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咸阳东汉墓
出土铜佛的年代分析
作者阳新
古代造像艺术研究与收藏者，专注于佛像艺术鉴定与辨伪
2021年5月份，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成任村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在M3015墓室内出土了2尊金铜佛像。这两件佛像，一件是独立的站像，另一件是五尊跏趺坐佛，被认为是东汉晚期遗物。近期引起学界内外的一致热议，不吝用许多重磅词汇来形容此次的发现，若确如结果那样，其意义显然要更为深远。但根据经验来看，其年代判定或许还可以再商榷，是否一定是汉代的遗物？我认为还有合理讨论的空间。此前在微博简单的表达了我的观点，此篇算是做一个较为详细的整理与分析。
咸阳出土的铜佛立像
咸阳出土的五尊像
时代就像一个大染缸，任何一件文物，一定带有这个染缸中的色彩，其时代特征并不会独立成章，而是与整个时代息息相关。
当我们在讨论一件东西的年代定位时，一定会把这件东西与同时代的其他东西相对较，相互印证，在不断比较与甄别中得出结论，它一定是逐渐精确化的过程，并不会含糊。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一个时代的器物其气息与外在的特征一定处在某一个框架内，虽然这框架一定带有弹性的边界，无法做到十分精确，但这是通过众多同类器物总结出来且准确有效的框架。
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看似多元与开放，若再过30年，回头再看，你总能发现它的局限：观念，审美认知的局限等等，就像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家庭装饰风格、人们的服装、谈论的话题都不一样。
所以很多文物即使没有明确年款，没有考古出处，我们也能根据这个框架去判断它的年代，而这个框架是建立在古代文物大数据的基础上，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就像30年前的人们无法拥有我们今天的思维习惯一样。
关于判别年代的经验和方法在《梵物志》那本书中有详细的叙述，此篇不再去重复。
一：汉代佛造像的基本框架这两件铜佛既然被定为东汉，那我们当然要知晓东汉佛造像的概念，以及关于宗教、本土信仰、文化习惯、墓葬器物特征等相关背景。尽管汉代的佛造像例证并不多，但已有较为细致的研究，比如金申、何志国、陈大葱等都有过专论，我看过这些文章，十分详实，脉络梳理得很清晰，此文不再去赘述细枝末节，而是从造型的角度出发，总结出一个基本的框架。
目前来看，汉代的佛像多分布在西南地区，以长江流域为主线，巴蜀地区有较多的遗存，基本上是在墓葬中，有的是陶佛座、有的是在青铜摇钱树上、有的是在墓葬建筑构件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件摇钱树铜佛其陶佛座上刻有延光四年年款（125年），这也是已知有最早纪年的佛像。
延光四年陶佛座与铜佛像
尽管这些佛像并不是在同一个区域出现，但几乎都有一些共同点：比如没有完全的独立件，都是作为附属存在 ，有较为明显的犍陀罗的影子；比如通肩大衣、束发、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造型拙朴，比例并不协调，从细节可以窥见整个时代对于佛教的概念是朦胧的，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
外来的宗教进入本土，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存与融合，附载于本土文化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如汤用彤先生说：“汉代佛教附庸方术，魏晋释子，雅尚老庄”。汉地根深蒂固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对于经文的传播以及佛像的样式都会产生影响。佛像的初级阶段出现在摇钱树（神树）上，有的还替代了西王母的位置，成为升仙思想的一部分，表现为一种符号感，所以这个时候的佛像几乎都没有独立成件，不作为主体供奉，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但南北朝至以后的朝代绝少会把佛像作为墓葬，因为那时候它已具有独立的、明确的佛教含义。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文物的形态一定是在反映文物背后的时代性格。就像汉代玄幻抽象的云气纹到了唐代就已经非常世俗化，具体化，形态也丰富了许多，这是一个从虚空到落地的过程。
东汉昭通陶佛
四川乐山麻浩墓中的东汉佛像
彭山汉墓出土的陶佛座
如果同时代中每一件同类型的文物都是一个点，那么把这些点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框架。
通过这些汉代佛像实物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汉代佛像的基本概念，在造型上可反映为：非主体，通肩式服饰、形体扁平，束发（未有磨光），工艺粗简。
二：比对咸阳出土的这两件铜像，尤其是那件足踏莲台的佛立像，请注意它的莲花台座是完整的，表明它是一件独立供奉的站像，身后有一个插榫，用于连接背光。而另外那件五尊像是残损的，目前不确定原本是否是五尊还是七佛的组合，虽然面目模糊，服饰风格无法辨认，但仍可以清晰的看到呈禅定坐姿，有头光和身光，以及边缘的阴刻线纹样，这些特征不由得让人想到炳灵寺169窟的西秦佛像，以及北凉石塔上的坐佛，总体的气息十分接近。
这两尊造像其比例已较为协调，磨光式肉髻，开相圆满，五官挺拔，身形饱满，无论从时代气息还是细节的塑造都与汉代佛像存在较大的差距，倒是与十六国时期的佛像样式非常相似，所以应该要考虑到它们为十六国佛像的可能性。
比对佛像的时代特征，并不是简单的看看服饰像不像，看看工艺同不同，它当然是一个严谨的综合考量过程，两者服饰相像也并不代表年代就一致，服饰不同也并不表示年代就一定不同。比如这种通肩大衣，从汉代一直到唐宋都在流行，磨光发髻也一直流行到唐代，但为何会把这两件铜佛定位在十六国这个时间段，而不是汉代，也不是北魏早期，这是一个多方比对的结果。
每一个时代的工匠对形体的理解不同，比如北魏与北齐间隔短短十六年时间，即使是同一款衣服，形体结构就有显著的差别，气质也完全不同，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来。
不同朝代的通肩式大衣
这件立像虽然是犍陀罗的影响，但并不是很典型的犍陀罗的开相，就像诸多十六国时期的佛像一样，它是被本土改造过一段时间的脸型，而且正像检测出来的结果一样，确实是本土铸造，而不是纯正的犍陀罗造像。说到磨光发髻，这种发式也是十六国时期开始出现，与汉代佛像的束发大不一样。身形比例较为匀称，与已知汉代那种拙朴的佛像造型完全不同。
西安市出土的十六国金铜佛
法常造金铜佛
建武四年佛坐像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十六国佛像
甘肃泾川县玉都乡出土的十六国佛像
原日本新田市收藏的十六国佛像
十六国时期的佛像有些是具有明确年款的，所以我们才得以建立起准确的关于十六国佛像的框架，较多的磨光式发髻，多为通肩式衣服，它们与汉代佛像那种初级阶段不同，已经有成熟的塑造技巧，有较为完备的关于一整套佛像的组装方法，比如华盖，狮子座，背光等等。
此次咸阳出土的这件立佛就完全符合十六国时期的样式特征。
头部造型的比对
整体造型样式比对
坐佛五尊像与炳灵寺以及高善穆石塔做比对
另外，应该要注意到一件来自于《中国以及中亚早期佛教艺术》一书中的十六国铜立像。此书以丝绸之路为主线，非常详细地梳理并比对了印度与中国早期佛造像的样式变化，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的经典。这件铜佛立像在第二卷五胡十六国时期，并与斯瓦特四世纪佛立像做了比较。
这件铜立像显然与咸阳出土的造像属于同一个体系，二者也具有极高的相似度，所以对于咸阳出土的铜佛像年代有参照意义，如下图所示。
《中国以及中亚早期佛教艺术研究》第二卷中的资料
二者具有极高的相似度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重要细节：足下的莲花。
花瓣中间起一道线直达花瓣尖，像菩提树叶子状，这种特殊的造型在汉代以及两晋时期均未出现，在之后的朝代也罕有见到，只有在十六国时期才出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十分一致，可参考甘肃泾川县玉都乡出土的十六国金铜佛的背光莲花。
与玉都乡出土的十六国金铜佛莲花对照
关于背后组装结构的比较
三：无独有偶
晚期文物进入早期地层，或者早期文物混入晚期地层的情况并不鲜见。
原因是多样的，比如后代迁坟，比如在早期葬遗址附近又建造了寺庙，比如盗掘等等，后人只能去推测，历史的真相如何，已无从得知，但不能因为没有合理的解释就由此否认十六国时期的佛像混入汉墓的可能性。
无独有偶，1955 年石家庄市东郊北宋村发掘了两座东汉晚期墓，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两件金铜佛像，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被学术引用的“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十六国时期金铜佛”。两件都是跏趺坐佛，其中一件是带有华盖的完整的一套，具有十分明显的十六国样式，但当时考古报告上对这种不太符合常识认知的文物没有立即下结论，原文为：“从距地面1米高的乱砖中出土鎏金佛及铜佛各一躯，佛座一、鎏金背光一，是否为墓中原物已难确定…”。
石家庄北宋村汉墓出土文物的详细资料
石家庄北宋村汉墓出土文物的详细资料
石家庄北宋村汉墓出土的十六国佛像-河北博物院藏
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十六国佛像与咸阳出土的佛像莲花造型比对
四：综述
就物论物，咸阳成任村汉墓出土的铜佛像各方面都在十六国佛像体系中，难以跨过三国两晋直达汉代，它们是十六国佛像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东汉。
这两件铜像出自汉墓，这是目前铁定的事实，一般来说，没有人会质疑考古出土文物的年代，但超过已形成准确认知的文物则需要谨慎去求证。
按照相关文章说“把独立佛像出现的时间往前提了将近200年”也就等于把十六国时期的佛像判断体系往前拉了200年，结果会是：很多同类型已被断定为十六国时期的佛像其年代都要往前推，都可能会被归为汉代，这将是灾难性的，后续要面对的混乱更麻烦。而且，将近200年时间里，服饰、器物、美学，文化习惯等等都发生了变化，唯独佛像样式没有什么变化，这种结论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关于此次的考古发现，事实上在新闻通报当天就已经引起了各方的议论，持谨慎态度的不乏业内专家与老前辈，私下交流甚多，总在谈及墓葬的实际情况，是否有后期混入等等。我相信无论是确定派还是存疑派，讨论的本质都是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站在求真的角度，也期待以后能有更为详尽的考证和资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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