经，八抬大轿请我还不去呢！
我和俺弟都在外地工作，我多年一放假就往西安跑，弟弟说在国外，并不比我回的少，也是一有机会就往回跑。无论白天还是晚饭后，我们总有些事要外出，每每当我们出了陕西师大34楼一单元楼门数步，这时俺妈都会把头伸出窗外，看着我们喊声——早些回来噢!我和俺弟都会会心一笑，回声——噢!
读者可能想不到，我这个文盲母亲还会接生！当年在农村，我家的乡邻们一旦有临近生产的孕妇，就会提前给我妈打招呼，母亲总是爽快答应，到时三更半夜操劳一番，婴儿啼哭，产妇高兴，从未失手。82年母亲户口进城不久，住在陕西师大的第19筒子楼，偶遇数学系的一个“任”姓靑年教师妻子小产，来不及去医院，任老师束手无策，时间就是生命！刻不容缓，义不容辞，我妈就去接生，有惊无险，母子平安！
妈妈在家乡人缘好，威望高。我妈进城后常回农村老家看望当年一起劳动的姊妹们，每次饭时都是好几家抢着拉俺妈吃饭。妈妈每次不忘买些糖果散给碎娃们，现在我们回到老家，还有三四十岁的人说起当年“六太”给他们吃糖、分果的美好记忆。
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嘴里常常念叨“人人都是人，人人都可怜”。
我妈这样的文盲咋能总结出如此富有哲理的精辟说词，揭示了人生在世的真谛，这么直白，这么简单，这么深刻！
现在想来这是磨砺了八十多年的老人一生酸甜苦辣的生活感悟。想想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穷困潦倒，什么荣华富贵，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生来都应平等，人人都是人，互相尊重，不可互欺。
谁人不遇难言事，谁家富贵到永远?
家家都有难念经，人人都有可怜时!
可不是吗？!
母亲说来也算个有福人，50岁前吃尽了苦头，后来随着我们姊妹几个参加工作和母亲户口进城，母亲俨然成了一个有福的老太太，不仅吃喝不愁，烦心不操，北京、上海、大阪、东京也都曾是妈妈的打卡地！
妈妈！这十年来，我和妹妹已光荣退休，父亲已离开我们陪您去了，您的几个孙子都学业有成，结婚成家。我和您的儿媳养了孙女为我们生的两个外孙，聪明可爱，我们每天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
妈妈！安息吧！
您的大儿 晓群
初稿写于2023年2月5日
修改于2023年2月20日
作者简介：何晓群，男，西安市长安区引镇北留村人。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9月退休，现为安康学院学科首席专家。1998—2007年度曾为教育部本科合格评价和水平评估专家组成员。曾在国外多个大学访学。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多元分析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数学会均匀设计分会常务理事。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及企业横向课题研究，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个人信用评级的统计建模与应用” 和教育部重大项目“企业信用评级模型研究与应用评价”。发表论文130余篇。获省部级政府奖励七项，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2003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六西格玛管理主讲嘉宾。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光明日报、中国税务报、中国质量报、中国航空报等媒体采访。受近百家中外大公司邀请参与企业内训和项目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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